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商学院学报》2012年4期，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2013年第1期）

【内容提要】 物价是市场经济的主要表征，物价变化在一国的经济生活中具有前提和先导作用，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无疑是首要的经济问题之一。二十世纪以来，学界对于中国物价史多有研究，本文对此进行了分类和述评，并提出应从全貌上反映中国物价发展的趋势、对物价影响下的社会生活史多加涉及、进一步加强学科交叉的研究、对文献进行进一步搜集和挖掘等。

物价问题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一个研究面颇为广阔的交叉领域。尤其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随着学者们对史料的挖掘分析与西方经济学、统计学等现代学科技术的应用，物价问题逐渐成为历史学、金融学、经济学等各学科专家共同耕耘的领域之一。本文拟对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物价史研究做一专门述评。

一、通史性物价史研究成果

论述物价发展演变的通史性物价史研究成果多散见于各类通史著作与地方史著作中的物价部分。如谭文熙的《中国物价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论述了我国自西周至民国时期物价的发展演变史。余耀华的《中国价格史(先秦—清朝)》(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从西周开始探讨不同朝代的价格思想、价格政策、价格运动的轨迹及其他影响物价变动的诸因素演变，从而填补了古代价格通史的空白。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重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中的物价表现涉及较多，表格的广泛使用成为其重要特点。黄冕堂的《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齐鲁书社，2008)则是一部采用通史专题体裁论述物价史的新著，这部著作对秦汉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物价发展变化进行了叙录，分门别类的进行列表，以金属货币比价、粮价、工价、服用品等价格为专题，按古今时间顺序对中国物价做了一个编年体式的考察，同时书中将各个时代物价上升的原因归结为自然环境的变化、战争原因与国家经济政策。此著是作者多年研究的汇集，所跨时段较长，不足之处在于对政治结构深层次变化影响下的社会原因鲜有提及。关于民国时期，作者叙述了这一时期物价重大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力图揭示该时期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及其主线。朱澄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史》(全国高等院校物价教学研究会，1985)成书较早，但只是对建国后物价史的一个初步探索。

二、断代物价史研究成果(清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就历史阶段的选取而言，中国物价史研究各有所归，在古代物价史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对于清代物价的研究水平颇高，岸本美绪在《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一书中从清代物价资料来源及其整理状况、有关清代物价变动长期趋势的各种观点、关于地区差价、季节差价、短期变动的研究，与物价研究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等方面都予以了系统回顾。清代物价研究的另一方面是对政府宏观政策的探索，如康乾盛世物价持续上涨，其成因与政府对策成为研究中的显学，郭成康在《18世纪中国物价问题和政府对策》(《清史研究》，1996年1期)一文中对18世纪前后100年间物价持续上涨的原因总结为统治者为维护农业经济和社会结构稳定，在政策上世守“不加赋”的祖训，使变革传统财政经济体制的尝试遇到障碍。对清代后期物价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郑友揆在《十九世纪后期银价、钱价的变动与我国物价及对外贸易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一文中对十九世纪后期银价、钱价的变动与我国物价关系的研究十分精彩。值得一提的是王业健在《十九世纪前期物价下落与太平天国革命》(《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编)一文中认为，长江下游地区农民对市场依赖性较高，物价低落导致农民负担增加的不利情况影响尤剧，因此太平天国政权能在此地扎根。这篇文章在以物价史的解释力解释政治现象方面有所创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氏对清代雨雪粮单的整理利用贡献尤大，进行了“清代粮价的统计分析与历史考察”的资料建库工作。李伯重的《1823-1829年华亭—娄县地区的物价》(《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1期)一文利用《浦泖农咨》等资料考察了华娄地区田地、房屋、粮食等生活与生产资料必需品的价格，重构了1823-1829年的物价系统，丰富了物价史研究的具体地区个案。

1927-1937年间，实证调查是中国经济学最主流的方法。具体到物价领域，学界多有尝试与资料编辑。如卜凯(John Lossing Buck)在《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Shanghai：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37)一文中对1929-1933年中国22个省的农家状况进行了研究与指数编制，杨铭崇所编《近七年我国十三省五十九处乡村物价调查》(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印行，1941)对1933-1939年13个省的乡村物价的调查十分详尽。但前者的指数编制不够规范，后者则存在地域性的问题，均不足以体现近代中国农村物价的长期趋势。另外还有何廉在《二十余年来我国已编之物价指数》(《银行月刊》第七卷第2号)一文中列示了1874-1926年的中国批发物价指数。应该指出，上述作者的学术努力虽然各有得失，但都为物价史研究工作者资料收集提供了直接来源与修正基础。

