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转自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2009年第3期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论著数量成倍增长，伴随着正本清源，回归学术本真，经济史学界对既有问题的探讨进一步延续与深化，同时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引入，拓宽了近代经济史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突破时限、放归整体，未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In the recent 3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tudy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The number of research works has been doubled. Along with getting to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the return of the red, the research of economic history continues to explore and extend further and deeper and at the same time new academic fields have been opene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heory and methods of related subjects broadens the horizon of academic researchers. On this basis to further breakthrough time limit and set the problem in the history background as a whole, the economic history study in modern China is supposed to make greater achievements in the future.

【关 键 词】近代经济史/学术综述/回归本真/放归整体

1978年以来，我国的学术事业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近代史研究也不例外。作为近代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史研究稳步发展，甚至一度被学者们视为近代史研究的突破口。①论著质量、数量、学术思想、研究领域与理论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成果的分类辑录，除各种网络版本外，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于每年的《近代史研究》第5期上发布的中国近代史论文著作目录和经济研究所于1986年创刊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上发布的中国经济史论著目录。为保持论著统计口径的一致性与连续性，本文主要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辑录的中国近代史论文著作目录，对1979-2006年间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状况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近代经济史的进一步发展所应注意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近代史研究》辑录的论著篇目难免有所遗漏，但近30年间的主要论著均被包含其中，据此对近代经济史研究状况加以评估，还是可行的；第二，该论著目录的分类方法前后有所不同，1979-1996年间的分类以事件史、革命史为主，兼顾专题史，经济史论文虽然也进行了专门归类，但仍有一部分经济史论文被掩盖在事件史与革命史中，1997-2006年间则据之以专题归类，总论以下分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军事、民族与地方、人物、资料书评及其他等。两种分类法各有优劣，但在对经济史研究状况的量化分析上，后者似乎更加有利。第三，《近代史研究》每年也都对国外及我国港台地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论著进行了辑录，限于篇幅，本文只涉及中国大陆地区。

一　中国近代史研究总体态势下的经济史

以1978年为界，可以将1949年以来的学术研究划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即1949-1977年间的28年，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因论文统计截止2006年，本文数据的有效年份也是28年)。比较前后两个阶段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前一阶段在发展中严重受挫，后一阶段在平稳中蓬勃发展。从论文总数看，1979-2006年间，公开发表的论文总数达55 720篇，从时间序列上考察，各种研究论文从1979年的1000余篇增长到2006年的2 600余篇，增长了160％。著作数量也有了大幅提高，除1990年数字不详外，著作总数达16 229部，从1979年的近200部增长到2006年近800部。30年间的论著数量虽略有起伏，但线性分析结果表明，总体平稳，且呈现出良性发展趋势，如图1。

前后两个阶段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同发展局面主要源于政治环境的变化。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上推行改革开放，理论上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学术研究迎来了较为宽松的大环境。史学界着手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形成了一股“反正”史学思潮，如对实事求是与史学研究的关系、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的讨论，成为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近代史学界讨论的热点。通过讨论，学者们提出了阶级斗争不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人类的物质经济利益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合力推动历史运动等观点，学术界基本上形成了求真求实的史学研究品格，从而为下一阶段中国近代史研究、尤其是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历史哲学基础。于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开始对“文革”时期被颠倒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进行再评价，如对义和团运动的再讨论，对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李秀成等人的再评价，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再认识，等等，成为80年代初显见的重点。一时之间，商榷性论文成为近代史研究的主要风格。

图1　1979-2006年间中国近代史论文曲线图

纪念性史学的存在也是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繁荣的重要因素，从根本上说，纪念性史学旨在通过对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集体记忆，彰显其现实意义，本无可厚非，但过度强调其“当代”功能，往往容易形成政治与学术联姻、学术性刊物与学者推波助澜的局面。由于经费容易筹集，论文易于发表，便有学者像“赶集”似的，赶制“时令”性文章，再赶个大早“卖”掉。因此，在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或历史人物诞生的周年纪念，尤其是逢五、逢十纪念活动中，学术讨论会、纪念性论文往往呈井喷式增长，如1981年辛亥革命爆发70周年，有关辛亥革命史的论文由前一年的80篇猛增至364篇，增长355％，此后有关辛亥革命史的纪念性史学虽有所降温，但在1991年仍由上一年的45篇增至145篇，增长222％，亦十分可观。五四运动史的研究也由于逢十纪念而体现出明显的波动，如1979年和1989年适逢五四运动发生60和70周年，论文数分别为201篇和153篇，纪念过后则迅速回落至45篇和57篇。抗日战争史是另一个纪念性史学色彩浓厚的领域，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除各种学术讨论会外，论文由上一年的100篇增长到284篇，1995年则由上一年的265篇猛增到1020篇，占该年近代史研究论文总数3037篇的三分之一强，创纪录地形成了近30年来近代史研究论文的高峰。又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1986年是孙中山诞辰120周年，该年发表的有关孙中山的论文由上年的41篇增长到145篇，1996年是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纪念，该年发表的有关孙中山的论文达115篇，这尚不包括有关会议论文集收录的论文，次年则降至60篇。纪念性史学虽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近代史研究的繁荣局面，其中虽不乏精品之作，但是总体而言，纪念性史学往往缺乏严肃的学术精神，应时之作、平庸之作、重复之作充斥其中，体现出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违背了史学研究的学术规律。

