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的清代财政史研究，按照其研究进程，可划分为20世纪上半叶和20世纪下半叶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总体研究情况，反映了20世纪清代财政史研究的特点与得失。

在20世纪的中国财政史研究中，（注：近年也有新的财政史著作出版，本文也有涉及。）清代的财政史研究是最引人注目的断代研究之一。一方面，与前代相比，清代的文献资料最为丰富，而且有档案材料可资利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清代财政史研究的细化和深化。另一方面，清代包含了古代和近代两个时期，它既是传统社会的终结，也是新时代的起始，清代历史的本身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变化，除研究中国经济史、财政史的学者特别关注外，也吸引了古代史和近代史学者的注目。在这种前提下，清代财政史的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是毫不奇怪的。

一、20世纪上半叶的清代财政史研究

应该说，清代财政史的研究，并非始于20世纪，在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1897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了英国住上海领事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该书虽冠名“中国度支”，实则专门叙述清代特别是晚清的财政。从总体上看，《中国度支考》不是一部研究性著作，更多的具有资料选编的色彩。当然，其资料也弥足珍贵，刘锦藻编撰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就有所引用，（注：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十六《国用四》、卷六十八《国用六》。接：《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十六在引用时将作者记为“哲美森”，卷六十八则记为“遮密孙”，又按：《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十八在叙述光绪朝财政时，还引用了日本人根岸佶的著作，并称：“吾国财政向无报告，国人鲜有知者，近年始见预算案，然肯细心研究者亦不一二，觏日本人根岸佶为同文会会员，于吾国生计状况钩稽之勤，用力之久，远驾吾国人士之上。”）并称晚清户部的报告，“多脱误，外人指其不合”，而哲美森的记述，“外人信为无误”。这也正揭示出哲美森《中国度支考》的史料价值。

进入20世纪后，广智书局1904年出版了梁启超的《中国国债史》，梁氏对晚清的“国债”进行了初步的梳理。而吴廷燮的《清财政考略》（1914年铅印本），则是国人从整体上研究清代财政的第一部著作。是书分别对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历朝财政进行了叙述，并在叙述的基础上有所评论。如在叙述康熙朝之财政时即指出：康熙中整理财政，大要有数端，一为清理欺隐，一为裁汰官缺兵丁，一为崇尚节俭。显现出作者的识见和史论的结合。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振先的《中国厘金问题》，是国内学者研究厘金问题的第一部著作，受到同时代的国外学者的注意。（注：如木村增太郎的《中国财政论》（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27年版）就引述过王氏的著作。按：《中国财政论》原名《支那财政论》，“支那”一词，在历史上，有对中国的蔑称之嫌，因此，凡是在20世纪初至40年代出版的日本研究著作中，用“支那”作书名的，一律译作“中国”。但为了避免混乱，习以为常的资料书如《支那经济全书》，仍依其旧。）此后，专门研究清代财政的专著不多见，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罗著对晚清厘金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是20世纪上半叶最具代表性的清代财政史领域的研究著作。罗尔纲的《湘军新志》（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8年版），对湘军的兵制饷章及晚清的军费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另外，侯厚培的《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海大东书局1929年版），是系统研究近代经济史的第一部著作，是书对财政问题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特别是对晚清的币制改革有较好的论述。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哈佛燕京学社1939年版），开了研究晚清经济思想的先河，其中的“增岁入说”、“厚俸禄说”、“行预算说”等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财政思想研究。

20世纪上半叶的清代财政史研究专著虽不多见，但在有关著作中对清代财政多有涉及。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立足于民国年间的财政研究，对清代特别是晚清的财政问题进行了回顾或研究。

贾士毅的《民国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专列“财政之沿革”一章，对清代历朝的财政分别加以叙述，其中对光绪朝的财政叙述尤详，细分为“光绪初年之财政”、“光绪中年之财政”、“光绪末年之财政”三个部分。在其他篇章中，也有对清代财政特别是晚清财政的追溯或比较。叶元龙的《中国财政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也涉及到清代财政。陈沧来的《中国盐业》（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吴觉农、范和钧的《中国茶叶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李权时的《现行商税》（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金国宝的《中国币制问题》（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张家骧、吴宗焘、童蒙正的《中国之币制与汇总》（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杨荫浦的《中国金融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张辑颜的《中国金融论》（黎明书局1936年版），分别对晚清的盐税、茶税、商税、货币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中国茶叶问题》在论述茶叶对外贸易时，对近代以来的茶叶贸易有很好的统计，所列“历年华茶输出数量统计（1866—1935）”、“历年华茶出口价值与各货出口总值之百分比（1869—1935）”、“历年华茶输出国别统计（1880—1935）”、“近六十年世界主要产茶国茶叶输出统计表（1868—1934）” 等，都具相当之价值。《中国币制问题》在叙述本位制度、银两制度以及银币、铜币、纸币问题时，对光绪以降的变革有较为系统的梳理，书中列制的统计表格，如 “（光绪年间）各省银角之成色重量”、“（光绪、宣统年间）各省通用银元之成色重量”、“各省宝银名称重量表”、“各地通用银两与库平比较表”、“海关平与各口通用银两比较表”等，为后来的相关研究开启了门径、打下了基础。《中国之币制与汇总》对硬币（银元、铜元、制钱）、纸币、本位制及造币机构等作了叙述，表现出很高的学术水准。其记银元云：“清以前，吾国上下通行之银，皆系以重量计，而不以枚数计也。自清乾隆五十七年，户部奏准西藏鼓铸银钱，是为我国以银铸币之始。至道光初年，各国银钱输入渐多，蔓延各地，欲禁无由，当时两广总督林则徐，奏请自行鼓铸银元，藉资抵制，旋经部议驳。又道光中，浙省曾自铸一两重银钱，欲与洋元并行，以民间阻滞而止。光绪初年，吉林机器官局所铸有一钱、三钱、半两、七钱、一两五种，皆未见盛行。至十三年二月，粤督张之洞奏称……于是我国流通之银元中，始有吾国自铸之银元。”若非有深入的研究，不可能有如此的高度概括。陈向元的《中国关税史》（京华印书局1926年版）、马寅初的《中国关税问题》（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吴堉干的《中国关税问题》（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李权时的《中国关税问题》（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周念明的《中国海关之组织及其事务》（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都是研究晚清至民国年间关税问题的代表作，虽详于民国，但对晚清的关税研究亦有相当的篇幅。

