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7日，中国人民大学2026年春季“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八讲在公教一楼1605教室举行。本次讲座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主任王锦萍副教授主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胡恒教授主持，主题为“出家、入道与宗门：金元时期的全真教研究”。历史学院2025级全体博士研究生及部分校内外师生参加了讲座。

讲座伊始，王锦萍讲述了全真教主王重阳的生平，指出他出身于陕西咸阳的豪门望族，精通儒家学说，后皈依道教。他曾在山东传道，收下七名弟子，即著名的“全真七子”。其中最重要的弟子丘处机从山东出发，横跨大漠与雪山，西行至西域觐见成吉思汗，并向他阐述道教教义。此后，全真教因得到大蒙古国统治者的支持而迅速发展。

随后，王锦萍借助王重阳的生平经历以及道教出家者在中国历史中的处境，提出了双重问题：一是出家人所要面对的“放弃家庭与世俗羁绊”，二是“重组社会归属与义务”。她指出，以往研究中，宗教研究侧重于出家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以及出家后宗教修行的方式；而历史研究则关注宗教群体的组织形态，及其在政治、社会中的角色与功能。鉴于此，如何贯通二者之间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研究者需要阐明出家个人与家庭、社会职责之间的基本关系，以及在这一图景下，个人修行、家庭伦理与宗教归属之间的基本关系。同时，致力于重现全真宗派组织建设的历史现场，揭示在历史运作中个人、家族与宗教三者之间所呈现的矛盾、协商、调和与合作关系。

王锦萍指出，全真教早期以弃家苦修为宗旨，着重追求个人的解脱与精神的自在。然而，在中国传统儒家社会中，包括孝道在内的家庭责任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个人追求。这两者之间因此产生了巨大张力。面对这一张力，倾向于以宗师故事“寓教于乐”方式进行教义讲解与传播的全真教，其各类材料中展现了处理这种张力的具体方式。纵观金宋元历史，全真教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它从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修炼群体，逐渐发展为一个势力庞大、遍及整个北方的宗教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家与教的关系、个人修行与群体义务之间的张力也发生了新的演化，并催生了诸多历史现象。

针对上述张力及其衍生的历史现象，王锦萍认为她与学界同仁在北方发现的大量全真宗派图碑具有重要作用。从这些图碑可知，全真教自一个小宗派发展为全国性教门大宗派之后，便调整了自身的组织关系。例如，借鉴儒家宗法关系中的“嫡”的概念，运用“嫡子”“嫡孙”的称呼与认定来构建“祖”“宗”“派”，以服务于各宗派正统性与话语权力的构建构。在全真宗的宗派图碑中，他们会不断标明各派领袖的嫡长地位，从而建构起传承谱系，亦会借助各类仪式以及祠堂等建筑物，进一步构建并强化这一谱系。

在此体系中，祖师信仰成为关键一环，服务于各宗派的法脉的构建构。“五祖”、“七真”等全真祖师的构建，勾勒出明晰的法脉线索，祖师的遗体和埋葬地亦成为重要的建构工具。全真教人通过对祖师遗体的会葬仪式，强化了法脉承袭的公开主张及其社会认可度。而葬仪之后所立的宗派图碑，则进一步巩固了上述建构。

最后，王锦萍以若干个案为切入点，综合前述分析，揭示了蒙元时期全真教调和“家”与“教”之间张力的具体方式：一方面，他们重新诠释家庭伦理关系，重塑出家者的责任与义务；另一方面，他们借用传统的家庭宗法关系，以法脉传承和宫观网络为核心，构建出结构严整的实体性宗教宗派。与此同时，在具体生活实践中，“家”与“教”之间的关系纽带以多元方式持续存在，并在各类仪式与纪念性活动中呈现出密切的互动。

讲座结束后，现场同学们围绕多个问题踊跃提问，包括：全真教在处理家族与教门关系时是否借鉴了其他教派或宗教的经验；全真教中女弟子数量较多的现象；全真教如何理解在此之前出家与在家道士的不同意义；全真教的“祖宗派枝”与传统宗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全真教的道士墓地能否构成宗教景观等。王锦萍对这些问题一一作出详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