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综述 _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经济发展明清地区时期第期研究社会清代总论与区域经济方行近年来以致力于“通古今之变”，清理中国封建经济发展脉络，本年由关键字：经济发展明清地区时期第期研究社会清代总论与区域经济方行近年来以致力于“通古今之变”，清理中国封建经济发展脉络，本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封建经济论稿）一书，收集近年来的论文15篇，涉及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阶段、地主经济、农民经济、封建租赋、地租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封建土地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封建经济结构与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有关中西比较和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的不同观点今年继续争论。黄宗智回应彭慕兰对他的反驳，重申他的中心观点：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劳动生产率递减，生存压力也显示于弑女婴与大量的卖妻鬻女现象之中；而在英国则出现了一系列不为江南所见的变迁，包括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翻番、城市人口增加到江南比例的三倍、市镇中原始工业生产的增长、巨大的消费变迁以及煤炭业的特早发展。①黄宗智在批评彭慕兰的文章中，认为彭慕兰在计算织布报酬时遗漏掉弹花及上浆等要花费两天的工作，多算了织布的时间，高估织布工作的报酬。史建云对此进行了仔细的计算与分析，认为这个论断是根本站不住的。她指出，对于一篇单纯研究棉纺织业史的文章来说，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对于彭慕兰的研究来说，却不能如此说。彭进行这些计算是为了与西方、主要是西欧的历史作比较。彭曾多次表示，为了更有说服力，他要尽可能使计算结果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尽可能使对中国的计算更为保守。因而，假如彭慕兰低估了织布工的收入的话，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们似乎都可以不把它视为硬伤。②

许檀指出，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大规模的商品流通，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两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或者可以说，正是由于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商品流通的扩大，才使得各区域可以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地发展，从而形成各自的经济特色，并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③万明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角度考察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意义，认为明代白银货币化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市场经济萌发并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扩展．不仅拉动了外银流入，而且使中国由此主动走向了世界。作者进一步指出，事实并非如既往所熟悉的，是西方东来导致了中国被动地与世界衔接起来。从时间和动因上看，中国的社会需求曾直接影响了日本和美洲银矿的开发，中国积极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并为整体世界的出现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当世界逐渐形成一个整体世界之时，世界经济体系不是西方创造出来的，而是世界各国共同创造的。④

张静认为，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和自然条件以及社会风气的差异，明清两代闽江流域逐渐形成了工商业城市与粮食以及商业性农作物种植区的分化，上下游地区形成了经济功能的划分，这必将成为促进明清时期福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⑤唐力行认为明清以来随着黴商向江南经济中心苏州的移徙，两地经济、文化互动日趋频繁。徽商将巨额的商业资本汇聚到苏州，大大增强了苏州的活力。徽商的商业利润输回徽州，却加固着徽州宗族社会的旧秩序。⑥冯贤亮指出，清代湖州府外来客民的开发活动很快导致了山丘地区的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水利淤废以及水灾危害，从而使生态条件并不稳定的湖州乡村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土客冲突与治安难靖都相伴而来，作者认为强调地区开发积极作用的同时，更应关注其负面影响，尤其是在科技水平还很

①《再论18世纪的英国与中国一一答彭慕兰之反驳》，《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②《真是硬伤吗？一一黄宗智和彭慕兰之争中的一个小问题》，《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③《区域经济与商品流通一一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轨迹探讨》，《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④《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

⑤《明清时期闽江上下游地区经济功能的划分》，《三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

⑥《明清以来苏州、徽州的区域互动与江南社会的变迁》，《史林》2004年第2期。

刁书仁、高峰认为清初清廷在加强东北驻防八旗的同时，积极鼓励关内汉族民人出关开垦土地，恢复辽沈地区残破的经济。随着汉族民人的大量徙人，东北地区土地得到开发，城镇经济得以发展。②赵珍认为清初西北地区人口增长及其后的呈几何级数倍增与原本脆弱的相对有限的土地生态资源承载力发生了巨大的冲突，破坏了西北地区人地关系的和谐，导致这里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趋势加快。③于志勇指出，明清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脆弱，人为因素加速了自然生态的恶化，两种因素的合力决定了该地区自然灾难的频发，又进一步影响着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整体环境。④李艳洁认为无论是蒙古部落或是明朝政府，对呼和浩特地区生态的影响并不严重，呼和浩特地区生态环境较为理想。⑤郑哲雄、张建民、李俊甲认为清代外地人口在川湖陕交界地区的开发活动为打破山区以低生产和低消费结构为主的低能源生态系统局限，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农业、手工业及经济林特产资源开发规模空前，生产量亦有显著增长。另一方面，山区资源条件限制及流移民开发的特性，又导致了山区发展的不稳定，生态环境亦急剧恶化。⑥

