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2026年科学与人文素养系列讲座“日下经纬——北京城的前世今生”开讲。首场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世瑜教授主讲，主题为“明代西山与北京城——从一篇明代游记说开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建伟教授主持，来自校内外的听众60余人参加。

讲座伊始，赵世瑜教授首先展示了一幅晚清德国人绘制的北京地图，揭示北京城坐落于太行山与燕山山脉交接的山区环抱中的小平原，因此不了解西山，便无法真正理解北京城。一位生活在明末北京的士人王思任游览西山的一篇三千余字的游记，为我们展示出这座城市的众多面相。

王思任祖籍为浙江山阴人，生于北京西江米巷（今西交民巷）的医官家庭，万历年间以“借籍”宛平考取生员，二十一岁成进士。借此个案，赵世瑜教授指出明初北京还不是从本地生长出来的士大夫社会，其文化氛围主要由外来官员、军户及商贾家族构建。明正统之前，顺天府籍进士人数都不多，即便如英宗朝中进士的韩雍、李东阳等名臣，也是其祖、父在明初被强制迁徙或卫所军户移居北京的，所以北京城在很长时期内是一个由外来人口主导的移民城市。

王思任在罕山松寺（即黑山功德寺）读书时，读到同是江南人的王锡爵之子王衡的游记，被“西山之胜，仿佛武林之西湖”的描述打动，于是携十两银子，由和尚东明等陪同，开始了一场“佛寺之旅”。这场游览串联起云会寺、玉泉山华严寺、功德寺、卧佛寺、香山碧云寺、弘光寺等众多古刹。由此细节，赵世瑜教授剖析了西山佛寺与明代宦官的密切关系。王思任所至诸寺，多由宦官捐资兴建或重修，如成化年间朝鲜籍宦官郑同捐银七十万两创建弘光寺。明代中后期北京城内宦官人数庞大（崇祯年间有“十万”之说，约占城市人口八分之一），因缺乏宗法意义上的子孙，他们以“以僧为子孙，以寺为家”的方式解决身后祭祀问题，将佛寺既作为养老送终的依托，也作为埋骨之所。这种看似特殊的现象，实则折射出传统中国社会对死亡安排与祖先祭祀的普遍重视，即便边缘人群亦需通过宗教途径寻求仪式性解决。

赵世瑜从游记中“窑主即寺僧”的记载出发，指出明代中后期西山门头沟一带的煤炭经营已与寺院经济相结合。王思任记录净德寺僧人以煤窑户所赠两尺长鱼款待宾客，特别提到该寺住持即窑主，表明寺院直接参与了矿业开发。隆恩寺以大石窝汉白玉铺砌庭院，耗费巨万，而民间则利用采煤剥离的石板作为民居的建筑材料，形成从皇家工程到村落生计的完整产业链。由此可见，晚明商品经济的活跃已渗透至西山地区，佛寺不仅是宗教场所，也是重要的经济实体与权力空间。

赵世瑜在讲座中谈到了民间信仰和北京的水资源的关系。关于西山寺庙流传着很多传说，比如海秀和尚被称为“鬼王菩萨”，慈善寺有“魔王菩萨”，还有大青小青两条龙的故事，都与北京的水资源有关。此外，如明英宗修的顺天保明寺（皇姑寺），实际上是当时北方民间教门“西大乘教”的重要据点，也和妙峰山碧霞元君的香会有关。

关于民间谚语“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赵世瑜引《帝京景物略》所载明代“先有潭柘，后有幽州”的原始表述，提出环境史视角的解读：先有水潭与柘树（可养蚕，标志定居农业出现），继而形成聚落与佛寺，最终演变为城市。这一看法比将城市起源简单归功于规划者（如刘伯温或姚广孝）的对传说的解读，而是指向一个自然的聚落发展过程。赵世瑜同时指出，全国各地类似“先有XX后有XX城”的民间说法有很多，既包含环境变迁与人群移动的实证成分，也承载着本地居民面对外来精英主导的城市化进程时，对“原初主人”身份的记忆与情感表达，具有心态史与社会学层面的意义。

王建伟教授对本场讲座进行总结，赵世瑜老师以一篇游记《游西山诸名胜记》为切入点，结合历史地理和文献考证，钩沉出明代科举、宦官制度、佛教经济、煤矿经营、民间信仰、城市起源等丰富面向，进而呈现国家权力、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在地方社会中的互动，展示了微观文本与宏观历史之间的解释张力。他呼吁大家走出校园，去触摸北京西山的石板路、古碑与村落，尝试建立与脚下土地的物理与情感链接，重新发现北京作为“附近”的意义。

图文：刘源均

排版：张嘉欣

审核：吴丽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