近年来，中国近现代物价研究开始活跃，陈其广在《百年工农产品比价与农村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一书中对1860-1949年近百年的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做了全面系统的逐年考察，使用扎实的基础资料深究比价形成的原因。许道夫在《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一书中对近代以来几种主要粮食作物的价格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编制了物价指数。高展在《民国时期天津物价变动原因探析》(《河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一文中考察了民国初期至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物价总体水平的变化趋势与其原因，认为“工商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等是拉动物价上升的主要因素，而自然灾害、连年战争、西方国家对华经济政策、“九•一八”事变等则是造成天津物价总水平变化的根本。刘兰兮在《厦门15种重要商品批发物价指数的编制与辨析(1929-1935)》(《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一文中，不仅利用原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藏《厦门各种批发物价调查表》以1930年为基期展示了该时段厦门物价指数的一般趋势与按用途分类的变动趋势及原因，而且体现了突破物价史研究中区域冷热不均现象的努力。

王玉茹在以数理统计手段描述中国近现代物价机制与趋势方面的建树颇多。她在《中国近代物价总水平变动趋势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中利用计量分析与国别比较，以粮价与中国批发物价总指数变动趋势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与中国近代的物价变动及其特点。这篇文章也是她对中国近代物价问题更为详尽研究的著作《近代中国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的一部分。在这部专著中，她指出其研究目标正是“通过价格变动与工资和生活水平变动的相互关系，从更深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层面探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结构变动的原因”。在近作《近代中国农村物价指数变动趋势分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一文中，王教授编制出中国近代农村所得物价指数与所付物价指数两个指数系列，绘制了中国近代农村物价指数的变动趋势图，并据此分析近代农村物价变动的总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认为“中国近代物价的上涨几乎全系由银价下跌所致，而非商品本身价值量变动的结果”。此外，王玉茹在《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一书中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中农工产品的比重等做了分析，认为近代中国不存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几代学人致力于物价资料的搜集，如孔敏主编的《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汇集了大量珍贵的近代价格指数资料。王玉茹较好的利用了这些资料，体现了使用经济学理论考察中国近代经济史，运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国物价的努力。

抗日战争时期物价波动情况较为剧烈复杂，物价问题为沦陷区的日军或汪伪、国统区重庆政府和解放区等不同政权所重视，具有不同的政策表现，对民生的影响甚巨。因此，这一时期物价的研究在学界始终是一个热点。在论著中，周春所编《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一书从价格管理体制的角度系统地论述了战时国民政府对物价的管制及其经验与教训，对认识国民政府统治区的经济很有帮助，但论述内容限于国统区大后方物价及管制措施。于松晶、薛微的《抗日根据地的物价管理》(《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张秀芬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物价斗争》(《北京商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则对抗日根据地范围内的物价与管理做了阐释。王颖、金晶在《抗日战争中物价的态势及原因》(《华商》，2008年第18期)一文中对沦陷区、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三种不同情况下物价变动的不同原因做了分析，指出“沦陷区的社会经济是军事侵略、强权统治、经济掠夺下的殖民地经济。在这种经济条件下物价上涨是必然的”。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除了论著外，还有一些资料的编辑，抢救与挖掘了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档案中有关物价的史料，如《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料汇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不仅编辑了国民政府颁布的有关管制物价的政策法令及执行情况的报告，还编辑了国民政府统计部门编制的国统区各重要城市物价指数表等表格，比较全面系统的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物价状况。

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外出现了许多论述抗日战争之后至大陆解放这一时段物价与货币关系的著作。如张公权著、杨志信译《中国通货膨胀史(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较为详尽的叙述了1937-1949年中国通货膨胀的历史情况、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国民党政府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及其失败的原因，被誉为“研究旧中国通货膨胀最出色的著作”。周舜萃的《The Chinese Inflation，1937-1949》(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3)、吴冈的《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杨培新的《旧中国通货膨胀》(人民出版社，1985)也收集了许多关于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史料。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是秉持货币数量说，将之作为解释物价变动的唯一理论，承认货币对物价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收集史料，描述现象。

