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刘凤云、刘文鹏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

      “新清史”着重强调了清朝与众不同的满洲元素，倾向于从边缘的观点审视清史；或从满洲及清的形成，八旗制度的内部结构及其作用等，来判定清朝有別于中原王朝的朝代特征；或将清朝置于内亚这一空间，放大可汗体制对清朝的影响，颇有借鉴意义。但其否认满族的汉化过程，否认满汉之间的民族融合与文明共生，显然还值得商榷。《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除选辑国外“新清史”的代表性论著，还汇集国内学术界的相关论述与评议，对前者的某些理论进行剖析，期待以此深化中国史尤其是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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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

序言

在全球化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运用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化资源来思考国家的历史和未来，而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趋势，也使得人们在对群体差异强调的基础上获得的价值认同呈现多元化的结果。20世纪末，中国史学在历经变革与创新中，将一个个新观念、新视角、新方法呈现给学术界，“新清史”就是产生于这一文化背景下来自西方的有关清史研究的新学派、新范式，它带给学界以新的历史诠释。

一个时期内，西方学术界曾立足于“欧洲中心观”的视角，以欧洲人的历史经验来解读中国历史，将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置于其“冲击——反应”的话语模式中，以主观的描述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本质上惰性十足的传统社会，而且这个社会是在王朝的反复循环中再生产着自己的历史，直到西方世界发出的现代化冲击才有所改变。80年代以后，这一研究范式迎来了新的挑战。先是，有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中国中心观”研究范式的兴起，并构建出“晚期帝国”的研究框架，这一研究框架试图以本土模式重新确定和估价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变迁，它提供了一个根据中国自身社会与文化的内在原动力观察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研究路径，于是清朝被定位在中国历史上的晚期帝国时期。但此后不久，随着“新清史”的热议，“晚期帝国”框架和范式也逐渐在人们的视野中淡化，“新清史”成为美国以及西方近年中国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出现了一批代表人物及代表作品。

与晚期帝国范式以“中国中心观”为出发点，强调中国与亚洲史乃至世界史相割裂的的研究不同，“新清史”则着重强调了清帝国与众不同的满洲元素及其独特性质，倾向于把清王朝描绘为一个有意识的多民族的殖民帝国，从早期现代和殖民主义的角度去探索清朝，从边缘的观点审视清朝历史发展。他们或者从满洲及清的形成，八旗制度的内部结构及其作用等，来判定清朝有别于中原王朝的朝代特征；或者称清王朝“是在欧亚大陆中部大草原政治遗产与演化的更广阔的情境中发生的”，把清朝置于内陆亚洲的空间，放大“可汗体制”即蒙古草原文化对清朝的影响；或者直言清王朝作为征服王朝的超中国意义，强调中国是明代的中国，其有效统治是中国内地，而将清朝剥离于中国之外。其共同之处就是都否认清朝曾经表现出的汉化过程，否认满洲统治者在与汉文明的双向互动过程中已将自身的满洲元素融合与放置于中华文明之中的历史情境。质言之。新清史就是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非汉族因素，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准则提出挑战，并对“中华民族”及国家的认同提出质疑。

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新清史”研究范式，中国学者虽然在确定它给清史研究从方法上注入了新的活力的同时，则对其诸多的观点予以了回应，其差异性引发了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争鸣。事实上，有关新清史所涉猎的问题，诸如共同体的形成、民族融合与国家认同，边疆的特殊化治理、满族的特殊性等，一直都为中国学界所关注，只不过由于治学的路径、研究动因，历史书写等诸多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所关注的相同问题没能产生聚焦效应和实质的碰撞，而借助此番学术会议推出以学术争鸣为目的的文集，无非为学者们的阐发、交流和交锋提供了直接的“靶心”和场域。