包括史学理论与方法在内的西方历史学论著的大量翻译，扩大了研究者的视域，新的选题、新的解释不断涌现，助长了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在前一阶段，受到政治气候的影响，指导历史研究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学者们主要关注近代史上的三大革命高潮，研究领域比较狭窄。改革开放以来，从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到90年代的市民社会理论，从美国汉学家的冲击—反应模式到法国年鉴学派的整体史观，从“过密化”论到原始工业化理论，中国学者接触了太多的各种历史论著，于是，现代化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全球地域化理论等等，都被尝试运用于近代史研究，尝试的过程中虽然也存在着生搬硬套的现象，但域外历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介绍毕竟极大地拓展了学者们的视野，一些看来已有定论的话题被重新提出来加以分析。如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关于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与基本分期问题的讨论，从“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四个阶梯”的争论到近代化、非线性史观的出现，不仅反映了学术界对近代中国时代中心问题的思考，也体现了学者们对学术话语权的挑战。这一看起来了无新意的话题却被学术界争论了10余年之久，可谓老树发新枝，增添了近代史研究的活力。更重要的是，在新的理论与方法的启示下，一些过去不受重视的领域成为研究的热点，如八九十年代对商会史研究、对政府经济政策的探讨，新世纪以来出现的同业公会史研究，均成为推动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力量。

在上述因素的推动下，近3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繁荣局面，且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人物研究始终是近代史研究的主流。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近代中国处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名人辈出，无论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还是近代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军事等领域，都活跃着众多历史人物，历史人物赋予了历史研究无穷的魅力。据统计，人物类研究论文达18 604篇，在近代史论文总数中的比例达34％，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分年度来观察，最低的1981年为13.3％，最高的1993年达49.4％，占据近代史论文总数的半壁江山。当然，人物研究本身也在不断深化，从对历史人物政治活动的热衷到对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的探讨，从最初侧重对若干重要领袖人物的评价，到对领袖与群体并重，从对“正面”人物的肯定，到对“反面”人物的实事求是的评判，从对单个历史人物的探讨，到对群体研究的重视。人物研究中的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与深入，也折射了研究者历史观的发展。

其次，以事件史为中心的研究取向逐步式微，专门史研究逐渐加强。晚清史研究中，20世纪90年代之前，三大革命高潮依旧是学术界讨论的重点，如太平天国史研究论文从1979年的128篇逐年下降，到1996年仅有23篇论文发表；义和团与反洋教斗争的论文在1986年达到创纪录的91篇后，便徘徊在20篇左右，90年代中期以后，更降低到10篇左右；辛亥革命史研究一度成为“显学”，但除了纪念年份外，也表现得不景气。与此同时，专门史研究论文逐年增多，最为显著者莫如近代社会史研究，90年代之前甚至还难以单独分类，但从1991年开始，逐年增多，到1996年增至82篇，进入21世纪以来，增速更快，2006年达到267篇，呈跨越式发展。其他专门史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

再次，经济史研究在近代总体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发展趋势非常平稳。在1979至1996年的论文统计中，虽专门列有经济史，但部分经济史论文却被置于事件史中，这一方面是学界研究风格所致，这些论文或从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经济原因入手，或从重大历史事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入手，经济史的研究相当程度上是为事件史研究服务的，这虽然突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史观，但却使得经济史研究缺乏自身独立性。因此，我们需要仔细地将该时段内的经济史论文从事件史论文中剥离出来，其结果，经济史论文数如下表所示：

由上表可知，1979-1996年间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为2514篇，加上1997-2006年间的1864篇，累计达到4378篇，占该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论文总数的8％，从纵向上分析，论文数量呈稳步上升趋势，如图2。

不过，在总体走势向好的情况下，波动仍然明显，1979-1983年为一个增长期，1983年之后有3年的相对沉寂期，1987年形成一个高峰，之后再次进入波动期，直至1995年才形成另一个高峰，此后多年在一个低潮下前行，2006年是第三次高峰的开始。从横向比较看，广义上的经济史在中国近代总体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1997-2006年为例，各专门史在近代史论文总数中的构成如图3。

图3显示，1997-2006年间的经济史论文数与社会史相当，均占近代史论文总数的8％，人物、思想文化、中外关系、政治等领域均超过近代经济史，社会史也有后来居上之势。当然，如果我们将社会史归并到经济史中②，那么经济史论文在近代史论文总数中则独占鳌头，引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这一局面来之不易，既有老一辈学者对经济史研究的重视与呼吁，也有经济史研究队伍的壮大。但是，更为重要的，还是一批经济史资料的陆续整理与出版。说到底，历史研究的生命力在实证，实证的根基在史料，史学的活力依赖于新史料的不断被发现、被利用。商会史研究就是伴随着商会档案的整理而兴起的，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和天津市档案馆合作编辑的《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05年)，共5辑10册1000万字。由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所与苏州市档案馆合作整理的《苏州商会档案》(1905-1956年)，约600余万字，目前已出版晚清卷、北洋卷，其余各卷正在编辑中，不久也将出齐。由上海市工商联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合编的《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下册)约110万字，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4年公开出版。企业史研究的稳步发展也与一批企业档案史料的整理出版分不开，如刘鸿生企业史料、荣家企业史料、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汉冶萍公司史料、吴蕴初企业史料等相继出版。此外，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相关单位合编的《民国外债档案史料》共12卷，650余万字，已于1991至1992年由档案出版社出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第四编财政经济卷的出版也为民国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便利。

总之，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总体态势下，近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论著数量大幅增长③。不过，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专门学科，量的增长是否具有质的内涵，还需从总体上考察论著的创新性，如研究视域的拓宽，新问题的发现，包括理论与方法创新、新领域的开辟，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二　延深旧域与开辟新域：30年来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新成就

从20世纪初期正式出现，到改革开放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史学经历了百余年的沧桑④，当年一批经济学家和从事经济工作的学者，如何廉、方显廷、刘大钧、严中平等，不仅留下了一大批成果，而且作为一代经济史学家连同他们的论著一道成为1949年之后近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新中国成立初期，近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讨论的问题重点集中在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洋务运动、共产党在各个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等等，凸显了时代的需求，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发展不平衡，留下了许多空白点和薄弱环节。⑤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随着经济史资料的相继整理、出版，理论与方法的不断趋新，近代经济史学科进入了良性发展轨道⑥，一方面，伴随着正本清源、回归学术本真，在既有问题上进一步延续与深化，另一方面，开辟了许多新的领域。

