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海外学者”系列讲座第12讲在人文楼400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以“十八世纪的清朝内府舆图”为主题，由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副教授康言（Mario Cams）主讲。本场讲座由清史研究所教授孙喆主持，历史学院院长胡恒教授出席，校内外众多师生参与听讲。

康言教授长期致力于清代地图学研究，此次借访学之机分享其对康雍乾三朝内府舆图系列的最新思考。讲座伊始，康言教授首先介绍了他与同仁共同搭建的数字人文项目“清地图（Qing Maps）”平台。该平台以《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为基础，已经完成康雍乾三朝舆图全部满汉地名的系统索引搭建，支持线上全文检索；平台的大量基础工作由澳门大学、莱顿大学等机构的多国学生协作完成，目前核心功能已初步成型，后续该平台的其他功能也在不断完善之中。

讲座正式开始后，康言教授首先抛出了一个学界此前关注度较低的问题：康雍乾三朝的皇舆全览图系列，究竟覆盖了多大范围？他指出，1719年康熙朝版本的地图，轮廓与清朝当时的疆域基本吻合；约1728年完成的雍正朝地图，则将整个俄罗斯都纳入图中，幅员面积几乎翻倍；到乾隆朝，地图范围进一步拓展，新增了印度北部与阿拉伯半岛区域。据此，康言教授认为，若将这套地图简单定义为“中国地图”或“清朝地图”都不够准确，它们更应当被视作“欧亚大陆地图”，是十八世纪清朝皇帝对王朝及周边世界形成宏观地理认知的产物。

随后，康言教授从物质史、技术史和社会史三个维度，展开探讨康雍乾时期的舆图绘制工作。在物质史维度，他重点梳理了这套地图的版本源流与技术传播相关问题。康言教授指出，在1719年版《皇舆全览图》之前，还存在一个更早的1717年版本——该版并未将西藏纳入测绘范围，后来制图者通过更换部分铜版，完成了西藏区域的补绘。同时，康言教授还纠正了学界的原有认知，指出传教士马国贤的贡献仅在于引入铜版蚀刻技术，而非主导地图的测绘与绘制。就此，他还详细叙述了马国贤在清宫试制铜版的曲折过程。在技术史层面，康言教授指出，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并未采用制图学意义上的三角测绘法，实际使用的是“路线导线分段测量”，也就是借助绳索丈量道路里程后开展三角测算的中西结合方法。该方法以北京为起点，测量人员沿道路推进，逐段记录方位与里程，再换算为经纬度分量逐步累积成图。在内陆路网密集的区域，这一方法的测量精度极高，结果几乎可以和现代卫星图像吻合；但在未开展实地测量的边疆区域，误差则相当明显。此次测绘以地球子午线作为计量基准，这一方式比法国大革命时期推行公制体系早了数十年，足以说明十八世纪初期清廷的科学实践已然处于世界前沿。在社会组织方面，康言教授通过梳理奏折与造办处档案，还原了各省测绘队的人员构成，指出清朝内务府造办处在复刻西洋仪器、编纂地理资料汇编的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讲座末尾，康言教授进一步探讨了康雍乾时期舆图的传播路径与政治功能。对外传播层面，清代内府舆图经传教士传入欧洲后，成为十八至十九世纪西方绘制亚洲地图的核心底本，深刻塑造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地理认知；对内治理层面，雍正帝将舆图赐发各省督抚，使其成为清王朝展示辽阔疆域、塑造王朝空间权威的可视化媒介。最后，康言教授提出了三个开放性问题：康雍乾三朝的全国舆图应当如何准确定性？舆图标注中多语种地名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语言旅行史？这一时期的舆图反映了清代什么样的独特疆域观念？

本次讲座结合实物考证、满汉档案、西方文献与数字人文工具，打通了地图技术史、科学史与政治史的研究路径，为清代舆图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讲座结束后，孙喆老师对讲座进行了总结与补充。师生围绕地图版本、平台建设、实测细节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图文：李远哲

审核：扎克拉·吾布尔 宋其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