与前面的研究成果相比较，中外学术界对战后四年的物价史研究数量较少，亦少有上乘之作，且以对上海地区的研究为主。近年来比较优秀的著作有马军的《国民党政权在沪粮政的演变及后果——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该著作以政权问题为切入点，以1946年粮食贷款案等典型事例与上海市民食调配委员会等机构的运行为中心，分析了当时国民党在沪粮政的成功与失败之处。物价指数资料汇编方面，则有《两年来南京物价》(南京市政府统计处编，1948)、《解放前夕北平、天津、沈阳各市物价史料(上、下)》(辽宁省档案馆，《民国档案》1999年第1、2期)等。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一书，不仅搜集了1921年以来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以及有关上海物价统计等资料，并围绕这些指数和资料分析了20世纪20-50年代上海粮情、经济情况、粮价与物价关系的演变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贾秀岩、陆满平所著《民国价格史》(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一书以民国各个时期政治、军事、经济为背景，用翔实的史料探索了民国价格的变化规律，是对民国价格史总体论述的第一部专著，资料翔实，显示了研究的力度，但在研究方法方面未能全面关注定量分析。

三、专题物价史研究成果

专题物价史研究中对粮价的研究是传统取向。就时间段而言，对清代粮价的研究比较深入。典型的有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该著作从《清实录》等抽出清代276年间的900件米价资料，折算出每10年的平均值，在物价的定量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全汉昇与王业键对清代粮价的共同研究尤其深入，两人对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粮价清单进行了整理，并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和方法合著有《清雍正年间(1723-1735)的米价》(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0卷上，1959年10月)及《清中叶以前江浙米价的变动趋势》(台湾《史语所集刊外编》第4卷上，1960年7月)。王业键在与黄莹珏合作的《清代中国气候变迁、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中拓宽了粮价研究的思路，通过考察清代气候的冷暖变迁、自然灾害、粮食生产与粮价变动的关系，认为货币、人口、水利设施等对于粮价长期变动的影响比气候冷暖周期变迁的影响大。陈春声的专著《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深入研究了清代广东粮价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变迁问题。陈著在研究理念上注重物价史与社会史的结合，将物价问题放入社会史的框架中加以考察，与以往较多的政策研究形成了明显的区别，体现了粮价史研究领域的新动向，值得瞩目。与此同时，何泉达的《康熙帝与米价：简论康熙帝的固邦经略》(《史林》，1993年第1期)、江本新的《关于清政府粮食价格政策的考察》(《经济研究》，1990年第3期)、吴承明的《利用粮价变动研究清代的市场整合》(《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等文献都体现了这一方向。这一努力在高王凌《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得到发展。他将清代政府的粮价政策作为其经济政策的重点来研究。高教授在第七章《粮政得失与政府干预问题》中从引发乾隆十三年粮政大讨论的因由分析入手，指出乾隆年间物价普遍上涨与大讨论的得失密切相关，着重于研究当时的政府物价政策，是至今仍有意义的部分。

就区域而言，大篇幅的深入论述多集中于上海、两湖、江西等南方大中城镇与重要产米区的农村。较早期对粮食价格关注的有柳诒征的《江苏各地千六百年间之米价》(《史学杂志》(南京)第2卷，第3—4期，1930年9月)。这篇专论在材料上十分细致，一是从官私文书中搜集了从晋代到民国1600年间的江苏省米价，二是以表格形式公布了江苏国学图书馆档案馆所藏光绪年间江苏各府州县逐月呈报的米价细册。但这篇文章属于笔记性质，学术意味较少。此外，张履鸾对1910-1932年江苏武进地区物价进行了研究，并编制了物价指数(张履鸾，《江苏武进物价之研究》，《金陵学报》，1933第3卷(1))。卜凯(J. L. Buck)指导他的学生以山西武乡县附近市镇的8种农产品市价为基础，编制了1875-1923年的批发物价指数(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fion，June，1925)。此外，张景瑞在《二十六年来江西南城县物价变动之研究》(南昌生记书局印刷，1935)中对1907-1932年江西南城县物价进行了调查。这些研究的时间序列较长，为后来研究粮价的学人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比如，河南大学彭凯翔的《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一书在对1896-2003年以来的米价作全景式计量研究时，所建数据库中就应用了张履鸾著作中“江苏武进农人所得物价”的数据。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资料使用上的丰富性，彭著在研究理念上也有所创新，即从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观念出发，应用现代西方经济学分析工具，以时间作为主要的结构变量，对这一时段粮价的变动趋势进行考察，突破了以往研究中人口、货币等诸变量的孤立性，成为近年来物价史粮价领域对数据分析质量较高的著作之一。