第一，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问题的再讨论。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是一个颇具学术魅力的话题。共和国初期，由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史研究带有为现实需要寻求历史注解的色彩，因此，对资本主义的罪恶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揭露较多，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近代经济社会的客观进步作用关注不够，于是，在学术上得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完全必要的结论。学问如此贴近政治，必然使学术研究偏离既有轨道，丧失其求真求实的品格。经过“文革”的浩劫，改革开放后，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研究在工世纪80代恢复其本来面貌，老辈学者继续引领近代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研究，逐步摆脱了政治束缚，从现代化角度看待近代资本主义，加强对生产力的探讨，讨论逐步深化，并且衍生出新的领域。粗略估计，从1979-1989年的10余年中，有关经济史的1300篇论文中，直接、间接讨论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论文近400篇，占30％强，学术界还以“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为主题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俨然成为当时的热点。在这一延续十余年的学术热潮中，既有从总体上探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形成、发展水平及其历史作用的宏观性论著，也有以企业为个案透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积累、经营管理、民族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等精细之作，产生了一批标志性成果，集大成者当数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由众多专家参与的多卷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85、1990、1993年出版。汪敬虞则是毕生研究近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学者之一，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他提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命题，主张以此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并围绕该问题展开了大量的宏观考察与微观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⑦。与此同时，章开沅、孔经纬、全慰天、林增平、朱英等学者也都推出了近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研究的力作。⑧学者们在继续揭露西方资本主义罪恶的同时，对近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客观进步作用予以了实事求是的肯定。这种客观进步作用与中国早期经济现代化的内在一致性，使有关资本主义问题的讨论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的主线。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注意到“资本主义化即现代化”这一命题的内在矛盾，吴承明主张从市场入手、以计量方法探讨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进而主张将市场化作为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对明清和近代国内市场进行了系统探讨后，吴承明认为中国市场和商业的重大变革始于16世纪，徽商、晋商、陕商等大商帮的出现，可视作经济现代化因素开始出现的征兆。但是，由于专制统治和保守势力的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反动措施，导致了我国现代化因素发生甚早，但发展迟缓，徘徊难进的过程。⑨章开沅也认为“研究近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从市场角度提供详尽的说明”，但他更提倡并呼吁改进研究方法，通过对资本集团、商人团体的探讨来反映资产阶级实际面貌，主张“在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整体(或其某一阶层的整体)之间，多做一些集团(如资本集团、行业、商会以至商团、会馆等等)的研究，然后再进行类型的归纳与区分”。⑩此后，商会史研究的兴起不仅将资产阶级研究领域引向纵深发展，而且又不断转换视角，超越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研究，衍生出新领域。

第二，洋务运动历史地位与作用的再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洋务运动史也是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建国初期学术界讨论的一个重点，不过，由于受到时代氛围的影响，学者们虽然也注意到洋务活动的客观进步因素，但更多地强调了洋务企业的封建性、买办性，官督商办对私人资本的阻碍性，洋务派的反动性等等，认为洋务官僚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对洋务企业中的进步因素进行了摧残，因此即便肯定洋务企业中的“某种进步因素，也并不意味着洋务官僚们有什么进步性，恰恰证明了他们的反动性”(11)。“文革”时期，更是将“卖国”、“洋奴哲学”、“崇洋媚外”等罪名强加于洋务派头上。其实，今天重读“文革”前有关洋务运动的论文，可以发现，即便是真正的学术争论，为了确保政治立场正确，很多学者的结论也多言不由衷。因此，“文革”一结束，有关洋务运动的讨论便再掀高潮，1979年黄逸峰、姜铎率先发表《重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一文，紧接着，徐泰来针对该文撰写了《也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参与争论，揭开了重评洋务运动的序幕。其后，李时岳、胡滨、夏东元、张国辉、汪熙、丁日初、段本洛等知名学者纷纷撰文，一时之间，洋务运动史论著蔚为大观，全国性的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也举办了多次。据不完全统计，从建国初期至1983年6月，有关洋务运动史的论文达574篇，其中“文革”前161篇，“文革”时期56篇，“文革”结束至1983年6月共357篇(12)，短短六年发表的有关洋务运动史的论文相当于“文革”前论文数的221％，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者们急切地寻求学术上的思想解放。思想解放的结果便是对洋务运动历史地位与作用的评价更加贴近历史实际，在历史学家的视野下，它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在经济史学者的视域中，虽然在洋务企业的资本主义形式上仍存在着分歧，但对其资本主义性质不存异议。总之，有关洋务运动的研究，学术界还是从事件史角度，对其兴起背景、性质及失败原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在取得基本一致后，9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转换思路，转向对洋务运动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的探讨。

