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1日晚，中国人民大学科学与人文素养“史学公共写作与公共传播”系列讲座第二讲在中关村校区立德楼501举行。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担任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毛立平教授主持，主题为“夏夜清聊——公共史学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探讨”。来自各相关院系的硕博研究生、本科生及部分校内外师生到场参加。讲座中，赵冬梅教授结合自身经历，与到场师生分享公共史学写作与传播领域的心得、趣事，探讨公共史学写作与学术研究创作之间的关系与异同。

毛立平教授主持讲座

讲座伊始，主持人毛立平老师表示，本系列讲座旨在推动史学公共写作的实践与反思，赵冬梅教授是当代史学界少有的在专业研究与公共传播领域均取得杰出成就的学者，她的到来为公共史学与专业学术研究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经验。

赵冬梅老师以“夏夜清聊”为题，意在营造一种亲近、放松的交流氛围，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一位历史学者在学术与公众之间的行走与思考。首先，她以一段亲身经历的往事切入，讲述了自己早年参与的一档媒体节目而引发的争论。媒体传播更注重传播效果与受众的接受度，这与历史研究的审慎和学术性存在一定距离。这让她进一步思考，历史学者面对公众时，如何平衡学术严谨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引出公共史学的核心困境——专业研究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与大众接受度之间存在的鸿沟。

由此，赵冬梅老师展开了对公共史学核心困境的深入剖析。她指出，历史知识的传播有三个层次：写给专业同行的论文，写给学生的讲义，以及面向公众的普及性写作或讲述。三者之中，最难的是最后一层。写论文时，阅读者多为专业学者或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具有相关的历史背景知识；而面对公众时，需要应对的是参差各异的知识背景与难以预料的提问。她参与公共史学的初衷，正是希望以专业学者的身份承担起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的责任，同时认为一位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学者，既要能深入，也要能浅出，要为大众讲出真实可信而又易于接受的历史。

谈及公共史学的价值，赵老师分享了自己童年的阅读经历。她最早的历史启蒙并非来自正史，而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之类的晚清小说，从这些作品中习得了大量的历史上的人情世故与常识性知识，激发了她对历史的持久兴趣。她提出一个开放的观点：大众接触历史的起点不必是百分之百精确的学术著作，只要保持对真实性的敬畏，文学的、通俗的叙述同样可以成为通向历史的桥梁。她以自己在北大开设“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课程为例，说明那些小人物的悲欢和看似“琐碎”的衣食住行，往往最能打动听众。赵老师特别讲述了司马光《张行婆传》的主人公、宋代底层女性张行婆的故事：她幼时被继母出卖为婢，历经磨难后归家赡养双亲、嫁人生子，完成这一系列人生任务之后，毅然决定出家修行，并对前来探望的儿子说“吾不复为尔母”，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存在。赵老师说，这个故事在音频平台上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共鸣，为当今大众呈现出一位宋代底层女性的诸多人生可能。但此类故事却很难完整地以论文的形式呈现，这就是公共史学传播与学术研究的不同所在。赵老师认为，学术研究倾向于将鲜活的生命拆解为制度、信仰、阶层等分析要素，而公共史学恰恰保留了历史的温度与完整性。

赵冬梅老师进一步讨论了公共史学写作的方法论。她强调，好的公共史学作品应当在充分吸收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通俗的形式实现流畅的表达。她以自己研究武选官的经历说明，只有经过扎实的史料爬梳和制度训练，才能在写作中做到有依据的想象。她以几位历史专业的学者既从事学术研究又投身于公共史学写作的个案表明，严谨的学术训练与优秀的公共史学表达可以相得益彰。同时，她提醒有志于此的同学，先按捺住创作冲动，扎扎实实完成历史学的基本功训练，将以后的公共史学写作和传播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讲座现场

讲座最后，主持人毛立平老师感谢赵老师以坦诚而幽默的方式，呈现了专业史学研究与公共写作之间的张力与可能。她指出，公共史学并非学术的降格，而是学术的延伸与升华，历史学者既要耐得住书斋的寂寞，也要有走向公众的勇气。

互动环节，同学们围绕“如何在史料缝隙中充实故事”“如何看待历史同人创作”“历史学者如何面对同行批评”以及“视频传播与写作的关系”等问题踊跃提问。赵冬梅教授一一回应。她认为，历史想象必须建立在扎实依据之上，她在《大宋之变》中想象的饼店小伙计，也源自《东京梦华录》的细节。对于来自学界的批评，她主张相互尊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与缘法。至于视频传播，她坦言，历史的传播应当接纳各种形式，重要的是内容本身的品质，而非媒介的新旧。扎实的学术功底、深入浅出的能力以及对自身节奏的坚守，是穿越这些喧嚣的根本。整场讲座在轻松而深邃的对话中落下帷幕，为有志于公共史学的青年学子指明了可行的成长路径。

图片/张璐佳

文字/邓林

排版/李瑜琛

审核/姚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