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5日下午，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求是学者白莎（Elisabeth Kaske）教授以“一个德国‘汉学家’是怎么练成的”为题，带来一场精彩的讲座。本场讲座在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北区学部楼133会议室举行，由清史研究所所长胡恒主持，历史学院师生积极到场参与。

讲座伊始，白莎教授首先从“什么是汉学”这一问题切入。她指出，在德国，人们往往将汉学戏称为“兰花学”，意为稀有小众、培养周期长。白莎教授强调，德国汉学与美国汉学有着截然不同的学术传统：美国汉学属于地域学范畴，服务于冷战及国际战略需要，而德国汉学则发轫于语文学传统，以古代文本为中心，致力于重建语言、思想与历史。由此，中文研究形成了以经典、史书、古文字为核心材料，以训诂、校勘、文本考据为主要方法的学术路径。白莎教授指出，贯穿德国汉学史始终的一条主线，正是“有用”与“无用”之争：一端追求文本与语言的学术精确，一端强调现实世界中的应用价值，这一矛盾缠绕了德国汉学近一百五十年。

白莎教授接着回顾了1945年前德国汉学的发展历程。17世纪莱布尼茨通过与传教士通信编成《中国近事》，主张中国是欧洲可对话、可反思自身的文明。进入19世纪，德国汉学开始分化为两条路径：一条以大学与图书馆为阵地，走收藏典籍、编制教材的文献学道路；另一条则服务于考察、外交与国家实践，其典型代表为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他曾来华考察并发明了“丝绸之路”概念。

加贝伦茨是德国大学汉学的奠基者，1878年设立首个大学汉学教授席位。此后汉堡、柏林、莱比锡、法兰克福相继设立讲席，汉学进入大学制度。20世纪一二十年代，受一战后欧洲知识界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浪潮影响，老子思想在德国流行，蔡元培、林语堂、萧友梅等曾赴莱比锡学习。1933年纳粹上台后，汉学学者被迫流亡，德国汉学遭受沉重打击。

关于1945至1990年两德分立时期，白莎教授指出东西德走上不同路径：东德受苏联模式影响，转向当代史、现代汉语与政治经济研究；西德则延续古典文献、历史与哲学传统。她特别回忆了自己的中文老师杨恩霖先生。他1948年赴欧，后定居东柏林，在佩加蒙博物馆工作近四十年。杨恩霖以描红、背诵的传统方式教中文，为白莎教授奠定了扎实的汉语基础。

随后，白莎教授梳理了两德统一后德国汉学的重组与转型。随着中国崛起，德国汉学曾经历一轮扩张，“中国能力”成为政策与教育领域的热词。但新冠疫情以来，由于国际环境变化，这一趋势明显逆转，选修汉学的德国学生人数持续下降。白莎教授接着分析了德国汉学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即中国研究长期被置于历史学等主干学科之外，德国中学课程中缺乏中国历史教育，导致学生对中国的兴趣难以从学校教育中自然产生。她介绍，目前德国18所大学可专修汉学或中国研究，大致分为古典汉学、现代汉学和跨学科中国研究三类，但在中国经济、法学、政治学等学科中，中国作为独立研究对象仍属少数。

最后，白莎教授回顾了自己的学术道路。她从小对遥远的东方文化充满好奇。1992年，她以交换生身份在北京大学进修一年，师从俞士汶教授从事语言学研究。回国后，由于院系重组，她辗转海德堡，师从瓦格纳教授，完成了硕士论文。此后她从事独立研究十年，完成了学术著作《俾斯麦的使者：德国军事教官在中国，1884—1890》。后赴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最终回到德国，现任莱比锡大学教授。

在讲座的最后，白莎教授以人文楼办公室窗外的一棵杨树作结。这种杨树在德国计划经济时代因可作火柴用材而被广泛种植，两德统一后却因火柴产业衰落而成为城市管理的负担。她借此比喻：一个学科的“有用”与“无用”并非固定不变，而会随时代与社会需求而转换；学者不应仅以“有用”与否来选择研究方向，唯有发自内心的热爱，才能支撑人在困难时期坚持学术探索。

讲座结束后，胡恒老师对讲座内容进行总结。他指出，白莎教授的讲座将个人学术生涯与德国汉学的学科发展史融为一体，生动展现了一个学科在特定政治与社会环境中的命运起伏。他结合当前中国人文社科领域同样面临的“有用”与“无用”之辩，强调学科的发展既取决于外部环境，也有赖于学者自身的坚守与拓展。在互动环节，在场师生围绕德国汉学的未来走向、日本学与汉学的发展差异、汉学人才培养等问题展开讨论，白莎教授一一作出了回应。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图文丨齐乐遥

排版丨李童

审核丨萧凌波 张馨艺 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