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3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海外学者系列讲座第14讲在人文楼400举行，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求是学者白莎教授应邀主讲，清史研究所萧凌波副教授主持，胡祥雨教授、叶柏川副教授及其他校内师生踊跃参加。白莎教授以《礼仪与皇权再定义——以亨利亲王访华为中心》为题，从1898年普鲁士亨利亲王访华这件“小事”切入，围绕轿子、椅子、握手与勋章，追问清朝皇权的性质与君主身份的可见性，并与在场师生展开讨论。

白莎教授指出，1898年5月亨利亲王（德皇威廉二世之弟）访华，先后受到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接见，两国君主互赠勋章。这些在今天看来平常的事，在当时却成为政治问题，最终触及“清朝皇权究竟是什么、君主如何被别人看见和承认”。亨利坐黄轿入京，中国记者由此追问：一个德国亲王在北京应对应中国礼治中的什么等级——这正是“可比性”问题：两套制度完全不同，外交却要求双方回答“你的亲王在我的制度里相当于什么”。白莎教授将接见压缩为四个场景，强调“次序本身就是政治”——谁先见谁、谁坐着、谁走过去，都是在用身体和空间表示权力关系。

光绪帝赐给亨利的是一等第二级双龙宝星（一等第一级对应外国君主），这枚勋章并非在北京制造，而是在俄国制造——中国皇帝要借助一件在俄国制造、采用欧洲勋章形式的中国勋章，把德国亲王放进可识别的等级制度。白莎教授指出，双龙宝星实质是一台“翻译机器”，创始者为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是兼采满文、双龙与蓝宝石的跨文化混合物。但可比性不等于平等：1898年王室赠礼恰恰发生在德国以武力取得胶州湾之后，礼仪上的辨认不能取消军事与帝国主义权力的不对称。

白莎教授强调，不能把这次礼仪变革简单说成“西方强迫、中国让步”。光绪帝早在亨利到达前就想改革礼仪，主动提出对俄国代办接见采用西式礼仪，并说“与其等外国人提出要求，不如中国自己主动改变”。亨利离京后，李鸿章、张荫桓获赐双龙宝星——中国皇帝首次把本是“外国人专属”的勋章授给中国人，光绪帝并谕令总理衙门制定新的接见章程。9月政变后，慈禧结束了光绪帝的政治改革，却把新式外交礼仪的一部分占为己有；1902年起，外国公使先听光绪帝讲话，再觐见光绪帝之上的慈禧——白莎教授称之为慈禧在“主权意义”上的收获。此后国内荣誉制度也逐步改革，1910年清廷仿照日本建立新勋章制度，但未及完成王朝即告终结。

白莎教授最后将镜头拉远：不能把1898年理解为中国追赶已完成近代化的欧洲模式，因为德国君主制同样失败了。此外，德国方面答应回赠的黑鹰勋章因政治争执一再拖延，威廉二世还要求把勋章上的金刚石换成廉价宝石；庚子之变后勋章落入掠夺士兵之手，最终以20美元拍卖。中德君主制面临共同挑战：民族主义与大众媒体时代，君主必须成为国家与民族的象征。清朝是“没有君主的君主国家”，王室从未有面向公众的形象；德国皇帝过度可见，威廉二世的形象也未能转化为持久的政治合法性。两国失败机制不同，共同问题是王朝如何在民族主义时代把自己重新包装成国家。

讨论环节，在场师生就慈禧与光绪的“名与实”展开讨论，白莎教授认为太平天国以后中国已是“没有君主的君主国”，1911年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实权的各省政府相继抛弃清廷；奥斯曼、奥匈等老帝国同样面临“如何把王室与民族国家绑到一起”的难题，中国失败最早但并不例外。还有同学就“全球王室兄弟共同体”等概念提问，白莎教授逐一回应，指出荣誉（honor）是等级制度的表现，勋章制度是19世纪把封建贵族制度与资产阶级制度结合并升格为国家象征的产物。总之，白莎教授以一枚勋章串联起中德两国君主制度的兴衰，为观察晚清制度转型与身份等级提供了新颖而深刻的视角，令人深受启发。

图片丨宋其芳

文案丨张锐

排版丨张馨艺

审核丨萧凌波 张馨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