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5日-7日，中国人文学科发展大会（2026）常熟分会·城市史如何书写论坛在苏州工学院召开。本次分会由中国人民大学、苏州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苏州工学院、中国清史南方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民国史研究院联合主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苏州工学院等多所高校与科研院所近三十位学者参会。

苏州工学院党委副书记李俊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建伟分别致辞。李俊峰介绍了苏州工学院的办学底蕴、应用型的办学定位，以及学校人文社科建设成果。他表示，本次论坛聚焦城市史研究，对于挖掘江南城市文脉、推动地方文化传承、助力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王建伟介绍了本次常熟分会的召开背景以及中国清史南方研究院与北方研究院的发展状况。他指出，当下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知识与学术的生产、创造、传播与接受方式。城市史研究需要汲取多种学科知识的滋养，努力追赶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开幕式由苏州工学院人文社科处处长马军伟主持。

北京大学赵世瑜教授以《回到原点：关于城市史研究的一点思考》为题作主旨报告。他针对当前城市史研究存在的固化思维展开反思，提出研究必须回归原点。城市的定义是相对性的，并非单纯的城墙围合的物理空间，更是动态演变的生活方式，不能简单以城乡、传统与现代做二元划分。结合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应该跳出现代性单一叙事，重视被文献遮蔽的底层群体、边缘人群；同时提出城市概念具备相对性，需结合实地感知、身体感知开展研究。赵世瑜教授还围绕破除城市史研究中的应然性，口述史在城市史研究中的作用，城市与地方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论述。

会议分四场单元展开讨论。第一场会议聚焦城市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华中师范大学付海晏以近代城市宗教为切入点，梳理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在城市中的互动、竞争关系，以庙产纷争、教派矛盾等案例剖析城市社会结构与国家治理逻辑；同时介绍量化统计、数据库、数字人文在宗教史料整理中的应用，探讨网络信仰等新兴形态下宗教与当代城市空间的全新互动模式。

中山大学林峥以北京近代公园研究为起点，反思西方现代性研究范式的局限；以珠三角城中村为核心案例，提出塑料袋美学等文化隐喻，结合山寨文化、打口碟、流动摊贩等亚文化现象，挖掘底层群体自发生成的创造力。

天津社会科学院任吉东以《城市史研究》近三十年发展为样本，梳理国内城市史研究代际特征：老一辈学者侧重宏观区域架构，中生代兼顾宏观与微观，新生代偏向碎片化个案。他指出未来需活用图像、口述、田野等多元史料，兼顾宏观视野与微观个案。

四川大学陈默探讨城市与军事的深层关联，认为军事因素在城市形成与演变中的重要角色被长期胡适。军事因素是中国城市形成、演变的重要驱动力。他从战争攻防、军队驻防、军工建设、国防布局等维度，结合攀枝花等案例，论证近代战争、新军兵营、兵工厂、三线建设等军事活动如何重塑了中国城市格局、空间形态与地理分布，并分析军事文化对城市民俗、社区的长期影响。

上海师范大学蒋杰着重区分了“数据驱动历史研究”与“生成式AI史学”之间的本质差异。他指出，数据驱动方法的核心在于研究假设清晰透明、过程可追溯复核、结论可验证证伪，历史学家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而生成式AI史学将人的判断退位于次要角色，存在无法复核的重大风险。城市史尤其适合数据驱动研究，因为城市保存了大量系统连续的可量化史料。他以上海总商会为例，展示了通过命名实体识别和社会网络分析提取历史关系网络的具体路径。

清华大学冯乃希评议指出，五位报告人共同揭示了城市本身的多层次性：城市既是高度规划的管理空间，又始终是拒绝被单一权力结构收编的多元存在。她就城市宗教与新技术互动、以及如何将人的能动性重新带回城市史叙事等问题提出追问。四川大学蔡炯昊对林峥报告中文化视角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张力进行互动，对陈默报告提出可从“废墟”视角观察战争对城市的长期创伤，对蒋杰报告则强调数据残缺之处历史仍然存在、数据本身也带有特定的权力结构。

第二场单元以北京、东京为讨论对象，学者们围绕建筑空间、政治表达、遗址保护、都城叙事展开探讨。四川大学蔡炯昊以1923年故宫三大殿拟改为议会会场的历史事件为核心，探讨建筑空间与政治表达的深层关系，分析传统礼制建筑与现代政治空间的冲突。他梳理清末议会建筑从仿照德国国会设计的资政院到三大殿改造计划的演变脉络，聚焦各方论争——包括帝制联想、建筑专业角度的不可行性、文物保护以及贪腐指控。这一案例揭示了近代中国建筑空间功能与公共舆论、实际政治权力掌控者之间的复杂纠葛。

