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彬（1936-2000），曾用笔名江宁、梁焰，清史研究所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生于1936年，江苏句容人，汉族。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60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文革期间人民大学被“四人帮”强行解散后，李鸿彬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的清史研究小组。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李鸿彬返校工作，成为清史研究所最早的成员，并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1979年—1990年，李鸿彬教授曾兼任《清史研究通讯》主编，改版后又任《清史研究》杂志主编，为《清史研究》的成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除担任清史研究所教授外，李鸿彬教授还兼任北京市历史学会理事和北京市满学会理事。2000年，李鸿彬教授在京去世。
　　李鸿彬教授长期从事清史、满族史、军事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著有《清朝开国史略》、《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等专著，参与编写《简明清史》第一册第一章、参与撰写《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1、3、5、8卷、《清代皇帝传略》、《满族の家族と社会》（日文）等。并且，李鸿彬教授注重对清入关前史料的搜集，不遗余力，从1984年开始，与潘喆、孙方明一起合编了《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l、2、3辑，计收明、清、朝鲜人的著述数十种，总计100余万字。李鸿彬教授还兼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古代史元明清卷的学科顾问和撰稿人，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五十余篇。
　　其中，1997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清朝开国史略》一书是李鸿彬教授几十年教学和科研成果的结晶。该书是李鸿彬教授自70年代末以来在校内外授课的讲稿，在此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征引文献达200余种，一经问世，便得到学术界的好评，被誉为清史研究领域“教研结合，求实创新”的力作。有关书评认为，该著作“透彻地揭示出清朝开国史所包含的历史哲理，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历史精神的途径”，并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求实创新”的精神。如在努尔哈赤的祖籍、死因问题；皇太极继嗣问题；清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问题，以及满族源流、建元称汗、宁远之战、丁卯之役、松锦决战等问题的研究方面，均颇有新意。该书出版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特邀请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专家学者与本所专家学者一起，召开出版座谈会。与会学者对该书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一本可以传世的好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相关专业指定该书为研究生必读教材。1999年3月，《清朝开国史略》荣获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李鸿彬教授的学术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在清前史方面有重大突破。 
    长期以来，中外史学界对清王朝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清王朝的建立者——满族乃是“外族”、“异族”，而清入关建立清帝国，乃是“外族”、“异族”对中国的“入侵”，明清两个王朝的更迭，则是历史的“倒退”，视明朝的汉人政权为“正统”，而视满族建立的清王朝为“异端”。李鸿彬教授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撰文指出，满族既然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那么，满族的崛起与明朝的衰亡，无非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应该充分肯定清朝的历史地位，从而突破了传统观点的束缚，促进了清史研究的发展。 
    其次是在学术观点上求实创新。 
    李鸿彬教授在清前史研究方面，一直坚持求实创新的原则，从不人云亦云。他对清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的看法，后金政权封建化的过程、明清战争，以及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等，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系列创见。例如关于努尔哈赤之死，历来的说法是，在攻打宁远（今辽宁兴城）时中炮重伤而亡。而李鸿彬教授却根据新的史料，考证出所谓“炮伤说”乃是根据朝鲜人李星龄的误记流传下来的错误说法，正确的结论应该是努尔哈赤死于病疽。再如，关于满族的祖籍问题，李鸿彬也提出了新的看法，指出努尔哈赤的祖先原来居住在黑龙江北岸，从而科学地解释了努尔哈赤祖先的由来。 
    第三是资料翔实，言必有据。 