第三，企业史研究的稳步发展。“文革”之前，企业史是作为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研究中的具体个案展开的，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真正对企业的产生、成长、壮大及其经营管理进行专门研究的，尚不多见。“文革”结束后，企业史研究再次受到重视，其中洋务企业在对洋务运动的再评价中受到学者的特别关注，老一辈学者张国辉、胡滨、李时岳、夏东元等均以对洋务企业的研究而著名(13)，有关洋务企业的单篇论文更是不胜枚举。除此之外，其他更为专门的企业史论著也不断被推出，影响较大的如许维雍、黄汉民对荣家企业发展史的探讨，薛毅对焦作煤矿史的研究，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编撰的《大生系统企业史》，凌耀伦则梳理了民生公司史，陈礼正组织人员对上海新亚制药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此外，孔祥贤对大清银行兴起及清理过程的描述，中国银行史编委会集体编撰的《中国银行史(1912-1949)》等等，为数众多的企业史是在编撰企业志的过程中出现的，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如果说企业史是微观的个案研究的话，那么，行业史则是上升到中观层次的考察，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行业史研究的著作纷纷出版，涉及行业众多，但主要还是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如上海近代五金商业史、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江南近代丝织工业史、江苏近代民族工业史、浙江丝绸史、近代缫丝工业史、中西药厂百年史，等等。这些研究侧重对某一行业的兴衰演变过程进行叙述，对企业制度涉猎不多。进入新世纪，企业史研究向纵深发展。近几年来，企业制度的研究受到学术界重视，如王处辉的《中国近代企业组织形态的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张忠民的《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2年版)、李玉著《晚清公司制度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宋美云、张环合著《天津近代工业与企业制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江满情的《中国近代股份有限公司形态的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企业史的研究历程反映了该领域由个案到一般、由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稳步发展。

第四，近代中外经济关系研究的延伸与深化。近代中外经济关系是一个涉及范围广泛的课题，历来都是学术研究的重点。不过，建国初期，由于特殊的国际环境，学者们主要集中探讨西方资本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研究取向立足于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的罪恶。虽然这种取向是对特殊现实的一种反应，无可厚非，但易流于简单化，且不能反映近代中外经济关系的全貌。改革开放以来，近代中外关系仍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据不完全统计，1979-2006年间，共发表中外关系方面的学术论文3977篇，著作827部，主要涉及外交、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其中，有关近代中外经济关系的论文摆脱了过去侵略论的单一取向，评价更趋理性，视角更加多元，尤其是1987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编辑部等共同举办的“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将近代中外经济关系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相关论文新论迭出，有的文章总体上讨论了近代中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进步作用，有的论文认为中外经济交往刺激了中国晚清的“商业革命”，还有的文章认为近代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传统手工业向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转变。对过去那种将外资、外债与外国经济侵略完全等同起来的观点，学者们主张区分不同时期、不同国别、不同事件进行具体分析，如仇华飞对1927-1937年间中美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虞和平则从中外经济关系的变化对民间经济团体交往的影响上探讨了清末民初中美商会的互访与合作，近年来，又有学者对近代中国参加博览会进行研究，开辟了中外经济关系研究的一个新课题。(14)

除此之外，近代经济史中的各专门领域如财政史、金融史、农业史等方面，也取得新的进展，限于篇幅，不一一赘述。总之，建国初期以资本主义研究为诉求的学术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均得以延续，并且在延续中从感性走向理性，研究取向更加多元化，研究风格回归学术本真；与此同时，过去被忽视的问题受到了重视，过去尚未涉猎的领域被不断开辟。

第一，商人团体史研究的异军突起。如前所述，早期的商人团体史研究可视作资产阶级研究深入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是商会史研究的初创阶段，只有为数不多的单篇论文发表，探讨的范围限于商会的性质及某些具体活动(15)。90年代，商会史研究进一步深入，视域进一步拓宽，不仅论文数量大大增加，而且出现了专门研究近代商会史的学术专著，耳熟能详者如徐鼎新、钱小明对1902-1929年间的上海总商会史的论述，朱英对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的研究，虞和平对商会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所承担角色的探讨，马敏、朱英以晚清苏州商会为个案讨论了商会组织自身及其功能的传统性与现代性，朱英又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对以商会为主体的商人团体史进行了新的解读。进入新世纪以来，商会史研究更被人们视为显学，更多的中青年学者如宋美云、彭南生、应雅莉、魏文享、郑成林等加入商会史研究队伍，同时对作为商会团体会员的次级商人团体——同业公会，也展开了探讨。(16)

第二，对流通与消费领域的重视。无论是资本主义研究，还是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史研究，抑或企业史探究，说到底还是集中在国民经济中的生产领域，相对而言，市场、商业、消费等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上述情形有所改变，有关近代市场史讨论的论文明显增多。(17)其中，既有对国内商品市场的整体研究，也有对区域或行业市场的中观性分析，更多的论文是对某些专业市场，如粮食、棉花等农产品，茶叶、丝绸、股票、证券、交易所、外汇等等作为具有集散功能的交易场所进行的微观探讨。还有学者借鉴网络理论对近代市场中的商路、市场网络等加以分析。(18)我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市场，近代以来，随着中外经济交往的频繁，市场的范围更加广泛。但是，只有当市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对经济运行起作用时，亦即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一种方式时，传统经济才完成了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吴承明早就注意到资本主义研究离不开市场分析，他对近代国内市场商品流通量进行了估计，对商品结构、价格结构以及农产品、机制品的流通等进行了开创性的探讨。

消费史一直是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1989年郭书学对开封经济中的消费特征进行了初步探讨，可视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一篇论述消费史的文章(19)。90年代以来，讨论消费史的论著逐渐增多，如张东刚从宏观上对近代中国消费的结构、需求、行为进行了分析，并从比较角度探讨了消费变动对近代中日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作用(20)。郭立珍对近代洋货进口与消费转型的关系进行了研究(21)，乔志强、张平对近代华北农户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进行了综合分析(22)，陆兴龙结合史实对民国时期工人的工资及家庭消费状况作了简要论述(23)，程恩富以上海为例对区域消费市场发展史进行了梳理(24)。不过，从总体上看，由于流通与消费史的研究往往离不开计量分析，近代统计资料的零散和缺乏，使相关研究成果仍十分有限。