第二，财政通史著作中对清代财政的研究。

20世纪上半叶，财政通史的撰写是一个突出的现象。这方面的著作，有胡钧的《中国财政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徐式庄的《中国财政史略》（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常乃德的《中国财政制度史》（世界书局1930年版）、刘秉麟的《中国财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杨志濂的《中国财政史辑要》（无锡大公图书馆1936年版）、刘不同的《中国财政史》（大东书局1948年版）。在这些财政通史中，对清代的财政予以了充分的注意。如胡钧的《中国财政史讲义》将中国财政的演变分作八个时期，清代作为两个时期，即清初至道光、咸丰至宣统。刘秉麟的《中国财政小史》，对《赋役全书》、《会计册》、《奏销册》等赋税册籍以及财政体制、俸禄、货币、田赋、盐税、关税、杂税等都有简要的叙述。其中，对晚清之杂税有较好的论述：“清初入关时，对于各项杂敛，悬为例禁，涤荡繁苛，未始不善。降至中叶，杂税亦多。而流毒之深，贻害之远，莫如土药税。当时清廷收入，恃为大宗。……其他各项杂税，有相沿日久，向有定制者，有光宣之交，临时加征者。前者有牙税、当税、契税、铺税、渔税、矿税等数种，后者如直隶之烟税、家屋税、车捐、花捐、妓捐等。各省新设之名目，大抵相同。”表现出相当的概括能力和识见。

第三，通史性的专题史中对清代财政的研究。

在通史性的专题研究方面，万国鼎的《中国田赋史》（正中书局1933年版），徐士圭的《中国田赋史略》（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陈登原的《中国田赋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马大英、江士杰、刘国明、王延超的《田赋史》（下）（《田赋会要》第3编，正中书局1944年版）以及郎擎霄的《中国民食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吴兆莘的《中国税制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都涉及到清代的田赋及相关问题，有的论述还较为深入，如马大英、江士杰等编著的《田赋史》（下）对清代的田赋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内容涉及清代的田制与亩法、赋税册籍、田亩丈量、赋税征收与报解、摊丁入地、额外征派、蠲免等，分量较重，实际上可以单独成为一本《清代田赋史》。又如郎擎霄的《中国民食史》，在“历代粮食生产政策”、“历代粮食流通政策”、“历代粮食调剂政策”等章中，对清代的田赋、土地开垦、漕运、仓储等问题，都作了叙述。再如吴兆莘的《中国税制史》，对清代的税制列有专章，包括田赋、丁赋及差徭、盐税、常关税、海关税、厘金税、土药税、茶税、酒税、契税、牙税及当税等，内容也堪称完备。张家骧的《中华币制史》（民国大学出版部1925年版），虽然是货币研究的通史著作，但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对清代以前的币制只是概而述之，重点在于研究晚清至民国初年的相关问题，特别是对银行、造币厂的沿革有系统的论述。其他的通史性的专题研究，还有杨肇遇的《中国典当业》（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欧宗佑的《中国盐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曾仰丰的《中国盐政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吴承洛的《中国度量衡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等，都有参考价值。（注：另外，盐务署主持编撰的《中国盐政沿革史》，分盐区进行叙述，1914年出版了《长芦》分册，1915年出版了《奉天》分册。笔者最近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仅见到这两册。就这两册来看，所谓的“中国盐政沿革史”主要的仍是叙述清代。）