　　李鸿彬教授的学术论文皆言之有据，不讲空话，每个论点、每个结论皆有翔实的史料依据，他所使用的每条史料，也都经过严格的考证。他在研究工作中，使用了大量考古和文献方面的资料，在文献资料中，又特别重视明清档案和稀见的史籍，包括满文和藏文的史料，此外，还引用了诸多朝鲜文和日文的资料。

李鸿彬学术成果摘录
论著：
《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
《清朝开国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
与王思治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八卷），中华书局，1995年。
论文：
李鸿彬，“试论清顺战争”，《清史研究》，1999年，01期。
李鸿彬，“评乾隆朝金川之役”，《清史研究》，1998年，02期。
李鸿彬，“皇太极与火炮”，《历史档案》，1997年，02期。
李鸿彬，“试论皇太极与大凌河之战”，《史学集刊》，1997年，01期。
李鸿彬、刘小萌，“评《满族的部落与国家》”，《历史研究》，1996年，05期。
李洪彬，“施琅与吴英”，《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李鸿彬，“华北棉业的开拓者王又民先生”，《文史精华》，1994年，05期。
李鸿彬，“文章成一家 桃李满天下——介绍我国著名清史与满学专家王钟翰先生”，蔡美彪主编《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
李鸿彬、戴逸，“读李燕光、关捷的新著《满族通史》”，《清史研究》，1992年，02期。
李鸿彬，“读《清帝东巡》”，《清史研究》，1992年，01期。
李鸿彬，“清朝开国与对明议和策略”，《史学集刊》，1992年，02期。
李鸿彬，“满学家王钟翰教授”，阎崇年主编《满学研究》第一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
李鸿彬，“清代火器制造家——戴梓”，《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1年，09期。
李鸿彬，“求实与创新——评《洪承畴传》”，《清史研究》，1991年，04期。
李鸿彬，“袁崇焕与宁远”，《史学月刊》，1990年，01期。
李鸿彬，“简论三万卫”，《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0年，09期。
李鸿彬，“简论清初十三衙门”，《史学集刊》，1990年，02期。
李鸿彬，“简论乾隆抗击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清史研究通讯》，1989年，03期。
李鸿彬，“郑成功与‘南京之役’”，《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01期。
李鸿彬，“试论‘丁卯之役’”，《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1988年，01期。
李鸿彬，“杨岫与《豳风广义》”，《中国农史》，1987年，03期。
李鸿彬，“皇太极与松锦大战”，《史学集刊》，1987年，02期。
李鸿彬，“多尔衮与山海关大战——兼论清初社会矛盾的变化”， 《清史研究集》第5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
李鸿彬，“代善”、“满达海”、“猛哥帖木儿”、“凡察”、“阿哈出”、“李满住”、“董山”、“王杲”、“恩格德尔”、“巴尔达齐”、“瞿式耜”，《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3卷，中华书局，1986年。
王思治、李鸿彬，“明清之际的历史必须置于世界范围来考察”，，《史学集刊》，1985年，03期。
王思治、李鸿彬，“论明清战争与清代社会矛盾”，《史学集刊》，1985年，02期。
李鸿彬，“胆识过人的孝庄文皇后”，《文史知识》，1985年，08期。
李鸿彬，“明代女真铁业发展简述”，《史学情报》，1985年，02期。
李鸿彬，“论康熙平定布尔尼叛乱”，《东北地方史研究》，1984年，01期。
李鸿彬，“试论洪承畴在清初统一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史学集刊》，1984年，03期。
李鸿彬，“努尔哈赤”、“孝庄文皇后”、“济尔哈朗”、“图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1卷，中华书局，1984年。
李鸿彬，“论宁远之战”《史学情报》，1984年，02期。
李鸿彬，“济尔哈朗”，《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03期。
李鸿彬，“太后下嫁小议”，《历史知识》，1983年，01期。
王思治、李鸿彬《论皇太极时期对明作战策略的演变》，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编《庆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建馆六十周年暨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油印本），1983年。
李鸿彬，“《清史研究集》第二辑即将出版”，《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06期。
李鸿彬、郭成康，“清入关前八旗主贝勒的演变”，《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1982年，06期。
李鸿彬，“皇太极继嗣的几个问题”，《史学情报》，1982年，01期。
李鸿彬，“努尔哈赤一六O一年建旗考辨”，《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1981年，24期。
李鸿彬，“试论明清松锦之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1981年，24期。
李鸿彬，“努尔哈赤之死”，《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1980年，18期。
李鸿彬，“康熙统一台湾”，《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1980年，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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