第三，博览会史研究显露锋芒。博览会是近代中外经济交往的一个重要媒介，过去对该问题重视不够，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资料的挖掘，已有较多学者对晚清至民国时期主办或参与的博览会进行了探讨。马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南洋劝业会，并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角度评价晚清商品赛会活动，其后，他又从近代科技、文化传播的视角研究了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金普森探讨了政府政策的变化与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的兴衰，刘世龙讨论了南洋劝业会与清末新政时期的政府产业政策，尹淑梅、屈春海等撰文讨论了晚清政府参加比利时万国博览会后的政策调整，乔兆红从总体上论述了晚清商品博览会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影响，对单个博览会的探讨显示出该研究领域的深入，如梁碧莹对中国参与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研究，朱英对清末武汉劝业奖进会的初步探讨，王翔、乔兆红等到对南洋劝业会的分析，洪振强论述了1928年的中华国货展览会，林芳、谢辉等撰文评析了陈琪在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中的先驱者与开拓者角色(25)。

此外，某些领域虽未形成学术焦点，但已初露端倪，显示出良好的学术前景，如赵兰亮对近代上海保险业的分析，刘志英对近代上海华商证券业的研究，赵津对近代城市房地产业的探讨等等(26)，假以时日，上述研究必将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三　理论与方法：30年来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新视角

经济史是一门介于历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历史研究的基本观念与方法，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史料考据、实证等，是经济史研究者的基本素养。(27)但是，经济史研究不应只满足于将历史上经济发展的状况弄清楚，还要进一步分析各种经济因素的内在联系，揭示经济运行的方式及其机制，这就需要运用经济学的理论、概念、范畴、方法来分析历史上的经济现象，进行科学解释。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就出现了一股新经济史学思潮，并掀起了一场将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应用到经济史研究中来的革命，尤其是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斯(D.C.North)和福格尔(R.W.Fogel)对间接计量法与反事实度量法的成功运用，在经济史研究中掀起了一股清新之风。正当新经济史学革命在大洋彼岸如火如荼地进行时，我国的学术研究事业也进入了开放时代。80年代初，老一辈学者吴承明和孔经纬分别在《晋阳学刊》(1982年第1期)和《吉林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上发表了《关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意见》、《关于中国经济史的一些理论问题》等，阐明了理论方法的重要性。其后，吴承明在相关学术讲演和论文中列举了一些国外各学派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方法，如经济计量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方法、区域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系统论方法等，分析了他们的利弊，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此后，经济史理论与方法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如赵德馨、刘佛丁、李伯重等(28)，有些高校历史专业还专门给研究生开设了《经济史理论与方法》课程。(29)90年代以来，国外经济学与经济史理论方面的著作纷纷被译介到国内，最著名的如布莱克、亨廷顿等人的现代化理论、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诺思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张五常的《佃农理论》、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门德尔斯的原始工业化理论等，都产生了广泛深入的影响。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史方面的国外汉学名著如黄宗智的姊妹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等，也在学界广为流传，其理论之新颖、方法之独到，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异域之风的东渐，老一辈学者对理论与方法的重视，对近代经济史研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一批中青年学者，运用新理论与方法，或进一步拓宽视域，或对老问题重新加以解释，不仅使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也为近代经济史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

其一，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视角。现代化(也有学者将中国近代的现代化称之为近代化，两者含义相同)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于意识形态在内的、视界十分宽广的范畴。一般认为，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工业化又是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在国内，较早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展开系统研究的是北京大学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罗荣渠将中国早期现代化放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加以剖析，章开沅、罗福惠等则从比较视角，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行了全面研究。(30)随着现代化理论讨论的逐步深入，经济史研究者的学术取向转为将工业史放到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加以观照，尤其重视生产力、生产技术层面的研究，早年以研究资本主义为己任的吴承明先生，虽在20世纪80年代仍关注近代资本主义问题，但已开始转向现代化角度，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集中讨论了工业化道路及传统经济如农业、手工业等在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31)徐鼎新对近代企业科技力量与科技效应的研究，汪敬虞对1936-1949年间工业生产力演变的考论，王翔对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考察(32)，林刚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关系的探析，陈征平对近代云南区域工业化的论述，都体现了工业化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彭南生则从原始工业化理论中得到启发，从整体上研究了近代手工业的地位与作用，提出了“中间经济”观点。“中间经济”论既是对手工业经济形态变更所处阶段的定位，又是对手工业在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中间所起任用的规范。(33)沿着这一思路，他又将乡村手工业从手工业经济整体中剥离出来，将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的乡村手工业放到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加以观照，提出了“半工业化”论，明确肯定这部分乡村手工业的过渡性。(34)虞和平不仅从现代化角度对商会进行了研究，还组织学术力量完成了三卷本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对1840-2000年间中国现代化的前提与准备、启动与抉择、改道与腾飞等进行了长时段的探讨。(35)

其二，以国家、产权分析为中心的制度变迁视角。制度变迁理论是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方法，构成其理论的三大基石是国家制度、产权制度与意识形态，诺思成功地将制度理论引入到对经济史分析中来，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经济史学界。经济政策的研究本是传统史学的重要内容，如有学者对晚清、民国时期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进行了梳理和评价，也有大量论文对专项经济政策进行了探讨，如法币政策、关税自主政策，虽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但尚未从制度变迁层面上加以分析(36)。随着制度理论的传入，近几年来，国内经济史学界开始尝试运用该理论研究近代经济现象，刘佛丁在该领域充当了开创性角色，他主张将被古典经济学排除在外的制度变迁引入到近代经济史研究中来。(37)王玉茹通过对中国近代政府的经济管理机构、管理方式、工商业政策以及商业、工业、金融、税收等经济制度的全面探讨，分析国家经济政策对工业化的影响(38)。张东刚等对近代中国经济近代化过程中知识产权制度的效率与失灵进行了研究(39)。此外，彭南生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近代同业公会的演变轨迹及功能转化的探讨(40)，杜恂诚对近代金融制度中的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关系的辩证性分析(41)，汪戎对晚清工业产权制度变迁的论述(42)，都是运用制度理论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尝试。制度理论确实为我们研究经济史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不过，如果以此为逻辑前提忽视揭示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么，作为分析工具的制度理论也就苍白无力了。