专著之外，相关论文也涉及到诸多方面。君实的《记山西票号》（《东方杂志》1917年14卷6号），高叔康的《山西票号的起源及其成立年代》（《食货》1937年6卷1期），汤象龙的《道光时期的银贵问题》（《社会科学杂志》1930年1卷3期）、《咸丰朝的货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3年1卷2期），梁启超的《各省滥铸铜元小史》（《饮冰室合集》21，中华书局1936年版），谭彼岸的《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新货币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1939年6卷1期）、《清中叶之货币改革运动》（《说文月刊》1944年4卷），傅镜冰的《明清两代外银输入中国考》（《中行月刊》1933年7卷6期），魏建猷的《清代外国银元之流入及其影响》（《东方杂志》1945年41卷18号），是货币金融方面的代表作。夏鼐的《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清华学报》1935年10卷2期）、王毓铨的《清末田赋与农民》（《食货》1936年3卷5期）、葛寒峰的《清代田赋中之耗羡》（《农学月刊》1939年1卷5期）、梁方仲的《田赋史上起运存留的划分与道路远近的关系》（《人文科学学报》1942年1卷1期）、苏良桂的《清代田赋考》（《国学丛刊》1942年8—10期）、单士魁的《清代黄册与赋役问题》（《文献论丛》1948年）、蔡狮的《清代漕运之组织及其运输方法》（《交通杂志》1937年5卷3期）、万国鼎的《明清漕运概要》（《政治月刊》1940年4卷3期）、李文治的《清代屯田与漕运》（《学原》1948年2卷2期），是田赋、漕运方面的代表作。王叔涵的《两淮盐务与钱庄》（《经济学季刊》1931年2卷3期），刘隽的《清代云南的盐务》（《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3年1卷2期）、《咸丰以后两淮之票法》（《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3年1卷2期）、《道光朝两淮废引改票始末》（《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3年2卷2期），姚永朴的《清代盐法考略》（上、下）（《安徽大学月刊》1934年1卷6期、2卷1期），吴雨苍的《清代两淮盐政》（《国专月刊》1936年3卷5期），戴裔煊的《清代盐课归丁史源试探》（《现代史学》1942年5卷1期），是盐政、盐税方面的代表作。彭雨新的《清末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社会科学杂志》1947年9卷1期）、罗尔纲的《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37年5卷2期），对晚清中央财政体制的瓦解以及地方财政自主权的扩大等问题有深入的分析。罗玉东的《光绪朝补救财政之方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2卷2期）、吴廷燮的《论光绪朝之财政》（《文献论丛》1936年），则分析了晚清财权下移之情势下清廷的财政清理。在外债与赔款的研究方面，汤象龙的《民国以前关税担保之外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5年3卷1期）、《民国以前的赔款是如何偿付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2卷2期），是两篇重要的作品。另外，汤象龙的《道光朝捐监之统计》（《社会科学杂志》1931年2卷4期），开了清代捐纳制度研究的先河。陈文进的《清代之总理衙门及其经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2年1卷2期）、《清季出使各国使领经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2卷2期）以及沈鉴的《辛亥革命前夕我国之陆军军费》（《社会科学》1937年2卷2期），也是对相关论题的开创性研究。在厘金研究方面，罗玉东的《厘金制度之起源及其理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2年1卷2期）、傅衣凌的《清末厘金制起源新论》（《社会科学季刊》1946年2卷）具有代表性。在海关研究方面，有郑友揆的《我国海关贸易统计编制方法及其内容沿革考》（《社会科学杂志》1934年5卷3期）、汤象龙的《光绪三十年粤海关的改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5年3卷1期）等论文。

与同时期国内学者的研究相比，国外学者的研究值得重视。除了前述带有史料性质的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外，在两个方面显得较为突出：一是财政的总体研究，二是关税、货币、外债等的专门研究。特别是在日本，20世纪初至40年代，形成了对清代财政尤其是晚清财政的研究热潮。

本村增太郎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清代财政史的最著名的日本学者。他先后出版了《中国的经济与财政》、《中国的财政真相及其革新措施》、《中国的厘金制度》、《中国财政论》、《现代中国的财政经济》等数部研究著作，除了1926年出版的《中国的厘金制度》（东京东亚事情研究会）专门研究厘金问题、1940年出版的《现代中国的财政经济》（东京生活社。该书由木村氏与大川彰合著）专门研究民国财政外，其他几部著作均是以研究晚清和民国初年的财政为重点。《中国的经济与财政》（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23年版）共十章：第一章，特种企业组织（指“共同企业”、“合股企业”）；第二章，特种商（牙行、买办）；第三章，组合制度（商人的同业组织，会馆、公所、工商业行会等）；第四章，对外贸易；第五章，旧式金融机构（钱庄的设立以及钱庄的资本与营业）；第六章，外国银行；第七章，财政组织与岁出岁入（包括中央财政机构、地方财政机构、清末的改革、会计制度、民国的财政状况）；第八章，财政困境与政治借款（包括甲午战争前后的借款、义和团事变的赔款、币制实业借款、善后大借款、续善后借款等）；第九章，内国债（包括清朝的内债、辛亥革命前后的内债、民国的内债等）；第十章，租税制度。从本书的章目中可以看出，该书所研究的所谓“经济”，只是一些较为特殊的经济门类，着重点还是在财政方面。《中国的财政真相及其革新措施》（东京启明会1925年版），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晚清财力匮乏的经过与借款，二是岁出与岁入的状况，三是财政组织的变革，四是财政的清理整顿。《中国财政论》（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27年版）分作七章，主要研究了财政制度、税收制度、外债与内债。木村氏的几部著作，有重复之处，但在论及同一问题时，也不是完全相同，后出版的著作有一些新的进展。如《中国的经济与财政》和《中国财政论》都列有“租税制度”一章，前者主要研究了田赋，其他税种只是在“税制概要”一节中略有介绍；后者除了对田赋、盐税、常关税、海关税这些税种加以论说外，对货物税（厘金）、烟酒税、印花税也作了专节探讨。

