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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纪要｜周思成：公共史学写作实践中的“史学三长”
发布：2026-06-01 来源：2026年5月26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科学与人文素养“史学公共写作与公共传播”系列讲座第三讲在立德楼304举行。本次讲座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周思成担任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毛立平主持，主题为“公共史学写作实践中的‘史学三长’”。来自各相关院系的硕博研究生、本科生及部分校内外师生到场参加。讲座中，周思成老师结合所著《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王安石“强辩”考》等作品的写作经验，与到场师生分享了历史非虚构写作的心得与反思，重点探讨了公共史学写作不同于专业学术研究的“才、学、识”，以及写作中虚构与想象力的边界问题。
毛立平教授主持讲座
毛立平老师在开场介绍中指出，周思成老师是青年学者中在专业史学研究与公共史学写作两个领域均取得突出成就的代表人物，其著作《隳三都》获首届文景历史写作奖，堪称国内非虚构历史写作的标杆之作。周老师的写作既保持了专业史学的严谨，又具备极强的可读性，尤其对于军事史和战争史的呈现，给读者身临其境的体验。周老师的到来，可以为有志于公共写作的同学提供极具实操性的指导。
周思成老师以“创作论的悖论”作为开篇。他坦言，作家自我讲述创作过程往往意义有限，但历史写作根植于历史学科的训练，仍然可以总结出一些具有技术性和经验性的原则。他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进入历史写作的机缘、历史写作的“史学三长”，以及探索虚构与想象力的边界。
首先，周思成老师回顾了自己进入历史写作的机缘：他自幼便是军事史爱好者，阅读了大量战争史经典，从雨果《悲惨世界》中对滑铁卢战役的叙事，到芭芭拉·塔奇曼（Babara W.Tuchman）、罗杰·克劳利（Roger Crowley）的作品——这些阅读经验使他逐渐形成了对一部战争史著作从模糊到清晰的想象。在北大读博时，因缘际会与出版社合作，他开启了《隳三都》《大汗之怒》等书的写作。他由此强调，兴趣是历史写作最重要的内驱力，学术研究本身枯燥艰辛，公共史学写作却能让学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让人在面对历史时保持朴素的热爱与敬畏。
周思成副教授主讲“公共史学写作实践中的‘史学三长’”
讲座的核心部分，周思成老师借用传统史学的“才、学、识”概念，重新定义了历史非虚构写作的“史学三长”。
第一是“识”，即选题的能力。他主张用学术眼光和标准来选择公共史学的题目。以《王安石“强辩考”》为例，该书源自他阅读《续资治通鉴长编》时注意到的一个现象：在熙宁变法的朝堂辩论中，王安石在君臣对话中“抢白”他人、长篇独白，而神宗皇帝则以“上笑”或“上以为然”结束讨论。由此，周老师写作此书，探讨北宋政治文化中口头表达与决策效率的关系。他认为，这样的题目在史学论著或文章中难以充分展现人物的在场感与交锋的戏剧性，恰恰最适合以非虚构写作的形式呈现。
第二是“才”，即文笔与题材相称。周老师引述张荫麟所译Justin U. Smith《论作史之艺术》中的观点，强调历史表现不是炫技式的文学修饰，而是尊重史事本身的生命与基调。他以自己的两部作品为例进行分析，《大汗之怒》写元朝东征日本，事件本身带有一定的荒诞色彩，故他刻意采用略带戏谑的笔调；而《隳三都》写金朝的亡国史，史料中弥漫着浓烈的悲剧感，他则努力保存并传递那种沉痛的氛围。他认为，好的历史写作应当尊重史料本身的情感基调，而非强行剥离或滥用文学修辞。
第三是“学”，即叙事建构与关键细节的呈现。这是周老师着力最多的部分。他引用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关于“生动描述（历史叙事）”与“引用（历史论证）”两种史学传统的区分：古典史学追求通过生动叙事让读者感受到“如临其境”，而科学史学则依赖注释与论证来确立真实性、可验证性。历史非虚构写作需要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既需交代历史事实，又要生动描述关键细节。他以侯景之乱中“庾信食甘蔗”的细节为例，对比《资治通鉴》与日本史家吉川忠夫的不同写法：《资治通鉴》用“方食甘蔗，有飞箭中门柱，信手甘蔗，应弦而落，遂弃军走”寥寥数字，便刻画出一位南朝士大夫的仓皇；吉川忠夫虽做了大量制度与人物考证，却未能传递同样的现场感。周老师又举吉川忠夫描写梁武帝之死时引入《观无量寿经》中韦提希夫人救夫的典故，反衬梁武帝无人拯救，一笔穿透了信仰与现实的裂隙。周老师以此说明，关键细节的选择与呈现，绝非所有人都能为之，需要深厚的史学功力和敏锐的感知力。
历史非虚构写作的“学”：叙事与细节
此后，周思成老师进一步探讨，历史非虚构写作中，虚构与想象的边界究竟何在？他以《隳三都》开篇描写岐国公主出嫁的场景为例，逐句说明每一处细节均有史料依据：嫁妆规格出自《大金集礼》，护送军士的装束来自《大金国志校证》《北行日录》等，城门铃索的细节则从碑文而来。但将这些有根据的细节汇聚成一个连贯的叙事，是否就等同于历史的“真实”？当写到溃军入城时，他根据《金史·古里甲石伦传》中“完颜副统入城，两手皆折，血污满身”等描述，扩展出老门卒推门、风雪扑面、黑马疾驰等场景。这些细节虽未见于原始记载，却符合历史情境。周老师认为，这触及了历史非虚构写作的核心难题：当每句话都有根据，将这些根据组合起来的叙事整体，是否仍然是一种虚构？这是否越过了非虚构的边界？对此，周老师将非虚构写作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生活情境的还原，可以使用兼容性的史料来营造时代氛围，另一种则是历史过程中史实的复原，必须严格依赖史料的证据，否则就会转向虚构。他引用金茨堡对中世纪史家埃米尔·鲍尔（Eileen Power）《中世纪人》第二章“农民波多”的评价：鲍尔写农民波多吹着口哨去赶集，其赶集行为可以依据同类史料合理推断，“吹口哨”则无从证实。周老师认为，非虚构写作中历史叙事要容许“合理想象”，历史写作者还原历史场景可以也应该追求生动，但还原历史的因果过程则需要极为谨慎。
讲座最后，主持人毛立平老师感谢周老师以学术化的方式，真诚地分享了创作中的甘苦与困惑。她指出，本次讲座不仅厘清了公共史学写作中“才、学、识”的具体内涵，更以坦诚的自我剖析，揭示了非虚构写作中想象与真实之间的复杂张力。这为有志于从事公共史学的青年学人提供了路径指引，也激励大家在学术与公共史学之间寻找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
讲座现场
互动环节，同学们围绕反事实假设叙事、如何平衡学术训练与公共表达等问题展开提问。周思成老师一一作答。他指出，反事实假设在非虚构写作中完全可以尝试，但需注意不混淆可能性与事实性。他鼓励在场同学，在完成严格的学术训练之余，不妨以写作、视频等多种形式探索历史的不同呈现方式，保持对历史最朴素的情感与热情。
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本次讲座中，周思成老师以自身创作实践为例，系统阐释了历史非虚构写作的“史学三长”——用学术眼光选题之“识”、文笔与题材相称之“才”、叙事建构与细节呈现之“学”，为公共史学写作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论框架，对在场每一位有志于公共史学的同学具有极为宝贵的启发意义。
排版/姚一帆
审核/李瑜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