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伊始，高波围绕明清时期地圆说和儒学的关系，从主题，背景与方法出发，提出本次讲座的三大核心问题：西来的地圆说如何冲击本土宇宙观；明清儒学如何“涵化”地圆说；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为何应以经学和理学为基础。他指出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并非单向的“科学冲击—儒学溃败”过程，而是儒学与西学的双向涵化。中国思想在此阶段经历的并非价值体系的崩解，而是一场基于自身义理传统的结构性转型。

讲座中，高波首先介绍了明清时期中西学关系的讨论所依赖的三个关键知识背景：一、宋明理学知识体系中“义理”和“象数”的历史纠葛，其关乎宋明理学的内在结构，构成了西学东渐的思想背景。宋代二程等重义理而轻象数，强调圣人“无适而不为中”，即天地间的具体物理位置无碍于义理的普遍性。朱熹虽试图在义理与象数之间保持平衡，但后世理学仍以心性为主导。东传的西方自然科学被当作“象数之学”的组成部分，需将其放入理学的概念背景下加以讨论；二、近代科学史的抽离解释，以“李约瑟问题”为代表的解释路径仅关注古代思想中可转化为现代科学的片段，而将阴阳、五行、堪舆等象数内容视为非理性冗余弃而不论，但要恰切理解古人的思想世界，必须将那些看似可以“现代化”的知识重新放回其整体宇宙论图景之中；三、西学东渐史研究中的“天崩地裂”论，主张西方自然知识的传入对本土天下观念造成颠覆性影响，但该论断低估了儒学的义理弹性与涵化能力，难以解释明清时期儒家知识分子的许多论述。更符合历史实际的应是“转型史”而非“崩解史”。

 接下来，高波探讨了地圆说对以平面大地为前提的传统天下秩序的“中位”的重构，以“象数-义理”为线索，从思想史层面阐述了西来学说对本土思想的影响及本土知识分子的多种应对方式。地圆说自明末传入中国，其后被知识分子从理学角度阐释与接纳。其主要带来的思想挑战包括：天圆地方与天地同圆之间的形象矛盾、唯一中心与无处非中之间的空间焦虑、上下绝对区分与南北半球对跖点之间的方位混乱。第一点在本土学说中早有前因，而后两点均对本土儒学体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也激发了本土知识分子的多样回应方式：首先，以产生于佛教的“无中边”论解构、超越“中位”的重要性，以杨廷筠为代表；其次，产生于两宋理学中“以象遣象”的方法，通过寻找西来世界图式中的矛盾之处对其加以批判，进而否定外在“象数”的重要性，维护“义理”的至高价值和本土世界秩序的正确性；最后即清代儒学的“象数化转用”和“格义”式解释，以李光地、方观承等为代表，即在自己文明内部找到相似术语或概念进行比附，该观点体现了清代儒学平衡义理与象数、向朱子思想回归的特征。从“以象遣象”到“以象显理”，义理和象数在清初重新走向统一，西学成为促进儒学更新的催化剂。

此外，明清知识分子对半球图、磁极南北和温度带等外来自然科学知识，均基于儒家传统思想进行应对，积极推动了外来知识的本土转化。同时，他们将传统地理知识中的昆仑地中说、四水分流说等与外来知识相结合，尝试构建一种具有普世性的地理-文明学说。半球图的传入为儒学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象征框架，清代知识分子认为东、西两半球天然契合理学“无独必有对”的对偶性原则，且与“汉学”中的以“偶”释“仁”的观念契合，阴阳对偶学说和半球说联系起来，东、西两半球图式成为清代理解世界的基本图式。

清代知识分子中，廖平对外来与本土知识的涵化有较大贡献，其重视象数和义理的统一，从传统经学中挖掘与外来知识相对应的内容，构建了以相对化东西、绝对化南北、两半球二伯-两京制、南北夷夏等观点为代表的系统化地理-政治学说。康有为，梁启超等则基于全球东西轴线提出“气运循环”、“地运”等学说，强调该轴线体现的中、西方之间的关系，为接纳西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另外，廖平等结合温度带学说与传统河洛地中与华夷之分观念，以《易》六爻释“五带”，论证了位于北温带的中华文明的优越性，指出“几何”中心和“气运”中心不必一致；魏源、廖平等将本土的昆仑地中、四水分流等地理观念与外来知识相结合，提出“全球四水分流说”，和“东西两昆仑”等观点，并与“二伯-两京”等学说结合，康有为更主张应以昆仑为“大同公议政府”的所在地和全球政治中心。以上思想均体现了构建普世性地理-文明学说的努力和朱子学“以象显理”的特征——正确的“义理”需通过正确的“位置”加以表达。最后，清代知识分子也开始以海洋视角理解政治秩序，体现于魏源的东、西洋观点和廖平的“海中昆仑”说。

讲座最后，高波对本讲内容进行总结并提出延伸性思考：明清之际思想家提出的许多看似“荒谬”的观点实际上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据。地圆说的传入并未摧毁传统天下观，而是促成了本土儒学和西学的更新：从独一之极转向对偶之极，从几何中心转向气运中心，从单纯的南北独尊转向南北定向与东西对等并存。这证明本土儒家思想具有强大的“涵化”能力，应重审学界理解明末以降西学东渐后果的“崩解”范式，并反思二十世纪新儒学重视内在“心性”和“义理”、忽视外在“象数”的倾向，超越近代科学理性和儒学人文主义的对立，尊重古代思想的整体性和内在脉络，以走向以经学、理学为基础的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