需要说明的是，有碍于信息传递、出版规则，以及文集的篇目等诸多原因所限，这里，我们只能遗憾的将部分文章汇集到这本集子中。按惯例，采编诸家之言，梳理观点，评点文字，施以观採损益，乃主编之担当。然这本“新清史”乃集中外史学名家之精粹，涉笔缀文，话题多博彩纷纭，论理掷地有声。而讨论内容之宏阔广博，认知识见之深刻透彻，实非我等之学力在短时间内所能准确把握并付诸实施的，尤其是深埋其中的“寓言”，以及它们在日后的累积影响，也只能期待在将来不断发展的研究中得以进一步求证。本文集循“新清史”之端绪，经粗略勾稽，将选入的20篇文章按照主题表达条析为五个部分，目的在于归纳要旨、推介文章，以呈导读之效。然这种主观的划分实在难求其科学性，因为各文关注的问题与形成的观点、探讨的理论往往并不一致，论说与问题的交错、观点与引申话题的差异都是很难兼顾到的。所以，在采撷诸文之要义时因难能条举件系而恐有偏差和忽略。此外，对于学者们诸多的精辟观点及理论阐发也只限于就收录文章之中而征之。

对清王朝“汉化”的质疑当为“新清史”的缘起，也是文集集中讨论的第一个主题。1967年，何炳棣发表“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提出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征服最成功的朝代，成功的关键在于采取了汉化政策的学术观点。罗友芝（Evelyn Sakakida Rawski）的文章即针对何炳棣的“汉化”观点而言，来自于1996年她在全美亚洲年会上的演讲。罗友枝从满洲中心的历史观出发，提出了一个帝国缔造模式，她认为清朝能够成功维持三百年的统治，主要原因并非如何炳棣所说的“汉化”或“中国化”，而是清朝统治者依赖并保持了自身国语骑射等满洲认同，并利用与亚洲内陆非汉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系，用不同的方式统治了一个包括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和汉族等的多民族帝国。她从强调满文档案的使用出发，将满洲称为征服精英，强调他们在非汉族征服政体各个领域中的作用，强调清王朝代表了东亚和中亚融合的最终阶段。意在说明“清帝国”与“中国”并非同义词，而是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中华民族是一想象的共同体等，并提出要重新审视清史的讨论要求。

何炳棣随即撰文回应，他指出罗友枝在汉化和满族与非汉民族关系之间构建了一个错误的二分法，强调满族对于汉族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的认同无需排斥对其他形式的认同。他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汉化过程的考察，指出汉化是一个漫长、复杂、持续的进程，非汉民族的汉化扩充了汉文明的内涵。并重申当年的观点，认为满族汉化的程度相当之高，程朱理学是汉化的核心，至清朝中国才成为一个严格遵守正统儒家的国家。而且正是这种体系上的汉化政策，使中国进入了一百多年的和平、繁荣和人口增长时期，满族对创造一个多民族帝国做出了杰出贡献。何炳棣的出发点在于论证满族建立的是一个“中国”的王朝，直接抨击了罗友枝的“超越中国”的帝国模式。二人在观点上的对立，被美国清史学界称之为一场著名的论辩，并由此引发了“新清史”诸多命题的讨论，而强调“多元认同”与单纯的“满洲认同”也成为中外学者在研究取向上的差异。

柯娇燕（Pamela K. Crossley）于文中使用清代普世皇权中“同心性”或“共主性”的概念，通过讨论清代皇帝、主要是乾隆帝各种身份的相互关联与混杂性，说明正是皇权的这种复合与共主性使帝国权力得以多方面的扩张。她从清代皇权一部分源自东北的可汗制度阐述了清朝没有汉化的观点，强调清朝统治者虽已完成了从可汗到皇帝的角色转换，然其可汗身份依然保留，可汗制体现在对八旗统治的实际效用上，它包括要求旗人讲满语，信奉萨满教等。而被纳入八旗的辽东汉人，与八旗满洲、蒙古以及东北亚的部族一样，都认同他们与清政权之间是一种可汗制关系，只有中原地区的政治精英则认为他们处于清朝的皇权统治之下。其核心观点之一是，在清朝统治者构建的天下秩序观里，“满洲”或者“中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郭成康虽以“也谈满族汉化”为题，但他没有重申何炳棣的“汉化”理路，而是从不同于以往满族单纯被动接受汉化的思考角度，通过对清前期特别是康雍乾三朝的考察，阐述了满族如何自觉清醒地抵拒汉文化的包融和侵蚀，如何裁量、重塑和支配着汉文化，并卓有成效地维护了满族个性的过程，表述了满汉文化从冲突到融合，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双向互动过程，而绝非满族单向地接受，或汉族单向地给予的满族汉化、同化的观点。认为有清三百年汉文化始终居于主体地位，而满文化则挟有政治优势发挥着主导作用。其见解在中国学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有关“种族”、“族群”和“民族”的讨论构成文集的第二组内容。关注种族和族群特性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则是史学界由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诸学科舶来的产物。倡导者致力于族群意识及其动力过程的观察，通过对族群认同的相关要素、以及族群之间的种种对立统一和矛盾冲突关系等分析，对现代国家或政体进行研究。近年，这种研究范式也已影响到“新清史”，并成为其重要的理论之一。但在对上述概念的解构与使用上，中外学者显然也有着相当的歧异。欧立德（Mark Elliott）把种族构建的框架纳入对满汉之间的文化分析，将八旗中满洲、蒙古、汉军的不同群体视作种族的区分，提出“满洲”是通过对其内部不同组成要素的一致性提升后，由国家命名成功构建出的种族群体等观点。他将18世纪清帝对满语骑射，保持满洲“旧制”的强调，以及为解决八旗生计而采取的汉军出旗等措施的实施通统予以种族的解释，认为这是朝廷致力于纯化真正满洲人的行为，是在强化种族等级和重新划分地位界限，而八旗制度的成功保存是满洲种族群体得以存续的重要原因。欧立德将其这一研究理念和观点概括为“满洲之道”，而在其背后依然是基于政治考虑的认同问题。