木村氏之外，在清代财政的总体研究方面，值得注意的还有安东不二雄、松井义夫、百濑弘等人。安东不二雄的《中国的财政》（东京东亚实进社1921年版）一书，分为5编32章，以研究晚清至民国初年的财政状况、外债、内债、银行、岁计为重点，对晚清内、外债的研究尤为细致。松井义夫的《清朝经费之研究》（满铁经济调查会“经调资料”第66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5年版），分为制度和经费二编，在一般性叙述财务行政以及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晚清的财政支出和相关的财政问题。百濑弘的《清朝的财政经济政策》（注：《东亚研究所报》1943年20号。已由郑永昌译成中文，附录于《财政与近代史论文集》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版。），则对有清一代的财政经济政策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是著分为5章：1.总论：清朝财政经济政策的意义；2.分论一：清朝财政政策的确立及其发展；3.分论二：清朝沿袭传统财政经济政策；4.分论三：清朝财政经济政策的缺失；5.结论：清朝财政经济政策的特征。就其内容而言，涉及到入关前的财政状况、货币制度，入关后的赋税减免、俸禄制度、皇室经费、军费、厘金等方面。另外，平濑巳之吉的《近代中国经济史》（中央公论社1942年版），虽名为“近代”，实则是研究有清一代的经济史著作。该书列有“租税政策”一章，分别以“作为军事财源的矿税”、“作为军事财源的盐税”、“作为军事财源的关税”加以叙述。小竹文夫的《近世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弘文堂书店1942年版），对明清时期外国银的流入、清代银钱比价的变动、清代的土地开垦、清代的人口等专题的研究，相当深入。而竹内元平的《最近中国财政概说》（“满铁调查资料”第108编，1929年版）虽然以研究民国年间的财政问题为旨归，但对晚清的财政状况与沿革亦着墨甚多。

在关税研究方面，日本学者吉田虎雄是较早的开拓者之一，他的《中国关税及厘金制度》（东京北文馆1915年版），对税关的设置、税关的沿革与组织、常关税的征收、海关税的征收，叙述系统而有致，而且特别注意到了晚清与民国初年的变革。该书附录的非常详细的“海关税率表”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而高柳松一郎的《中国关税制度论》（注：该书原名为《支那关税制度论》，1926年又出版了改定增补版。中文版作为“经济丛书社丛书之五”，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李达译。）（京都内外出版株式会社1920年版）、英国学者莱特的《中国关税沿革史》（注：该书1938年在上海用英文出版；1958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中文本，姚曾廙译。），则是研究中国近代海关制度和关税征收的力作。特别是莱特的《中国关税沿革史》，主要根据海关档案，并参考英国外交部档案写成，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中国关税制度论》分为5编：1.关税制度之沿革；2.关税制度之特质；3.海关论；4.关税制度之内容：5.关税制度之影响及将来。《中国关税沿革史》分为6章：第一章，值百抽五协定关税的起源；第二章，关税行政：海关税务司制度的起源；第三章，关税行政：从海关税务司制度建立到1868年修订税则失败；第四章，从修订税则失败到1902年的修订关税；第五章，从1902年的修订税则到1925年、1926年北京关税会议；第六章，1925—1926年的北京关税会议。高柳松一郎的著作，在史论结合方面，“论”的色彩较浓。莱特的著作，更多的具有“史”的色彩，而且并不局限于晚清，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

在货币研究方面，作为调查报告，佐野善作著有《清国货币问题》和《沪汉金融机关》（合称《清国货币问题、沪汉金融机关调查报告》，东京高等商业学校1905年版），但仅仅是一般性的介绍，甚为简略，只有对上海和汉口各票号、钱庄的记述具有参考价值。清水孙秉的《清国货币论》（东京富山房1911年版），在早期的研究清代货币制度的著作中最值得重视。该书事实上以研究晚清的货币为旨归，对晚清的货币制度、货币种类，“兑换券”（银票、钱票、洋钱票）、票号、钱庄、钱铺、大清户部银行、通商银行、外国在华银行等都有述说。而且，清水氏应邀在北京的时间有两年多，除博采典籍文献外，又辅以调查，因而该书称得上是力作，清朝度支部通阜司司长王璟芳的序言亦称，“言我国币制沿革及现今金融状况至详且尽”。根岸佶的《中国货币改革论》（东京支那经济学会1919年版），除了一般性的介绍货币种类、货币单位、银两换算外，重点在于探讨晚清至民国初年的币制改革。井村薰雄的《中国的金融与货币》（1924年版）及《中国的货币与度量衡》（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26年版）对晚清至民国年间的银行、货币、度量衡等问题有系统的研究。吉田虎雄的《中国货币研究》（山口市东亚经济研究会1933年版），具有通史性质，但详于清朝及民国，其中在“币制改革”一章中，对晚清的币制改革计划有细致的讨论。根岸佶、越智元治的《中国及满洲的通货及币制改革》（东亚同文会1937年版），以研究民国年间的货币为主，但对清代的银两制度、铜钱制度、纸币等都有所叙述，特别是在探讨币制改革时，认为晚近的币制改革分为四个时期，第1时期是1895—1900年，第2时期是1901—1914年，第3时期是1914—1927年，第4时期是1927—1935年，表现出很好的识见。另外，该书对晚清的所谓“金本位案”、“银本位案”也有细致的讨论。宫下忠雄的《中国货币制度论》（大阪宝文馆1938年版）和《中国银行制度论》（东京岩松堂书店1941年版）也值得注意，宫下氏的这两种著作虽然都是以民国年间为研究时段，但对晚清时期也有论述，特别是后一种著作，对晚清的银行业发展及纸币法规等的叙述较为细致，所示列的78个统计表，如“历年开设支那银行年别统计（1896—1937）”、“萌芽时期支那银行设立年别统计（1896—1911）”、“外国银行各年设立表（1857—1925）”、“历年开设全国分支行推算（1896—1936）”、“外国银行的对华投资（1874—1925）”等，颇具价值。