其三，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主轴的市民社会视角。市民社会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的舶来品，几经变化，发展为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主轴的分析框架，并被运用于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突显了经济史研究中的社会史倾向。90年代中期，马敏在对近代绅商的研究中，曾就清末民初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话题提出了独到看法，朱英则以近代商会为例，透视了转型时期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王笛则对晚清时期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成果是较早运用市民社会理论进行专题分析的有益尝试。此后，运用这一理论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如邱捷对清末广州市民集庙议事的个案探讨，王笛、刘凤云、朱小田等人对近代成都、江南等地茶馆的研究，熊月之对清末民初上海私园的开放与上海民众公共活动空间的扩展所进行的系列讨论，李德英、戴海斌、陈蕴茜等对民国时期成都、北京等城市公园的论述，无不彰显了市民社会理论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新创获。当然，在运用这一理论时，重在借鉴其工具理性，而不是进行价值判断的意识形态工具，同时注意区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如此方能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其四，区域史研究的兴起。区域史既是一种研究对象，又具有方法论意义，它的兴起可视作分散的整体史观念的实践，应追溯到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在这本书中，布罗代尔以恢宏的气势和精致的笔法描绘了地中海地区地理、经济、事件等构成的整体史(43)，成为那个时代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最早作品当数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经济区域》一书，其分区以历史开发为主。(44)但区域史的真正兴盛还是以改革开放之后，从翰香、苑书义、孔经纬、段本络、魏宏运等学者编撰的华北、东北、江南等地的农村经济史，(45)王笛、张利民、庄维民、黄正林、沈世培等一批中青年学者也在区域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46)。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以省区为范围展开的经济史研究，如林庆元对近代福建经济史、庄维民对近代山东市场经济、唐致卿对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的探讨。值得一提的是，近代城市史研究异军突起，张仲礼、隗瀛涛、罗澍伟、皮明庥等主编的上海、重庆、天津、武汉等地城市史先后面世，既丰富了区域经济史研究，又带动了以城市为核心的区域史研究的繁荣。在近代区域史研究中，江南地区和华北平原无疑是两个最为典型的区域，取得的成果也较多，其他区域尚显薄弱，需进一步加强。

其五，计量分析方法的运用。计量分析曾在西方史学界掀起波澜，美国新经济史学即以此为标识，计量分析使得历史学更加精确。改革开放后，彭泽益倡导中国经济史中研究计量方法的运用，吴承明最先向国内介绍计量学方法(47)，20世纪90年代末又有罗德里克·弗拉德的《计量史学方法导论》一书的译介。吴承明在近代经济的计量分析上作出开创性的贡献，如他对近代中国工业资本、外国在华投资、近代工农业及交通运输业产值、对近代国内市场商品量等进行的估计，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其他学者如章有义对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估计、张仲礼对19世纪80年代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估计，杜恂诚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流通量进行了估计，徐秀丽以华北平原为例对近代粮食亩产量进行的估计，陈其广对近代百年间工农产品比价与农村经济关系的研究，都属计量分析的成功尝试。在国内，运用经济学理论成功地开展计量分析的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属学术团队，刘佛丁、王玉茹对近代价格结构的变动及其与近代经济发展的关系所进行的研究，慈鸿飞对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量化分析，刘巍、刘丽伟等对1930-1936年间中国货币需求的定量研究，张东刚从宏观对总需求的变动趋势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探讨，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近代经济史的亮点。(48)

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史学界从上述一系列研究中还提炼出了新的理论。最突出者莫过于对经济现代化内涵的认识。人们一般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而工业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的，因此，学术界大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化来判断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对近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研究历经“文革”仍持续不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替资本主义戴上了经济现代化这顶帽子，甚至将“资本主义”看作是现代化的同义语。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对经济现代化内涵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吴承明提出了“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实即经济现代化或近代化的过程”的论断，因为，这个转变“不仅是市场量的空前的扩大，市场交易的内涵和市场机制的原理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这一切，又都是以政治、法律、经济体制和制度的相应变革为前提的”。(49)赵德馨更明确提出“经济现代化包括两个层次”的论点，即市场化与工业化，其中，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前提和基础，两者互相促进，据此，他提出了经济现代化的八大标志。(50)关于经济现代化内涵的新表述，克服了过去单纯将资本主义或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标志的片面认识，无论对学术研究还是当代现实，都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四　突破时限与放归整体：对经济史研究深入发展的思考

1978年以来的30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在论著数量、史料整理、新辟领域、理论方法等方面均收获颇丰，更重要的是，经济史开始回归本真，尊重学术理性，依据其内在的学术理路，迈上了健康的发展轨道。这一成绩的取得，除了政治环境等外在因素的持续改善外，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文革”后学术解压带来的喷发效应。不过，在看到成绩的同时，需要冷静地思考，未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如何进一步深入发展？对此问题，学术界可谓见仁见智，开出了很多药方，如虞和平提出今后应注意“运用新方法、开拓新课题与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相结合的问题”、“时代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问题”、“内容结构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近代经济史研究才能继续向前发展。(51)李伯重则提出我国的经济史学需要正确地对待学术传统与学术国际化问题。(52)这些都具有重要的指向意义，笔者完全认同。在此，我愿意就突破时限与放归整体再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供大家思考。

