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1日下午，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冯明珠女士应邀到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以“百年回眸：故宫博物院易代修史的缘起与经过”为题举办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华林甫教授主持。校内外众多师生齐聚人文楼400会议室，现场座无虚席，研讨氛围热烈。

冯明珠老师以“故宫博物院为何要参与修史”为核心线索，系统回溯了故宫与清史编纂工作结缘、传承和推进的完整历程，厘清关键史实，梳理发展脉络，呈现了一段跨越百年的学术传承史。

她指出，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作为国家博物馆，本无易代修史的职责，却因1928年接收清国史馆、民国清史馆馆藏而与此项重任绑定。1914年，袁世凯设立清史馆，由赵尔巽担任总裁，此后历时14年编成《清史稿》。1928年国民革命军进驻北京后，国民政府下令由故宫博物院就近接管清史馆。1929年10月，赵尔巽旧部刘赞廷呈文请求开放发售《清史稿》，以收益抵偿总裁垫款。国务会议审议后认为《清史稿》内容存在诸多不妥，提议将书稿和清史馆馆藏移送南京审查。

为留存珍贵史料、避免馆藏外迁，接管故宫博物院的易培基在具有历史学背景的女婿李宗侗的协助下，列举《清史稿》19条谬误，呈请国民政府永久封禁该书，同时承诺以馆藏清宫史料编纂《清代通鉴长编》，为重修清史奠定基础。这一提议获得了行政院长谭延闿的支持。由此，故宫博物院不仅成功保留清史馆馆藏，也开始肩负起易代修史的学术使命。

冯老师考证发现，在文物南迁前，故宫文献馆始终致力于档案整理工作，截至1931年时已完成50余种档案的编目。1933年文物南迁时，文献馆共装箱档案3773箱，其中清史馆馆藏占77箱。等到1949年文物迁台时，运抵台湾的文献馆文物总数仅余204箱，但原来其中的清史馆馆藏大部（计61箱）都被运抵台中北沟。在冯老师看来，这一比例反映了故宫对清史馆文献的重视，而这正是其坚守修史承诺的体现。

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成立，两年后下设立图书文献处，着手开箱整理善本古籍和清宫档案，同时启动《清代通鉴长编》编纂项目，并聘请钱穆主持工作。此后历时12年，完成了641册的《太祖太宗两朝长编初稿》。不过此后长编工作随《清史稿》校注工作的启动而告一段落。

谈及《清史稿》校注工作，冯老师回忆道，1978年，“国史馆”馆长黄季陆鉴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清宫档案和官修史书已完成编目并开放阅览，正式提出校注《清史稿》的构想。此举亦得到钱穆支持。1978年11月1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国史馆”合作启动校注工作，六年后这一工作完全交由“国史馆”负责。校注成果最终于1985年付梓，1991年完成全部十六册《清史稿校注》的出版，1999年经商务印书馆印行，这部巨著亦得以于大陆上市。

2003年，戴逸先生推动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启动，并广纳两岸史学人才参与其中。冯老师此时正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任内，她全力开放清宫档案资源，积极协助大陆学者赴台查阅史料，并牵头承担《府院大臣年表》编纂工作。她以戴逸先生所言“学历史的人，有多少能为国家修史”自勉，坦言能亲历并参与清史编纂工作，是毕生学术幸事。

互动交流环节，在场师生围绕台北故宫馆藏数字化进展、中华书局《清史稿》点校本与《清史稿校注》的关联以及台湾学界对大陆清史纂修工程的看法等问题，与冯老师深入探讨，思想碰撞，精彩纷呈。

本次讲座史料翔实、逻辑清晰，既宏观勾勒故宫修史百年脉络，又精细考证关键历史细节。冯明珠老师以亲历者的独特视角，为两岸清史编纂的传承和变迁留下珍贵记录。讲座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