在外债研究方面，安东不二雄的《清国国债事情》（横滨正金银行1910年版）是较早的著作之一，全书分为七章：第一章，清国国债的起源；第二章，日清战争以前的国债；第三章，日清战争公债；第四章，义和团赔偿金及补充公债；第五章，铁道借款；第六章，内国债及地方公债；第七章，全国岁出岁入及关税收入额。该书以研究清代的对外借款为主，对国内的借款也有专章。在对外借款中，详于甲午战争所导致外债的叙述与分析，对汇丰银款、汇丰金款、克萨借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英德续借款有单独论列，并对每次借款的偿还方法、偿还资金、偿还财源等作了说明；对铁道借款的叙述也相当细致，按时间顺序分别叙述了关内外铁道公债、京汉铁道公债、正太铁道公债、汴洛铁道公债、沪宁铁道公债、粤汉铁道借款、道清铁道借款、广九铁道公债、津浦铁道第一次公债、沪杭甬铁道公债、邮传部公债、新奉铁道借款、吉长铁道借款、津浦铁道第二次公债、邮传部赎路公债；对内的借款，则有甲午商款、昭信股票、直隶公债、收赎京汉铁路公债、湖北公债、安徽公债、湖南公债等的分节叙述。另有丰田多贺雄的《中国的借款金融政策》（大阪工业之日本社1918年版）和中滨义久的《中国的对外借款》（“满铁调查资料”第112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29年版）等。《中国的对外借款》分为十四章，前面五章主要是甲午战争以前的外债、甲午战争以后的外债、义和团与外债、币制改革及东三省实业振兴借款、瑞记借款，叙述晚清的借款事宜；后续九章则是叙述民国年间的借款事宜。伊藤文吉的《中国与列强的经济关系》（京都内外出版株式会社1923年版），在论述中英关系、中俄关系、中法关系、中德关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也对外债问题有较系统的阐述。

另外，相关方面的著作还有日野勉的《清国盐政考》（东亚同文会1905年版）、大山嘉藏的《中国的国债与列强》（东京文影堂书店1915年版）、西川喜一的《财政金融与关税制度》（上海日本堂书店1925年版）、滨田峰太郎的《中国的财政和公债》（东亚研究会1930年版）、樋口弘的《日本的对华投资研究》（东京生活社1939年版）、长野敏一的《中国的地方财政》（东京生活社1942年版）等等。

此一时期的资料汇编也值得注意，杜翰藩的《光绪财政通纂》（蓉城文伦书局1905年版），是研究晚清财政最主要的资料。黄炎培、庞淞的《中国四十年海关商务统计图表（1876—1915）》（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以及杨端六、侯厚培的《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1年版）、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的最近三十四年来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统计（1900—1933）》（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是较早的海关贸易统计资料。江恒源的《中国关税史料》（中华书局1931年版）、陈度的《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上海瑞华印务局1932年版），分类汇集相关资料，也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外，《史料旬刊》（1930—1931年）、《明清史料》（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集中收录了清代档案，对研究清代财政史也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清末（明治末年）日本对中国的调查资料如《支那经济全书》（东亚同文会1907—1908年版）、《清国事情》（日本外务省通商局1907年版）、《清国商业事情与金融习惯》（东亚同文书院1904年版）、《清国商业总览》（东亚同文会1906—1908年版）、《清国厘金税报告集——在清国帝国各领事馆调查》（日本外务省通商局1909年版）等，也汇集了颇有价值的晚清财政资料。

二、20世纪下半叶的清代财政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80年代之前，中国大陆学者对清代财政史的专题研究虽然不突出，但也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

在专著方面，许大龄的《清代捐纳制度》（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许大龄《明清史论集》收录。）（燕京大学1950年版），对清代各个时期的捐纳制度作了系统的研究，在史的描述的基础上，论述了捐纳与财政、吏治的关系，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拓荒性著作。许著分作“沿革”、“组织”、“影响”三编。在“沿革”编中，分开创、因袭、变更三个阶段叙述了康熙以降各朝的捐纳概况，并对军需、河工、赈灾、营田等项目的开捐情况作了说明。在“组织”编中，除了介绍捐纳的暂行事例与常例以及铨选之法外，对各种捐例以及捐纳各种官员的银数进行了列举统计，所附各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如“历届捐例贡监生捐纳官职银数表”、“捐纳郎中道员知府知州知县等银数表”、“筹饷郑工海防三例花样银数表”等。在“影响”编中，主要论述了捐纳的弊端。彭雨新的《清代关税制度》（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虽然篇幅不大，却是国内学者系统研究有清一代关税的重要著作，既扼要介绍了鸦片战争前户部关和工部关的设置及征税制度，又论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海关和关税权的被侵占。作者认为，“通过清代关税制度的研究，可以明白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原有关税制度在当时闭关政策对外贸易中所表现的基本特质及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可以明白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中中国关税在外国侵略者控制下所起的作用”。以鸦片战争为界标，中国关税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海关税制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帝国主义者为了加强对华的商品侵略和投资侵略，更进一步攫夺中国的海关行政权和侵占中国的关税支配权，造成长期间外人控制中国财政大权的恶劣形势”。魏建猷的《中国近代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三联书店1962年版）、叶世昌的《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则是此一时期研究货币金融方面的代表性著作。魏著主要研究鸦片战争后的银两制度、制钱制度、晚清的币制变革以及近代外国银元的流入及其影响。杨著系统论说了清代制钱的铸造、制钱的重量、制钱的成分、制钱材料的采购、私铸与私销，银两在清朝历史发展中的地位、称量银两的各种“平”（库平、漕平、广平、关平等）、银钱比价的变动，晚清的通货膨胀，传统的金融机构以及外国金融势力的侵入等问题。叶著主要对鸦片战争前后的货币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另外，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1965年第2版），对清代的货币也有相当多的论述。刘秉麟的《近代中国外债史稿》（三联书店1962年版），对晚清以来的外债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在论文方面，汤象龙、彭雨新等先生继续了解放前的研究，并有新的进展。汤象龙的《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财政制度》（《财经科学》1956年第1期），是一篇系统研究清代前期财政制度的大作，该文分为绪论、收入制度、支出制度、财政管理制度、小结五个部分，附有“1818—1833中英美贸易总表”、“乾隆十八年全国各省民田数目表”、“十八世纪末粤海关税率及行商附加表”、“历朝捐纳银数表”、“历朝盐商报效银数表”、“乾嘉两朝各省常平仓积谷额数表”等统计资料。彭雨新的《清代前期的赋役混乱与整理改革》（《江汉历史学丛刊》1979年第1期），在对清初赋役的加重和财政制度的混乱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顺治后期的均田均役和江南奏销案、康熙后期的永不加赋、康雍年间的摊丁入地、雍正年间的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等整理、改革措施分别进行了论述。李华的《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清史论丛》1979年第1辑），除了对均田均役、永不加赋、摊丁入地予以注意外，对清初的赋税册籍制度也进行了梳理。彭泽益在这一时期发表了较多的论文，《鸦片战后十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与阶级关系》（《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论鸦片战争赔款》（《经济研究》1962年第12期）、《1853—1868年的中国通货膨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1979年第1集）、《十九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清朝财政危机和财政搜刮的加剧》（《历史学》1979年第2期）等，都是对相关论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力作。另外，史苏苑的《从明代的一条鞭法到清代的地丁制度》（《新史学通讯》1954年第9期）、陈恭禄的《从明末三饷说起兼及明清之际财政情况》（《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樊树志的《明清漕运述略》（《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等文亦有可观之处。