一是突破时限。历史的发展有时代性，历史研究中也存在着断代问题，划分时代的标准，大多依据王朝世系之兴衰，没有王朝的历史则据之以政治史为标准，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等等，均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分际线。从政治史角度看，这一划分具有相对合理性，不过，经济史研究如果完全以此为界限，画地为牢，则只能是一部被割裂了的经济史。历史上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重大政治事件虽然可能对经济的发展造成正面或负面的冲击，但不可能完全中断经济发展的脉络。研究者应关注重大政治事件对经济演变的影响，但不应以此作为研究领域中的楚河汉界，甚至不越雷池一步。在我看来，应该将明清以来的经济史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经济时期，在这样一个长时段中虽然存在着阶段性，但新经济的产生、发展、形成的趋向却十分明显，如不突破时限，仅取其中一段进行研究，要么无视其源，要么难见其续。未来应该鼓励治明清经济史者后延至近代经济史，治近代经济史者上溯至明清经济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学者，当然也应追溯到建国前的经济史，至少研究者应具备这样一种长程史观。在未来研究人才的培养上，应打破畛域，将明清以来的经济史作为一门课程进行建设，或要求研究生必须选修明清经济史，使未来的近代经济史研究者具有良好的长时段素养，老一辈学者吴承明、赵德馨均强调“通”，中年学者李伯重则将1550-1850年间江南地区的工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他们在研究中追求纵贯横通，堪为未来经济史学者的努力方向。

二是放归整体。即将近代经济史放到近代史的整体背景下进行研究，具体地讲，放归整体又有两层含义：首先是要注意经济现象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联系，其次是从各种不同视角立体地研究经济史。

先谈第一方面，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但是，经济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乃至与意识形态等观念层次紧密相连、相互制约的，譬如，政府的经济政策，不仅体现为作为制度的国家所能发挥的作用，而且也是一个政治范畴内的现象，政策出台的时机、决策过程、内容及其与其他政策措施之间的内耗、落差等，都将影响其实施过程，意识形态也将影响人们对政策的理解，进而影响他们执行该项政策的成本与效果，撇开政治、社会、文化教育、意识形态等，就经济论经济，可能只是在理论上堂皇论道，也可能只是隔靴搔痒，距离实际却相去甚远，因此，必须展开综合研究。

再谈第二方面。作为一门学科，中国近代经济史主要研究近代经济的演变过程及其内在规律，但是，经济的演变既然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具有密切联系，那就需要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解剖，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都可拿来为我所用，只有将不同视角下的经济史综合起来，才能接近于一部真实的、完整的、科学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风格，吴承明作了非常全面的概括，他认为：“在我国，大体可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包括历史学原有的政治和典章制度研究。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有的并重视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53)李伯重则称之为经济史研究中的新社会史学派和新经济史学派。三大学派也好，两大学派也罢，只不过体现了学界探讨经济史的不同视角，反映了学术的多元化，是对经济演变过程的一种立体考察。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经济史学界对相关学科知识的借鉴或相关学科对经济史研究的“入侵”，或多或少存在着生搬硬套、脱离历史的弊端，前者缺乏相关学科的素养，所谓借鉴只不过是套用几个概念；后者缺乏历史的背景，常常将相关史料填充到既有的框架中。其实，任何理论在丰富多彩的历史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如何在现有理论的指导下，从历史实证研究中抽象出适合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理论、范畴，才是理论创新的一个关键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关学科的理论只不过是为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创新提供一种思路方法和分析手段。以经济学理论的应用为例，即便是经济学大家，他们也不认为经济学理论可以代替经济史研究，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思技术。”(54)熊彼特也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而历史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的方法，他说：“理论的不可靠性，我个人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55)

回归本真使30年来的经济史研究在健康的发展轨道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突破时限、放归整体，未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部分研究生严鹏、胡启扬、李彦军、王敏、胡铁恒等同学参与了对历年近代史研究论文的统计工作，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特此致谢。

注释：

①早在1956年，严中平先生就曾撰文指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无论在经济学研究中还是近代史研究中都是薄弱环节，如果再不加强这一薄弱环节，其他专史和通史都很难深入前进了。(参看严中平：《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的一个薄弱环节》，《人民日报》1956年7月17日)改革开放后，刘大年1981年曾撰文指出，“近代经济史研究是当前深入研究近代史的最重要课题和突破口”(《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光明日报》1981年2月17日)。丁日初则提出了加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若干建议(《学术月刊》1983年第1期)。

②李伯重认为，在我国学界，“经济史”一词不仅包括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史，而且也包括社会史，因此常常被称为社会经济史，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了更为专门的经济史与社会史，但是它们与主流的社会经济史的关系仍然非常密切(参看李伯重：《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文史哲》2008年第1期)。其实，社会史究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呢？还是历史、包括经济史研究的一个视角？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

③李根蟠认为，1986-1995年间的经济史论著总数，相当于甚至超过此前85年论著的总和，参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增刊。

④李伯重将中国经济史学一个世纪的历程划分为萌芽(1904-1931年)、形成(1932-1949年)、转型(1949-1978年)、繁荣(1978-2007年)四个阶段，参看李伯重：《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文史哲》2008年第1期。

⑤严中平先生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中指出，从建国至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经济史研究本身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缺点：“诸如人口和移民、气候变化和地理环境、资源和能源、价格结构、经营管理、地区间经济联系等，都还很少涉及，或根本没有涉及。对于一些经济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产值、发展速度等，也还心中无数。”(严中平：《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⑥李伯重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史“摆脱学科的发展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路径依赖，表现出中国经济史学正在走向依照学科自身规律而发展的道路”。参看李伯重：《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文史哲》2008年第1期。

⑦汪敬虞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总体考察和个案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两书中。

⑧全慰天：《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⑨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0～51页。

⑩章开沅：《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他认为资本家代表了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一系列规定和关系的综合，“这些规定和关系，在资本家个人或单个企业中固然已经存在并以多种样式表现出来，而在一定集团(如资本集团、企业、商会等)中则往往可以更为丰满也更为明确地得到表现”。

(11)夏东元：《论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

(12)阮芳纪等编：《洋务运动史论文选》附录，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3)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胡滨、李时岳：《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