盖博坚（R.Kent Guy）以综合书评的形式，在对柯娇燕、欧立德、罗友枝、路康乐四人有关“新清史”的著作、简称“四书”进行讨论的同时，以“谁是满洲人？”为命题展开讨论。他认同欧立德的观点，称满洲人是一个种族群体，他们在17至20世纪，由统治中国的使命被组织到一起。且满洲认同的含义是变化的。同时，盖博坚认为还应深入考察满洲人的本性促使他们做了什么？在他看来，满洲人首先是征服者，对东亚历史进程产生了影响。同时，他指出满洲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信并支持被统治者的宗教信仰，而研究清朝的成功还必须从解释八旗的团结和忠诚开始。

汪利平通过对杭州驻防八旗由最初的征服集团演变为城市中的一个群体以及在此过程中满汉民族关系变化的纵向考察，讨论了民族以及族群的认同问题，并对新清史强调“满洲之道”的片面性给予了回应。她认为，旗人民族身份认同的形成和变化不仅要放在具体的历史时期来考察，而且必须将其与地方身份认同联系起来看。在18至19世纪之交，杭防旗人已由最初征服者经历了一个地方化的过程，旗人对杭州的归属感与他们对八旗的认同没有矛盾，即强调多元认同。她认为乾隆帝在不断训诫旗人保持“满洲之道”的同时，其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决策在客观上还是促迸了驻防旗人的进一步地方化。文中还强调清代民族关系并非直线发展的满汉冲突，排满情绪高涨是现代民族意识在中国的传播和汉族士人因清廷无力抵御外辱而产生的危机意识。试图对“清代长期的满汉矛盾的目的论”的观点予以修正。

徐凯从对15至17世纪东北地区民族关系的研究出发，以大量的史实考察了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程。他在对民族关系的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后，指出少数民族既吸纳他族文化，又顽强地保持本民族特色，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民族共同体，有的民族则分化到若干各族中而消失。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就体现了这一过程。其观点仍在于强调民族之间的政治与文化的相互吸纳。此外，文中也讨论了“满洲化”和“汉化”的问题，指出满洲始终保持着本民族认同性，一方面，对纳入本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实现满洲化，也用暴力手段强制改变汉族人改习满洲风俗。另一方面，满洲为了适应在中原的长期统治，其自身也出现了“汉化”的趋势。认为这是一个少数民族王朝在征服先进民族时所必然发生的事实。其观点与上述中国学者形成呼应。

定宜庄与胡鸿保一文虽然也使用了“族群”与“民族”的概念，但在叙述方法上与国外学者不同。他们采用中国传统史学的实证方法与以史叙事的书写方式，从对满族族谱的编篡内容等资料的考量中发现，旗谱在民族识别和族群认同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功能。认为族谱反映的是家族乃至族群共同体层次上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有选择地对自身文化体系的整合，并引用满族族谱中各种不同来源甚至不同血缘的群体、都将自己祖先的发源地记作长白山的实例，去证明满族的民族认同。指出，满族在饮食、婚丧等习俗上的改变，并不能说明他们从内心改变原有的民族认同。