张培刚在《二十世纪中国粮食经济》(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一书中则对20世纪以来中国的粮食价格变动进行了量化分析。徐正元在《上海近代稻米市场价格变动之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中汇编出上海粳米价格及其指数的统计资料，对上海一般物价指数及物价涨落幅度做了研究，概括出上海近代稻米价格变动的一般趋势。而且，徐文在此基础上与芜湖、无锡、长沙、九江米价关系相比较，作出了上海米价变动的市场条件与米价地区与季节差异的分析。美国华人学者高峥(Jalne S. Gao)对1949年5月共产党接管上海后一年的粮情进行了考察，他以分析四次米潮为主线，研究了新政府的粮政、通货膨胀和粮食市场价格等问题(Myth，Memory，and the Rice History in Shanghai，1949-1950，Forthcoming)。邹大凡、吴智伟、徐雯惠在《近百年来旧中国粮食价格的变动趋势》(《学术月刊》，1965年第9期)一文中对1901-1940年近代太原地区与上海米价变动趋势进行了比较，是比较研究中的佼佼之作。应当指出，即使在较为成熟的清代物价史研究中，工价也是个薄弱环节，主要有吴量恺的《清前期农业雇工的工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2期)，黄冕堂的《清代农村长工工价纵横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方行的《清代江南农村的消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一书中将工价与小农家庭劳动力的劳动边际报酬日趋递减联系起来，作为江南农村的“过密化”(involution)发展的论据之一。上述研究多将工价作为清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状况的一项注脚来探讨。工价研究近年来有所突破，开始向工价上涨的原因和幅度等问题深入。如，胡成在《近代江南农村的工价及其影响——兼论小农与经营式农场衰败的关系》(《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一文中详细分析了近代江南农村比照实际购买和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工价，认为收入偏低导致雇主减少包括雇工在内的所有农业投入。王业键在《近代四川合江县物价与工资的变动趋势》((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上册，1962)一书中以一个县为个案，结合物价总体形势考察工资状况。近期李伯重《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各行业工资研究》(《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更前进一步，开始关注工资问题具体的时空差异、职业差异、组成结构、变化方式，是工价研究领域的新成果。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劳动力价格的资料收集比较连贯，较早的有蔡正雅、陈达对上海工人生活费指数的调查，后有《上海解放前后工资问题史料(上、下)》(《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3、4期)整理公布了中共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关于上海解放前后职工工资问题调查情况的三篇史料，颇具参考价值。

近年来，公教人员的工资与生活状况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慈鸿飞在《二三十年代教师、公务员及其生活状况考》(《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一文中提供了该时段教师和政府公务员的工资及生活状况，并与同期工人工资、物价水平与具体购买力做了比较。陈育红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小学教师的薪水及其生活状况》(《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一文中对该时段小学教师的工资与生活费用作了介绍与研究。李彦荣在《民国时期上海教师的薪水及其生活状况》(《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一文中分析了薪水与教师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实现了工价史与教育史的结合。

专题的城市物价与居民生活状况的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了。一些外国学者的到来以及留学的经济学家陆续回国，逐渐开始在中国传播现代西方经济学与统计学，他们采用先进的统计方法进行专门调查，更新了物价史研究观念。以北京地区为例，有孟天培、甘博的《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26)、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李景汉的《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社会学杂志》1925年第2卷第4期)。应该指出，这类成果对后来的研究助益甚大。David Strand的《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在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的系统研究中，就应用了李景汉的调查。与此同时，李景汉的《北平郊区之乡村家庭》(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实业部劳动年鉴编撰委员会的《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文海出版社翻印，1934)等也有相当的物价统计资料价值。近年来，北京城市史的研究从表层研究向深层次研究发展。其中一些关于民国时期社会生活史的成果涉及到当时北京物价与居民的生活状况，如袁熹《北京近百年生活变迁1840-1949》(北京同心出版社，2007)一书在叙述北京的城市人口结构与物质生活时，利用多种地方资料展现了从咸丰年间到解放前夕包括物价与工资、居民家庭收入与消费在内的近代北京社会生活的整体面貌。