中国人民大学项旋梳理了民国时期圆明园的变迁历程，清末至民国前期圆明园遗址遭文物盗拆、土地侵占，保护形同虚设；1931年文物展览引发社会关注，学界与民间开始呼吁保护，官方陆续出台管理章程。他通过对比中西方对“废墟”的认知差异，论述圆明园成为近代民族伤痛载体的特殊旅程。

清华大学冯乃希以其即将出版的英文专著《写北京：都城历史与知识》为载体，考察明代晚期至1937年间北京非虚构写作的演变。她运用文本分析方法，追溯了北京书写从晚明以荒凉边地视角描写、到盛清乾隆纳入天下中心叙事、再到20世纪初被赋予文明古都形象的四百年演变，揭示了知识生产与政治转型之间的深层互动。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高福美选取北京中轴线、长辛店、城市牙行三个微观案例，剖析北京王朝都城规制与城市自生秩序的博弈关系。中轴线体现皇权对城市的整体规划，沿线商业却自发形成；城乡交界的边缘节点展现国家管控的弹性；牙行纠纷则反映中央治理、地方管理与市场规则的拉扯。她主张北京史研究需兼顾 “都城” 与 “民生” 双重脉络，在建立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下重新思考北京的城市主体性。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彭春凌以近代东京为案例，从跨国思想史视角，探讨城市与近代思潮全球传播的关联。她考察欧美思潮如何经由东京中转影响梁启超、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近代思想领袖。尤其需要关注东京帝国大学（斯宾塞实证主义传统）与早稻田大学（英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取向）之间的学术竞争，这一格局深刻塑造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分野，跨国城市在近代知识生产、思潮演变中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高波评议指出，几位报告人围绕北京建筑、遗址与城市书写展开探讨，共同展现了近代都城空间、文化与政治交织的复杂面貌。他结合故宫改造议案提出追问，认为可深挖建筑选址、形制背后的空间政治逻辑；针对圆明园研究，他对比中西迥异的废墟观念，建议剖析大水法成为景观核心的文化成因，并关注民国遗址保护的现实困境。中国历史研究院冯淼提出，城市物质空间与思想流变密不可分，强调要以建筑、街区等实体结构为框架考察思潮传播，同时指出近代北京新旧要素交融，需将微观社会日常与宏观政治脉络相结合，以此拓宽研究视野、增强历史解读的穿透力。

第三场单元围绕都城演变、城乡关系与近代城市革命展开。中国人民大学高波尝试超越政治、经济常规视角，从思想史、神圣地理学解读中国都城从长安、洛阳向北京迁移的过程。他指出，都城迁移不仅是政治经济的现实选择，更涉及如何在“天下之中”的经典观念体系中为北京的地位寻求合法性论证。元明清士人动员了理学、风水龙脉理论以及礼制演变等多重思想资源，经过数百年完成了北京作为“天下之中”的观念建构。这一过程充满曲折，研究者应避免以清朝最终定型的观念倒推前代史的“目的论”叙事；并提出从“长安—洛阳”到“北京—上海”双城结构的过渡，构成理解都城迁移思想史意义的宏观框架。

四川大学王果从费孝通《乡土中国》出发，提出“农工相辅”是理解中国传统城乡关系的核心概念。乡土中国并非单纯农业社会，而是农业与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形态。这一形态与西方以蒸汽机为核心的集中式大工业截然不同。他梳理了这一形态从宋代以来的延续与演变，认为乡村工业化始终是中国工业化的基本路径。而改革开放后的乡镇企业是“农工相辅”形态在新时代的延续，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的电力技术普及重新为分散式生产方式提供了技术基础。这一本土模式对当代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仍具备借鉴价值。

中国历史研究院冯淼梳理了西方城市革命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传统到当代理论的演变脉络。早期将工业城市视为无产阶级革命摇篮，冷战时期研究转向农村革命叙事，1960 年代之后重新重视城市街道、校园、社区等公共空间的革命功能。她结合上海、天津等案例，分析了近代中国城市中工人、青年、社团的革命活动，强调城市空间与日常生活是解读中国革命的重要维度。

上海社会科学院沈洁以晚清科举停废与书业革命的关系为切入口，探讨制度改革、技术革命与文化转型的互动。她聚焦三个方向：学制改革导向革命的内在逻辑并非简单线性；晚清新政通过大规模社会动员造成的地方权力结构变动，为中共革命的社会动员奠定了深层基础；上海作为近代知识生产与书业革命中心，其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都市性影响值得深入挖掘。

