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2026年春季“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7讲在公教一楼1605教室举行。本次讲座以“明初至清末的东亚关系纠葛”为题，由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韩东育教授主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建伟教授主持。历史学院2025级博士生及部分校内外师生到场参加。

讲座伊始，韩东育以近年来东亚地区的局势为切入点，谈及历史学视野在当代的重要性。指出区域国别学应当成为历史系师生甚至业外人士掌握和分析国际局势的工具。进入讲座核心主题后，他先对学界关于“东亚世界”的核心阐释作出梳理，明确了东亚区域研究的几个重要理论基础。其中，费正清从地理、人种、文化三重维度界定了东亚的范畴；西嶋定生提出汉字文化、儒教、律令制、佛教四大核心指标，构成了东亚历史文化圈的核心框架；马丁•雅克则指出，朝贡体系长期存续，已内化为中国与东亚国家处理双边关系的思维定式。在此基础上，韩东育深入解析“华夷秩序”的展开逻辑，指出华夷秩序脱胎于中国上古三代本土的文明系统，后逐步扩展至东亚周边国家与地区。汉代 “六玺”制度所体现的“皇帝”与“天子”双重身份，正是这套体系跨越郡县制边界、向外延伸的制度核心。这套秩序依托三大纽带形成稳定结构：即文化上的华—夷分野、政治上的宗—藩关系、经济上的赐—贡往来，而华夷之间的综合落差，既构成了体系存续的基础，也成为周边国家追赶发展直至自称“小中华”的核心动力。同时，朝贡体系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事大字小”“厚往薄来”“兴灭继绝”三大交往规则，构成了东亚区域关系的稳定机制。

在具体事例中，韩东育首先以明初为核心节点，通过“康献大王现象”与“怀良亲王现象”两大典型案例，力图还原封贡体系在中朝、中日关系中的真实实践样貌，打破对封贡体系单向度、理想化的传统认知。他指出，李氏朝鲜开国君主李成桂终其一生未获明朝“朝鲜国王”的正式册封，死后仅获明成祖所赐“康献”谥号，此事是明初中朝关系的核心症结。其核心成因，一是明廷认定李成桂为弑君擅权的权臣李仁人之子，将其立国定性为“篡逆”，朝鲜为此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宗系辩诬”；二是围绕表文格式引发的“表笺事件”；三是元明鼎革背景下，高丽末期与李朝初年持续的北扩政策，与明朝辽东疆域管控形成直接冲突，即便李成桂威化岛回军、建立李朝后奉行“事大”外交，明廷仍对其阳奉阴违、暗中犯边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这场持续近三十年的磨合，最终以李朝《高丽史》的编纂完成关键转折。李朝通过“降伪辛于列传”“避本纪为世家”的史笔处理，昭彰礼序名分，契合了明廷“天下法”的核心要求，最终完成了宗藩关系的正式确立，也为日后壬辰倭乱中明朝的“再造之恩”埋下了伏笔。

针对中日关系，韩东育以怀良亲王事件为线索，还原了明初对日交往的曲折历程。韩东育教授提出，日本南北朝的政治对立，是明初中日关系难以破局的核心前提。明太祖最初误将南朝征西将军怀良亲王视为日本“正君”，遣使要求其取缔倭寇、奉表朝贡，却遭遇怀良亲王拘禁使者、强硬对抗，甚至以近乎战表的文书回应明朝的征讨警告，而明廷终因蒙古征日的历史教训，未对日用兵。藉此，中日封贡关系建立的关键史实进一步厘清：明太祖对日本南北政治格局的认知，经历了长期的模糊与偏差过程，即便遣使与北朝室町幕府接触，也因前期与南朝的往来陷入南北双方的猜忌之中。直到建文、永乐时期，足利义满统一日本后主动奉表称臣，中日才正式建立起短暂的封贡关系，这套关系的核心驱动力并非文化与制度的契合，而是勘合贸易给日本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足利义满去世后，其子义持迅速中断对明朝贡，倭寇问题再度泛滥，嘉靖年间的“争贡之役”最终宣告了明日封贡贸易的正式终结。

在历史案例解析的基础上，韩东育提炼了封贡体系存续的核心逻辑：明清东亚封贡体系的成立，并非取决于同质的政治制度、互补的经济结构或共通的文化体系，而是建立在宗藩双方足够明显的综合落差之上。这一体系以中华的实力与礼序驾驭能力为基础，在维护东亚区域稳定、促进区域交流中发挥了长期作用，但其内在也蕴含着无法化解的张力——封贡体系培育出的“小中华”意识，不断催生周边政权的自立愿望与颠覆冲动。

讲座最后，韩东育梳理了封贡体系的终结过程。近代以来，日本借助西方“国际法”的威权，以“国民国家”“近代文明”为旗号，从琉球藩属处置、朝鲜主权争夺入手，逐步拆解东亚封贡体系，甲午战争的战败与《马关条约》的签订，最终宣告了历时千载的封贡体系彻底让位于近代条约体系。韩教授同时指出，朝贡体系作为长期历史的产物，并未完全消失，其深层思维仍潜藏在东亚国家的双边关系的考量之中，深刻影响着当下东亚国际关系的格局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