第三组文章则以“中国”、“中华民族”的认同为话题，四篇文章各自从不同的向度对“新清史”有关清朝超越“中国”的认同危机提出了反对。郭成康从宏观历史叙事出发，诠释了清朝自开国以后各个时期的“中国”、“天下”的概念内涵。指出满洲开国汗及皇帝的“中国”概念，虽然沿袭了传统儒家的“中国”观，即指汉族王朝治下的中原内地，但他们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国”，他们的中国观，是在对大汉族主义“华夷之辩”的民族观的理论批判中逐渐确立起来的。乾隆中期以后，“中国”概念的外延已有了很大推展，喀尔喀、青海蒙古、西藏、厄鲁特、回部已陆续纳入中国版图，中国已不是中原汉族地区的狭义“中国”，开始成为大一统国家的专有名称，与大清国、天朝、朝廷等的含义完全叠合在一起。“藩服”概念只留下了周边或海外“朝贡之国”。而且他认为，近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也是在清朝统治时期才出现的。今天中国各族人民一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认同自己的祖国是“中国”。

葛兆光先从寻找质疑中国认同的研究视角和理论依据出发，认为“区域研究”、以“亚洲”或者“东亚”为研究空间单位，都是对“同一性中国历史”的质疑。而将满清与蒙元视为征服政体是受到西方“征服王朝”理论的影响，其观念在于否认所有外来民族都被汉族融合，强调各个民族成分的延续。此外，否认中国认同还来自欧美的后现代史学对现代民族国家正当性的质疑。指出这些叙述立场，改变了过去只有“一个历史”，即以“汉族中国”为“中国”的论述。他认为，中国自从宋代以后，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历史传统基础相当坚实，生活伦理的同一性相当深入与普遍，政治管辖三空间又十分明确，因此，中国民族国家的空间性和主体性，并不一定与西方的“近代性”有关。宋代之后逐渐凸现的以汉族区域为中心的国家意识，使“民族国家”相对早熟地形成了自己认同的基础，因此，中国无所谓民族国家的重建。他直言：有人曾经试图以“民族”、“东亚”、“地方”、“宗教”来重新审视和重组古代中国的历史，未必完全是根据历史资料的判断，有可能是来自某种理论的后设观察，比如现在流行的后殖民理论的中国版，那么，它背后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如何理解？

黄兴涛于文中重点讨论了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之间的关系，梳理了中华民族主题词自出现、传播、内涵演变的历史过程，认为中华民族从“自在”发展到“自觉”形态，是一种全方位、多内涵的现代民族认同运动，并通过对清末民初立宪运动及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精英与“中华民族”这一观念发展的历史联系和思想贡献，论证了认同的过程。指出，在这一过程中恰恰是满族的留日学生发挥了不同寻常的作用，他们创办各种报刊，倡导“满汉融和”、“五族大同”，提出了体现各民族一体化观念的“国族”的称谓。最后黄文对“中华民族”认同的时期与标准给予了结论性的意见，指出，“中华民族”这个符号与中国的境内各民族平等融合的一体化民族共同体完全统一，是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建立后逐渐实现的。

杨念群从重新解构“大一统”历史观出发，强调“大一统”模式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疆域”与“族群”的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认同问题。他说，何炳棣与罗斯基的争论，是传统“一统观”与强调满族自身文化特性之修正思路的差异和冲突。认为，突出满族族群特征,，是有意化解清朝皇帝作为“大一统”代言人的历史形象，而对清朝吸收融合汉族文化的史实视而不见，其背后有一个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既定发展框架来裁量评判中国历史的威权倾向。他还针对把清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治理视为近代西方殖民扩张的论点，讨论了族群特性和国家治理的关系问题。文中充分肯定有关族群的“边缘研究”的叙说框架，将“族群”看作是人群主观的认同范畴，认为族群的界定是受特定政治经济环境的制约，用以表述“中国人”的认同构成主要来自对华夏边缘维系的结论，核心观点是，对中华民族的识别，是清朝“大一统”控制观念的延续。

