5月19日下午，新史学系列讲座第12期有幸邀请到了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所研究员彭小研先生.彭先生多年来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在对跨文化的问题有深入的思考和看法，此次演讲，她给在座师生做了题为“何谓跨文化情境？——张竞生与人生观论述”的报告。讲座由杨念群教授主持。

彭先生以张竞生于1925年写成的《美的人生观》为引开始讲座。在书中，张竞生认为自己的人生观是既不偏离科学又不偏离哲学的综合人生观。张的这一说法自然是与当时科学与玄学之争的背景密切相关，但是其所表达的观点透出的意涵可能并非至此背景就结束。比如张竞生在此书中，经常有一些名言警句式的表达，如“生命是一条长河，所有的支流汇聚成一条巨大的河流”，“生命的能力长存，不增也不减”。这些表述背后有着更深远的跨文化背景，其人生观论述可以串联德、法、日、中的跨文化思潮。

随后，彭先生追踪了张竞生的人生观来源。毫无疑义，张竞生的观点直接植根于当时的科学、玄学之争。尤其是，此次争论中的梁启超、张君劢的一些说法影响到了张竞生，而梁启超与张君劢的想法，却与德国生命哲学家沃伊铿有着很深的渊源，梁启超与张君劢都认识沃伊铿，与他讨论过中西哲学问题，张君劢还与沃伊铿合著《中国与欧洲的人生问题》。一战的爆发和灾难，使得欧洲思想家开始反思其原因。沃伊铿认为其原因是启蒙运动的理性思考和极端个人主义的爆发，因而提倡从生命出发而不是理性出发来重新构筑哲学的基础。在这一构建过程中，沃伊铿通过与梁启超和张君劢的对话，通过与张君劢合写著作，他发现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尤其是儒家的中庸之道和现实逻辑非常有助于他建立以生命为基础的哲学。而沃伊铿又与法国的哲学家伯格森有着密切的来往，柏格森把沃伊铿的著作介绍到了法国世界。这是张竞生的人生观观点与德、法生命哲学传统的关系。而在日本，沃伊铿的著作被安部能成翻译，沃伊铿为翻译本作了序，对东方关注精神运动、共同参与讨论非常高兴。安部能成在翻译过程中创造了人生观一词，该词辗转至中国被中国知识分子广泛使用，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张君劢早期对沃伊铿的思想介绍时使用生活哲学一词，但是在1923年之后，基本上采取了人生观这一译法，实际上是其留学日本时加以借用而来。

所以，关于人生观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跨国性的文化互动。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可能并不是简单的理论旅行问题。彭先生认为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应该超越后殖民主义的框架，在刘禾先生的跨语际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概念跨文化实践。这种跨文化实践并不仅仅是展现一种权利斗争、强国与弱国的宰制与被宰制的关系，而是一种更具开放性的对话。它可能跨越国界、性别、精英/通俗、古典/现代、人文/科学、国内/国外、自我/他者的界分，并从这种跨文化过程中看到主体呈现出一种流动性特质。

讲座结束后，彭先生与在座师生就跨文化中的主体流动性、主体的选择性、跨文化情境对媒体传播领域的启示、跨文化情境中传统的积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文：清风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