作为财政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此一时期的资料编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严中平等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史研究室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参考资料》（内部刊行，1962年），在贸易、关税、银钱比价、地租形态等方面都选编了一些有价值的统计资料。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对户口、田地、田赋资料的选编予以了充分的注意。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则是一部在户口、田地、田赋方面集大成的统计资料，而清代的相关资料又最为翔实。巫宝三等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除了收录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王茂荫、包世臣等人的经济思想、财政思想、货币思想等资料外，还收录了嘉庆、道光、咸丰三朝有关农业政策、工矿政策、商业政策、对外贸易政策、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资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华书局1964年版），对近代货币资料的搜集堪称完备，特别是集中收录的相关档案资料，更具价值。徐义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有较详的外债资料。姚贤镐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有较详的关税资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也是对关税资料的集成，如《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等。南开大学历史系编的《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中华书局1959年版），有财政、赋税、盐务、漕运专辑。另外像《戊戌变法》（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鸦片战争》（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等资料汇编中，也有一定的财政资料。

相对国内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而言，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外学者和台湾学者在清代财政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在日本，佐伯富的《清代盐政之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56年版），是研究清代盐政的重要著作。佐伯富的其他研究论文颇多，涉及到清代的货币制度、奏销制度、养廉银制度等。重田德的《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岩波书店1975年版），对清代的地丁银以及一条鞭法与地丁银的关系有所研究。川胜守的《中国封建国家的统治结构——明清赋役制度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版），虽然着力点在明代的赋役制度，但对清代赋役制度的确立及均田均役也进行了一些探讨。加藤繁的《咸丰朝的货币》（《支那经济史考证》，东洋文库1953年版），岩见宏的《雍正时代公费的一点考察》（《东洋史研究》1957年15卷4号）、《关于养廉银制度的创设》（《东洋史研究》1963年22卷3号），安部健夫的《耗羡提解的研究》（《东洋史研究》1958年16卷4号），宫崎市定的《论雍正帝停捐俸工银》（《东洋史研究》1963年22卷3号）等论文，都值得注意。在欧美，E.G.比尔的《厘金的起源——1853-1864》（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学1958年版），是继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之后的最为重要的著作。景复朗的《1845-1895年中国的货币和货币政策》（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学1965年版），对晚清的货币进行了新的研究。王业键的《中华帝国的田赋》（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学1973年版），则是晚清田赋研究的力作。在台湾，美籍华人学者王业键在台湾出版的《清雍正时期的财政改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年版），涉及到雍正朝财政改革的各个方面。陈昭南的《雍正乾隆年间的银钱比价变动》（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版），主要讨论了雍正乾隆年间的银钱比价问题。刘翠溶的《顺治康熙年间的财政平衡问题》（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9年版），对清初财政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王尔敏的《清季兵工业的兴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年版）、《淮军志》（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7年版，中华书局1987年版）以及刘凤翰的《新建陆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对晚清有关方面的军费有所涉及。何烈的《厘金制度新探》（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2年版），在前此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探索。徐泓的《清代两淮盐场的研究》（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2年版），除对两淮盐场的行政组织进行了研究外，还涉及到盐商组织、私盐流通、盐政改革等问题。王树槐的《庚子赔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版），对庚子赔款的议定、筹措、偿付等做了系统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新一代学者的成长，同时也由于以往研究的积累，清代财政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有六：