(14)影响较大的近代中外经济关系方面的论著有章开沅、朱英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仇华飞著：《中美经济关系研究(1927-1937)》，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5)20世纪80年代有关商会史研究的开创性论文，有徐鼎新：《旧中国商会溯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唐文权：《清末苏州商会与捐税抗争》，《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3期；朱英：《清末商会与抵制美货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6期；胡光明：《论早期天津商会的性质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马敏、朱英：《浅谈晚清苏州商会与行会的区别及其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等。

(16)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彭南生：《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朱英等：《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行业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应莉雅：《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研究：1923-1928》，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魏文享：《中间组织——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1918-194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郑成林：《从双向桥梁到多边网络：上海银行公会与银行业(1918-1936)》，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7)讨论近代市场史论文较多，代表性论文如，林玳玳：《旧中国没有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探索》1985年第5期；戴一峰：《近代闽江上游山区初级市场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3期；林刚：《试论大生纱厂的市场基础》，《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王水：《中国近代国内贸易统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樊卫国：《近代中国口岸中心市场与统一市场》，《社会科学》2001年第10期；张仲礼、沈祖炜：《近代上海市场发育的若干特点》，《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单强：《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朱荫贵：《抗战时期的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宋士云：《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的股票市场》，《齐鲁学刊》1998年第5期；《民国初期中国证券市场初探》，《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叶市场结构与功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18)戴鞍钢：《近代上海与长江流域商路变迁》，《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近代上海与长江流域市场网络的架构》，《复旦学报》1999年第5期；魏丽英：《论近代西北市场的地理格局与商路》，《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应雅莉：《网络化组织与区域市场交易成本——以天津商会为个案》，《南开经济研究》2004年第5期。

(19)郭书学：《试述解放前开封经济的消费特征》，《河南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

(20)张东刚：《消费需求的变动与近代中日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1)郭立珍：《中国近代洋货进口与消费转型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2008年度博士论文，未刊稿。

(22)乔志强、张平：《近代华北农家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分析》，《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23)陆兴龙：《民国时期工人的工资及家庭消费状况简析》，《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1期。

(24)程恩富主编：《上海消费市场发展史略》，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5)这方面的重要论文有马敏：《清末第一次南洋劝业会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4期；《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品赛会活动述评》，《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与科技、文化传播》，《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朱英：《端方与南洋劝业会》，《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清末武汉劝业奖进会述略》，《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梁碧莹：《民初我国实业界赴美的一次经济活动——中国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金普森、谢辉：《政府政策与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的兴衰》，《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4期；乔兆红：《论晚清商品博览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人文杂志》2005年第5期；《1929年的杭州西湖博览会》，《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钱进：《近代中国与国际博览会》，《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2期；李爱丽：《中国参加1878年巴黎博览会述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李长林：《清末民国年间湖南走进世博会述略》，《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尹淑梅、屈春海：《清政府参加比利时万国博览会后的政策调整》，《历史档案》2006年第2期；林芳、谢辉：《陈琪与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浙江学刊》2008年第4期。

(26)赵兰亮：《近代上海保险市场研究：1843-1937》，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刘志英：《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赵津：《不动产走向市场——论近代中国房地产商品化的历史前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

(27)吴承明是学经济出身的，又曾在解放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但他认为：“经济史首先还是‘史’，要有个历史观。”(见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28)赵德馨的代表性论文如下：《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的有机结合》(《经济学情报》1995年第2期)、《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与理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经济史学科的分类与研究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等。刘佛丁则指出经济史学创新的关键在于新理论与方法的引用，“这些理论提供了在传统史学家所不曾注意或无法研究的领域进行思考、解析、论证的新方法，从而按照这种观察问题的框架和它们所阐明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把过去历史学家看来没有价值的史料，或新发掘出来的史料，经过排列、归纳、分析，能说明很多重大的历史问题。这种依据理论模式对史料加以重新的组合，具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令人惊异的力量”(刘佛丁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导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李伯重有关经济史理论的观点集中反映在《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

(29)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从2001年开设课程，给研究生系统介绍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30)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1)相关论文参看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近代中国工业化道路》(《文史哲》1991年第6期)、《论工场手工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论二元经济》(《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32)王翔：《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33)彭南生：《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4)彭南生著：《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7年版。

(35)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6)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论清末的经济法规》，《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

(37)刘佛丁：《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5期。

(38)王玉茹、刘佛丁、张东刚著：《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工业化——以政府的行为分析为中心》，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9)张东刚、冯索杰：《近代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安排的效率与失灵》，《南开学报》2005年第2期。

(40)彭南生：《近代中国行会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历程及其方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论近代中国行业组织制度功能的转化》，《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41)杜恂诚：《金融制度变迁史的中外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42)汪戎：《晚清工业产权制度的变迁》，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3)(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吴模信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44)参看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45)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人民出版社；苑书义：《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乔志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6)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张利民等：《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黄正林：《陕甘林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魏宏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沈世培：《文明的撞击与困惑——近代江淮地区经济和社会变迁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7)彭泽益：《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问题》，《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

(48)计量分析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有：张仲礼：《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粗略估计》，《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1987年增刊第1集；杜恂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流通量的一个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章有义：《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慈鸿飞：《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徐秀丽：《中国近代粮食亩产的估计——以华北平原为例》，《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刘巍、刘丽伟：《对1930-1936年中国货币需求的简单数量描述与分析》，《南开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与计量模型初探(1927-1936)》，《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张东刚：《总需求的变动趋势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消费需求的变动与近代中日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陈其广：《百年工农产品比价与农村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49)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页。

(50)赵德馨：《市场化与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51)虞和平：《50年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52)李伯重：《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文史哲》2008年第1期。

(53)吴承明：《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54)转见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