将清史置于内亚地域空间的研究范式是“新清史”的主要特点之一，文集将其列为第四部分。应该说“新清史”移置研究空间的预设目的在于强调清朝在内陆亚洲扩张的重要性，从而把清朝对周边的征服战争看作是类似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行为，他们使用“早期现代”的理论模式，给清代贴上早期殖民主义帝国的标识，认为清朝的中国是早于英国或法国率先殖民的中心。这一观点的影响性颇为广泛。

岸本美绪指出，日本学界在二战后也出现了对“中国中心主义”进行反思并进行批判的学派。首先他们从“东亚地区论”的概念出发，引用“跨越国家框架”，从东亚乃至世界的近世国家这个角度来考究明清交替的历史意义以及清朝国家的特征。其次，他们针对清朝国家的民族问题，主张从“满洲史”的角度用满文史料进行研究，强调没有完全被汉族同化的满洲认同才是清朝统治成功的关键。此外，日本最新的研究还提出，八旗实际上以氏族关系、通婚关系等长期的人际关系为基础编制而成，认为由科举官僚制度和八旗制度结合起来的清朝体制，是近世东亚诸国的独自统治的体制。岸本美绪还从强调后十六世纪的三大主要问题，即民族与宗教的多样性、社会编制、市场经济与财政等问题，乃世界近世国家所共同面临的命题出发，将清朝纳入到“东亚地区论”的研究体系中。对“新清史”的内陆亚洲研究范式予以了认同。

司徒琳（Lynn A. Struve）同样围绕清初中国的内亚因素这一范式，阐述了其“满洲政权则要包含在草原帝国的范畴之中”的核心观点。她从对蒙古帝国在内亚的作用与影响，以及最终被清朝所统一的历史出发，认为清朝在内亚取得的地域扩张并保持了和平和稳定，与蒙古在语言、文化、意识形态和军事上对早期后金与清的建国有直接影响，而以往的研究对满族早期是与漠南、北蒙古在有着特殊关系的民族这一事实没有足够的考虑。她甚至认为清的八旗制度是吸取了蒙古传统的精华，赞同满族在帝国建立上成功的关键，在于运用自身与内亚非汉民族文化的联系、以及其所具备的区分对非汉地区和前明省份地区的统治能力的观点。认为何炳棣与罗友枝的辩论，是关于清代是否通过将一个古老的农业文明带到了一个帝国扩张、政权发展的和文化精深的新高度？还是代表了内亚民族独立力量被外亚文明最终淹没的一个相对温和过程的问题。

宿迪塔•森（Sudipta Sen）与盖博坚（R.Kent Guy）一样，也从对柯娇燕等四人的四书开始了对中国与内亚历史关系的讨论。他充分肯定了四书对新清史的贡献，深化四项研究的主要观点，指出清帝国的成功，应归结于他们对边疆的不同而多样化的观念，认为清朝的领土观念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性，其地理标识既是统治的功能，又是统治的标志。同时，认同满洲是由军事精英组成的八旗维持着一种独立的族群结构，并将满人的族性视作一个民族。他指出，文中讨论的满族族性问题，并非是在帝制中国的“蛮夷”，而是草原边疆的政治经济的一种简单产物。这里，宿迪塔•森表达的仍是“草原帝国”、“内亚因素”的概念与范式。

刘文鹏以书评的方式，解读了张勉志（Michael G. Chang）对清帝南巡的阐述，认为其宗旨或者说核心概念，在于把清代皇帝从1680到1785年持续不断的南巡活动，视为“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展示和宣扬，包含着对清朝统治合法性的重新构建和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改造的用心。同时他认为，在张勉治笔下，乾隆帝南巡是把内陆亚洲的色彩注入帝国政治的行为。最后刘文鹏对“新清史”的“内陆亚洲”观点进行了批驳。他说：满族人建立的清朝虽然有内陆亚洲的因素，但乾隆帝用兵西北后，则立碑西部边境而返，并没有像十三世纪的蒙古人那样继续西进，清朝没有兴趣在内陆亚洲无限扩张，也没有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纯粹的内陆亚洲国家。清朝的重心在于对汉人的有效统治，这是清朝正统性、合法性的根本所在。