第一，出版了多部财政通史著作，对清代财政有更加系统的表述，在某些方面有新的拓展。如周伯棣的《中国财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财政史编写组的《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对清代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等都作了分门别类的叙述。陈秀夔的《中国财政史》（台湾正中书局1983年版），对清代财政的研究分为清代政治制度、清代政府财政、清代财政制度、清代财政政策四个部分，不但扩大了清代财政研究的外延，而且注意到了清代财政的近代形态以及清代财政对民国财政的开启。孙翊刚、董庆铮主编的《中国赋税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殷崇浩等的《中国税收通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郑学檬主编的《中国赋役制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对清代的赋税征收和近代赋税结构的变化予以了充分的注意。郭道扬的《中国会计史稿》（上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首次系统研究了清代的官厅会计、民间会计以及清代的财计理论。黄惠贤、陈锋主编的《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对清代的俸禄制度和俸禄支出的研究也相当深入。另外，马伯煌主编的《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王成伯主编的《中国赋税思想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在有关章节中对清代的财政思想和财政政策进行了研究。王成伯主编的《中国赋税思想史》，专门研究历史上的赋税思想，在有关章节中对清代的赋税思想和财政政策有较多篇幅的描述。姚遂的《中国金融思想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年版），专门研究历史上的金融思想，列有“鸦片战争前后的金融思想”、“洋务运动时期的金融思想”、“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的金融思想”诸章。叶世昌等的《中国货币理论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对清代特别是晚清的货币思想与理论进行了集中的探讨。刘含若主编的《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对清代“田制管理思想”、“财政管理思想”、“货币管理思想”、“盐务及荒政管理思想”有所关注。

第二，清代财政史的研究受到重视，有多部断代财政史著作出版。何烈的《清咸同时期的财政》（台湾国立编译馆1981年版），在探讨咸同以前财政概况的基础上，对咸同时期财政收入、财政支出、钱粮亏空、奏销制度以及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变化等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左治生的《中国近代财政史丛稿》（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对清代后期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以及太平天国的财政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孙文学主编的《中国近代财政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在叙述清代后期的财政时，主要注意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变态；同时，对太平天国的财政和晚清的财政思想，也有一定的论述。李三谋的《明清财经史新探》（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除了注意明清财政的延续与比较外，对清代的盐政、赋役、财政制度等有相应的叙述。邓绍辉的《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试图从晚清财政管理体制的演变以及税收制度与财政支出制度的变化等方面，探讨晚清财政变革与近代化的关系。周育民的《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分别对鸦片战争与清朝财政、太平天国与清朝财政、洋务运动时期的清朝财政、甲午战争后的清朝财政、覆灭前夜的清朝财政、财政演变中的经济与社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周志初的《晚清财政经济研究》（齐鲁书社2002年版），重点探讨了晚清财政管理体制的演变和晚清财政收支结构的变动。

第三，清代财政研究向纵深发展，出版了多部专史研究著作。在田赋研究方面，有庄吉发的《清世宗与赋役制度的改革》（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陈支平的《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李澍田主编的《清代满洲土地制度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史志宏的《清代前期的小农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袁良义的《清一条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刘志伟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何平的《清代赋税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在盐业、盐税研究方面，有张学君、冉光荣的《明清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牧寒的《内蒙古盐业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陈锋的《清代盐政与盐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宋良曦、钟长永的《川盐史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张海鹏、王廷元等的《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王振忠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版），张小也的《清代私盐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在关税研究方面，有赵淑敏的《中国海关史》（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年版）、卢汉超的《赫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汪敬虞的《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叶松年的《中国近代海关税则史》（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陈诗启的《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及《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戴一峰的《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冈本隆司的《近代中国与海关》（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9年版）。在漕运研究方面，有李文治、江太新的《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5年版），彭云鹤的《明清漕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吴琦的《漕运与中国社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在军费研究方面，有王尔敏的《淮军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版，中华书局1987年版），庄吉发的《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台湾故宫丛刊1982年版，中华书局1987年版），赖福顺的《乾隆重要战争之军需研究》（台湾故宫博物院1984年版），罗尔纲的《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和《晚清兵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龙盛运的《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陈锋的《清代军费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陆方、李之渤的《晚清淮系集团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樊百川的《淮军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戚其章的《晚清海军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在货币研究方面，有王业键的《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制度的演进（1664—1937）》（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1年版）、郑家度的《广西近百年货币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李宇平的《近代中国的货币改革思潮（1902—1914）》（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7年版）、王宏斌的《晚清货币比价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宫下忠雄的《近代中国银两制度研究》（有明书房1990年版）、戴建兵的《中国近代纸币》（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姚会元的《中国货币银行》（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张通宝的《湖北近代货币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穆渊的《清代新疆货币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桑润生的《简明近代金融史》（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版）。在外债和外资研究方面，有曹均伟的《近代中国利用外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许毅等的《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曹均伟、方小芬的《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活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在行政管理机构研究方面，有张德泽的《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李鹏年的《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刘子扬的《清代地方官制考》（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第1版，

三、20世纪清代财政史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概观20世纪的清代财政史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特点：

第一，从研究进程来看，20世纪之交至30年代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清代财政史研究较为突出的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除了胡钧的《中国财政史讲义》、徐式庄的《中国财政史略》等多部财政通史和万国鼎的《中国田赋史》、吴兆莘的《中国税制史》等多部通史性的财政专史对清代财政多有涉及外，还出现了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吴廷燮的《清财政考略》、松井义夫的《清朝经费之研究》这样的专门研究清代财政史的著作。更为突出的是，出现了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这样的堪称经典的断代专史著作。在第二个时期，除了著作、论文的数量猛增以及研究的深度、广度大为扩展外，清代财政的专史研究非常突出，涵盖了田赋、盐税、关税、漕运、军费、货币、外债等诸多方面，有些著作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意义。