苏州市高新区党员教育中心薛梦缘以江苏省为中心，梳理了近代“市”作为县域次级政区进入国家行政序列的历史过程。她揭示了三个典型特征：市的分布呈多中心分散格局，反映基层经济的真实活力；设市标准存在弹性与失真；单纯依赖自治逻辑无法支撑现代城市性政区建制。“市政”概念的引入是推动市升格为独立政区的重要动力。她认为，理解“市”这一制度单元的历史演变，对当代国家治理改革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彭春凌认为，解读北京建都的思想逻辑，既要梳理周礼之学到理学的脉络，也不能忽视满洲习俗与多民族治理的影响，需跳出单一汉族儒学视角。针对冯淼的城市与革命研究，她提出后续应结合具体历史语境，细化城市空间孕育革命思潮的演变过程。蒋杰从政治地理学切入，提出地域的中心、边缘是观念建构的结果。他对比中外革命道路，提出部分国家选择农村斗争模式是否受中国影响，并关注1950年后城市在革命叙事中的定位变化。他认为思想只是革命的必要条件。此外，1927年之后新式精英重塑地方秩序，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基层治理变迁，同样是近代城市史的重要研究方向。

第四场单元以考古、历史、音乐等视角，展示了城市史书写的更多可能。中国人民大学达吾力江·叶尔哈力克依托新疆、中亚古城考古成果，纠正 “游牧民族无固定城市”的固有认知。以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师生发掘的唐朝墩古城为例，遗址内并存佛教、景教寺院与罗马式浴场，印证丝路城市多元文明交融的特征。提出考古材料能够弥补文献盲区，是解读边疆城市族群、生活形态的重要依据。

复旦大学张仲民运用“展示政治”与“接待政治”两个概念，重新审视阎锡山在山西推行的“模范省”建设。他从1925年申报合影风波切入，揭示了阎锡山精心设计的一套接待体系：有目的性的参观路线、专门展示的样本场景、对杜威等外国名流的有效利用。不过，模范性的真相随着深度报道不断被揭示，而阎锡山的应对之道是及时调整政策而非压制舆论，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其统治形象。

苏州工学院蒋东玲以宋代诗词为核心史料，挖掘两浙地区商业风貌。诗词虽无精准数据，却生动还原社会氛围。她围绕三个维度呈现两浙城市商贸新风：重商后股之风盛行、市场格局从唐代市坊分离走向融合开放、商贸文化心理具有鲜明特色。论证古典文学是补充古代城市经济、社会史的重要史料。

中国历史研究院王康从音乐史视角切入城市史，探讨《梁祝》在上海生成与香港传播的不同机制。她梳理了越剧梁祝从地方戏曲经上海都市改造、进而成为国家文化符号并被拍摄成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电影的历程；以及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作为献礼作品的集体创作过程。在香港，梁祝通过明星制度与跨国发行成为跨越意识形态的文化商品，折射出香港城市文化的独特性。

苏州工学院王小龙结合全国城市化发展趋势，提出音乐研究的城市转向。参照 “音乐上海学”“音乐北京学”，提出 “音乐苏州学” 的学术构想，总结苏州音乐 “雅、博、融、恬” 四大特质。主张从时空、互动两大维度开展研究，以地方音乐为抓手，规避城市文化研究同质化问题。

苏州科技大学许哲娜介绍了《中国城市史研究导论》教材编撰工作。梳理国内城市史研究现状、优势与不足，提出城市史研究需立足本土、融合多学科，构建自主研究体系，为青年学者入门、学科教学提供支撑。

沈洁肯定西域考古提出的“城郭内外”概念，认为其可突破“文明互鉴”视角，结合空间理论解读多元族群关系。针对山西模范省研究，她追问阎锡山对模范、自治与联省自治的构想，建议深挖权力技术与城乡议题。她还提出，仅以宋代诗词研究商贸存在局限，需辅以图像史料、区域网络综合分析。王果认可声音、音乐切入城市史的新颖视角，同时指出史学研究应穿透表象、探寻本质。结合《梁祝》与苏州音乐案例，他提出研究要挖掘作品蕴含的时代精神、移民情感与文化认同，结合近代城市发展脉络，客观梳理地域文化演变，杜绝简单标签化解读。

本次会议学科跨度广泛，涵盖考古、文学、音乐、建筑、经济、思想、社会等多重视野，充分体现了城市史研究的跨学科特质；议题深度扎实，宏观理论探讨与微观个案剖析相互贯通，既涉及古代城市，也涉及当代城市，新疆考古、音乐城市学、声音史、数字史学、军事城市史等为传统城市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次会议也体现了明确的方法论自觉，需要超越西方现代性框架，探索基于中国历史经验的本土城市史研究理论。结合2026年中国人文学科发展大会的主题——“数智时代的人文学科：文化传承发展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会人员形成一个基本共识：无论时代如何变，人文学科依然担负着文化继承、价值引领、意义追问、审美判断的重要使命，在一个可见的未来，这种使命仍然无法被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