文集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新清史”主要观点与理论的汇集与梳理。其中，欧立德（Mark Elliott）一文最具代表性，也最集中的反映了“新清史”所关怀的诸项领域。他声称，对“满洲人是谁”的重新体认，是引导出“新清史”的基本课题，区域研究与后现代史学是新清史的两个起源。他认为“新清史”鼓动了更宽广的学术讨论，包括“认同”、“民族主义”、“帝国”等等。近年，又将“想像的共同体”、“被发明的传统”、“地缘实体”与“国族目的论”等所有质疑民族国家之自然性质的概念，都纳入“新清史”关注的题材。此外，新清史也接受“族群”与“异己”的新概念，将已往认同的“事实”部分问题化。欧立德直言，“新清史”的这些理论倾向，对中国这个“国家”产生了潜在的颠覆性。他就“新清史”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满洲人成功的原因，给予“他们没有变成中国人”的结论。并认为在清朝皇权的建构中，引介了中国与亚洲内陆两个不同政治秩序，从而引申出“清朝是否是殖民帝国”的讨论。此外，他还强调，新清史在方法上的重视汉语之外的文献资料、特别是满文档案的使用。

卫周安(Joanna waley Cohen)一文，是一篇对近年美国清史学界有关“新清史”最新研究的综述，他通过对诸学者研究的梳理辨析后重申并概括说，“新清史”揭示了:在清鼎盛之时，其疆域之辽阔不仅仅限于中原，还包括了亚洲腹地的:蒙古、西藏、东北和新疆，清朝同等对待亚洲腹地和中原地区，这两种统治方式，前者大多源于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这包括了与强势的宗教人物的合作，而后者则利用的是自身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正是这一认识反过来引发人们自觉地对满族和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性进行严肃的再思考。这就是新清史的核心目的，其意义不仅影响中国，而且影响到他横跨欧亚中部以及更广阔地区的帝国形成的历史。他认为，新清史所作的修正性论题还包括一些先前没有争议的问题，诸如满族的汉化与“去中原中心”，以及种族、民族、性别、帝国臣民的不同民族间的关系格局。甚至对皇帝南巡也要予以重新解释等。

    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从评价欧立德的“满洲之道”一书开始，继续讨论满洲是否中国人的问题，他认为这是清朝及帝制晚期中国历史的一个中心问题。内亚、满洲人或是族性等不再是清史研究领域的边缘问题。他重点阐述了欧立德将满洲部落类别标注为“族群”，随后通过历史、神话、世系和文化的编纂使满洲族群身份变成了八旗制度的一部分的观点。提出“新清史”有时也被称为“中国研究中的种族转变”的新说法。他还认为，“新清史”观念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对满族及其与中国内地和汉文化关系给予全新的关注，对有关“汉化”的诸多命题提出质疑。明确声称“新清史”观念将清朝重新定位为一个亚洲内陆的研究领域，在于强调清朝在内陆亚洲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及其扩张性等。

以上是我们为读者提供的一份导读，文集中见仁见智者有之，造车合辙者亦有之。然与以往的学术文集相较，这本文集的最大特点，在于直接反映了中国与外国学者在学术观点上存在着鲜明的差异与对立。这种差异和对立的原因是复杂的，中外学者身处不同的国域，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学术传统和理论方法，我们希望通过学术讨论来求同存异。应该看到， “新清史”无论怎样势头强劲，它终究还是一种西方理论对中国历史的解读，其自身有着难以克服的能否符合中国国情与融入中国本土文化的问题。回应“新清史”，我们不回避学术上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对差异的尊重，孔子有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我们在此汇集其不同，是致力于将学术性讨论引向深入和更高的层次。同时，我们在对这些学术差异表示尊重的同时，也意在将研究放置于学术的领域之内，避免其政治化或后置的意图。

此外，文集中收录了一定数量的书评，这种以书评形式并认同他人观点、借以阐发个人见解的研究与书写方式，说明了学界特别是西方学界对“新清史”的高度关注，但同时也间接透露出这种研究对建立在基本史实考订意义上的应有研究力度的缺乏，其客观效果在于它为今后的清史研究留下了可继续挖掘的广域的空间。

诚然，史学研究需要一个更国际化的视野，不能停留在东方或西方的对立上，更不能人云亦云，而是要在全球化视野下寻求创新和多元的人类文化，并从中选择形成自己对文化认同的认识。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刘凤云

                                            2010年5月  识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