第二，在清代财政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国内学者已比较注意对国外财政学理论著作的翻译。如亚当士（斯）的《财政学大纲》，就由刘炳麟翻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柏克的《市预算》，由孙树兴翻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塞力格曼的《租税转嫁与归宿》，由许炳汉翻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等，同时，国内学者也开始撰写自己的财政学著作。如雍家源的《中国政府会计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胡善恒的《赋税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尹文敬的《财政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马寅初的《财政学与中国财政》（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这些财政学著作，一方面注重财政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对初始的财政史研究具有引导与规范作用；另一方面，注重论与史的结合，注重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对去时不远的清代财政予以了关注和评说。胡善恒的《赋税论》对赋税的分类、赋税的原则、赋税的负担、赋税在经济上的影响以及我国的税种与西方国家的税种进行了分析论列。尹文敬的《财政学》在“预决算论”一编中，述及中国的预算起源时即云，“中国编制预算，起于满清末年。光绪之季，政府以筹备宪政之名，注意清理财政，定清理财政章程三十五条，在京设财政清理处，各省设清理财政局，由部派财政监理官。令各省财政清理局将收支存储粮银各数，编造册籍并盈亏计算表送部。此种办法，已具会计出纳之形式，而为预算之先声”。这可以看做是在研究相关理论时对晚清预算的初步梳理。

第三，某些现实问题的凸显和对现实的关注，导致了研究热点的形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税研究热就是一个典型。吴堉干在其《中国关税问题》的序言中即称：“关税问题，系中国目前政治、经济、国权，均极重要。近年以来，有识之士，殆均注意及此，即坊间关于此项问题之著述，亦尝汗牛充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财政史学者的学术责任感和现实使命感。仅从吴堉干《中国关税问题》的章目中，亦可一目了然，如第二章为“中国关税自主权丧失之沿革”，第三章为“中国海关行政权旁落之由来”，第四章为“中国现行关税制度之缺点”。关注现实当然不能代替严格的学术研究，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照察，却是学者的重要使命之一。

第四，一直比较注意财政资料的汇编与整理，大量财政资料的出版，成为清代财政史研究的基础。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吴廷燮的《清财政考略》作为最初的清代财政史著作，主要显现的是其史料价值。而就专门的财政资料整理来说，有三个特点：一是从现有典籍文献中撮录财政史资料，如《中国财政金融年表》、《清代四川财政史料》等；二是清代档案的整理出版，如《明清史料》、《明清档案》等，或者主要的是利用清代档案整理出的资料，如《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汇编》等；三是带有研究性质的统计资料的整理，如《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等。在《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清代的统计资料最为全面。《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主要利用了清代档案，罗尔纲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评价道：“汤象龙同志撰著本书所用的档案多达六千件，只不过是他所收集的档案资料总数的百分之五。他把海关报告中的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四柱数字编成统计表格，在本书中发表了共计118个统计表，其中全国海关历年税收和分配综合统计表46个，全国各海关历年税收和分配关别统计表72个。可见著者在发掘和利用清代档案进行研究工作规模之大，在我国史学界是仅有的，也是最早的，至于著者运用统计方法整理大量财政经济档案更是我国史学界的第一人。”（注：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第2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第五，清代财政史研究与以前各代财政史研究的最大不同，是有清代档案可资利用，由于许多学者大量利用现存档案，使得清代财政史的研究非常细致与深入。汤象龙、刘隽、罗玉东等人在早期的研究中已开了利用清代档案的先河。其后，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彭泽益的《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收录的晚清财政史论文，韦庆远的《档房论史文编》、《明清史辨析》，赖福顺的《乾隆重要战争之军需研究》，陈锋的《清代盐政与盐税》、《清代军费研究》以及《陈锋自选集》中收录的清代财政史研究论文等，都是主要依据清代档案资料写成的。

20世纪清代财政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多值得称道的成果，但也存在着若干不足，其主要的不足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专题性的财政史资料汇编较为缺乏，特别是档案资料的整理与出版滞后。现存清代档案资料浩如烟海，研究清代财政可谓得天独厚。虽然已经整理出版了许多档案资料，专题性的资料如《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也为人瞩目，但还远远不够，尚需动用大量的人力与物力。而且，除了整理出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保存的清代档案外，各地方档案馆保存的档案也需要进一步予以关注。只有加大档案资料特别是专题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清代财政史的研究才有望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是清代财政史的许多方面还缺乏深入的研究，有些方面还存在着研究的空白。说其缺乏深入的研究，主要是指相当数量的论文选题重复，没有新意或新意很少。有些论著不注意学术规范，不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不进行学术史的检讨，甚至不乏拼凑抄袭。说其存在着研究的空白，主要是指某些财政专题的研究甚少或缺失，比如赋税征收册籍的研究、杂税的研究、清代前期关税的研究、晚清俸禄变革的研究、晚清新的财政支出的研究等等。

三是还没有一部系统、全面的清代财政史著作出版。这既与汉、唐、宋等朝代以及民国年间的财政史撰写存在着差距，也与清代财政史研究的活跃以及清代财政史研究的基本条件不协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现存清代文献资料和档案资料过于浩繁，非一人之力、非短期内可以撮其精要，正确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存世资料的多少，对研究者而言，也是一柄双刃剑。另一方面，也与某些专题研究的不足相关联。如果没有高水平的专题研究作为基础，也就不可能有系统、全面的清代财政史著作。

上述三个方面的不足，实际上是互为关联的。因此，需要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以造就新世纪清代财政史研究的新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