土地价格的历史档案资料相对欠缺，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多散见于经济发展史著作的相关章节与一些城市的发展统计表中。王方中在《本世纪30年代(抗战前)农村地价下跌问题初探》(《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中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大范围地价下跌的现象给予了考察。他将封建军阀、官僚、豪绅的恃强掠买、赋税的影响与外国侵略势力的影响列为除土地供求关系及灾荒等各国共有的影响地价的因素外的两大因素。赵津在《中国城市房地产业史论(1840-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中梳理了近代中国城市房地产价格变动规律及地价在城市近代化中的影响作用。与资料汇编一样，上海的研究较有连贯性，如张辉在《上海市地价研究》(正中书局，1935)中对上海市人口与地价之间涨落关系的考察，王季深在《上海之房地产业》(上海经济研究所，1944)中对上海房地产历年交易的统计，王慰祖在《上海市房租之研究》((台)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中文资料中心印，1977)中对上海工人的房租支出与国内其他城市的工人房租支出做了比较。杜恂诚则在《收入、游资与近代上海房地产价格》中考察了近代上海房价高于一般物价上涨的长期趋势，指出近代上海房地产消费结构的最大特点是租房消费为主以及游资在近代上海房地产价格波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财经研究》，2006年第9期)。

四、物价史研究的不足

总体来看，上述研究成果与资料汇编为后来者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也存在不足之处。以笔者之浅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考虑到文献、可借鉴成果的多少和分布，现有研究在专题、时间段和区域上均存在冷热不均的态势。专题上多集中于粮价研究，时间段上多集中于清代，区域上则多集中在上海、广州、天津、东北等地区。这种状况难以在全貌上反映中国物价发展的趋势。如黄冕堂编著《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中对粮价的研究就是将上海与长沙进行比较以说明整个民国时期的粮价。其中重点谈到上海作为濒临海洋的国际大都会，其物价受影响的因素包括国外市场的各种需求。实际上，这两个城市均为南方地区，它们的特性与北方地区各城市差异甚大，不足以全面涵盖这一时期的物价表现。再如有关1946-1949年的北京物价状况的研究，笔者经过比较系统地查阅有关目录、索引，尚未发现一部研究著作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论述这一时期的物价情况，专题论文也很少见。在一些通史著作和专题研究中虽有涉及，但并非独立、系统的考察，而是将之用作当时政治经济全局的一项注脚，不能当作直接的学术成果看待。显然，这样的研究现状，与这一时期北京物价问题的重要性是不相称的。

其次，在物价史研究蓬勃发展的同时，学者们的研究多偏重政策视角，而对物价影响下的社会生活史较少涉及，这可以从学界关注较多的清代粮食价格的研究状况窥见一斑。从与民生问题的关系来看，物价与百姓的日常生活联系最密切、最直接。因此，打破这一状态，不仅能够将物价研究从经济范畴上升至政治范畴，也能够将其上升到社会范畴，从而拓宽物价史研究的领域。更多地将家庭、社会群体、文化等因素纳入经济史研究的视野，以更全面地反映中国物价史的内容，也符合近年来整个史学的学科发展态势。事实上，如果从广阔的社会背景来考察，不仅能更清晰的理解物价政策的出台背景与实施成效，而且可以从中考察当时社会的面相。由此可见，从社会民生的角度研究物价史还是一个有待拓宽与深入的领域。

第三，学科交叉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努力。物价史研究具有边缘学科的特点，正如前文综述中的论著所显示，在经济学框架下的经济史和历史学框架下的经济史以往都出现了许多典范之作。但由于经济史研究在不同学科背景下的专攻方向与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要全面深入的认识物价问题，就必须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其中固然有中国经济史的历史原始统计数据比较凌乱的缘故，也有方法论上的学科融合不足的因素。学界对此已经有所思考，在北京举行的“清代经济宏观趋势与总体评价学术研讨会”上，萧国亮教授就认为“正确的方法是应该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结合起来，假如不结合的话，就会走向反面”。

第四，对文献进行进一步搜集和挖掘以进行系统考察。物价史资料丰富多样，尤其是我国近现代物价问题，大量珍贵的档案资料还保存完好，有待及时开发利用。近十余年来，个人(包括一些外国观察者)的回忆录、日记大量面世，对于研究近现代经济史中的物价问题，尤其是某一区域内物价影响下的社会史裨益甚大，其它数量众多的政府报告及报纸、私人随笔等展现不同阶段历史风貌的资料也有待物价史领域的学者加以系统整理与利用，以便更深入地了解物价运行的历史，如王砚峰在《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资料概述——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馆藏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中介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珍藏的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抄档资料。这些资料由20世纪30年代经济史学者从故宫档案中挖掘整理，包括了1821年至1911年清朝的21个行政省域内各府(州、厅、县)的各种主要粮食的价格。笔者认为，这是推动物价史研究走向深入化和系统化的基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