地理信息系统cIS是以采集、储存、治理、描述和分析与地球表面及空间地理分布有关的各种数据，并以多种形式输出数据和图形产品的信息系统。初建朋、侯甬坚《基于GIS技术建立明清时期山西省人口耕地资料数据库》，寻求建立数据同图形的关联，为分析、查询历史时期的资料提供了直观、便捷的手段。⑦

财政吴琦、赵秀丽认为，明代中叶开始的财政窘境，症结在于中心与地方在基本财政政策执行上的差异。中心过分统揽财政大权，导致地方财政的窘困，最终的结果，则是中心实际财政支配权的削弱、失效，明王朝步人财政匮乏的恶性循环，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作者又认为明代地方财政结构严重不合理，宗藩禄廪和地方军事费用成为地方财政开支的大宗，而地方官吏的薪俸以及政府行政运作的经费十分有限，地方公益事业在地方财政中所占比例更是微乎其微．这种格局造成诸多社会影响。⑧林延清指出，明朝财政监督体制具有为君主集权服务的特征，监督机构的职责既有分工，又互相交叉，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网络，并按行政区划来设置。这些都显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明朝颇具成效的财政监督促成了明初百年的繁荣和兴盛。⑧

何平将清代以在制度上存在支出缺口为特设的财政体制称为不完全财政，他认为这种财政体制导致民众负担的加重和国家税收的失控，在专制制度的制约和时势变迁对人们行为影响的催化作用下，不完全财政体制对清代社会机体的破坏日益加重，终于铸成乾嘉之际清朝统治由盛转衰。作者另文认为清朝的赋税治理实际上是在中心严格的原则和地方的灵活应对之间进行运作的。⑩

李蓁、李映发指出，四川的田赋征收以中心政策为指导原则，由于州县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田赋征收政策；民田多，官田数较少，因此明中期受土地兼并风潮影响较小，田土和征粮数下降幅度低于全国平均下降幅度；明中期四川也出现“一把连”等改革措施，是万历年间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的先声和基础。⑾①尹玲玲探讨了明代渔业的征课水域与征收方式，并叙述其渔课种类与渔税名目，揭示其渔税征解

①《清代浙江湖州府的客民与地方社会》，《史林》2004年第2期。

②《论清初东北招民开垦政策与汉族民人对东北的开发》，《史学集刊》2004年第1期。

③《清代西北地区的人地矛盾与生态变迁》，《社会科学战》）2004年第5期。

④《清代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自然灾难浅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⑤《明代呼和浩特地区的社会状况及生态环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l期。

⑥《环境、移民与社会经济一一清代川、湖、陕交界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民间风俗之一》，《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⑧《明代财政的症结：中心与地方的政策执行差异》，《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明代地方财政结构及其社会影响》，《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⑩《论不完全财政体制对清代社会的破坏机制》，《学术研究》2004年第6期；《从乾隆建阳田赋案论清代的赋税治理》，《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⑾《明代四川州县田赋征收考察》，《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

过程及渔税支配方式，还论述了明代的渔业税制改革并分析其所取得的实际效果。①

祁美琴通过考察不同时期的正额和盈余数量变化，指出清代关税有据可查的收入即“额税”虽然前后期有所变化，总的看来处于一种比较平稳发展的态势，但是由于额外之税的不断增多，实际的税收情况显然是复杂多变的。②廖声丰对清代前期凤阳关的治理体制、税收的征收和报告制度以及官员的治理等诸方面进行分析，考察了清代前期风阳关的治理制度。③陈伟明、许艳青认为《明清粤闽海商的贸易税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外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粤闽海商在中国与国际市场上所具有的历史地位，其国内部分总的发展方向是从过去的实物抽分为主逐步过渡到以货币征收为主；海外征收的商业税总的发展趋势表现为税率不断提高。④黄国信通过对康熙年间江西赣州府盐法变迁的分析，说明基于市场因素的多层次盐区认同与行政性制度因素一起，成为地方社会对王朝盐政制度进行反应的重要依据，其中盐法考成是王朝盐政制度在地方具体运作的一个关键。⑤武晓芬考察了清代及民国时期云南盐政的变化，认为这些盐政变化在某种程度上适应并促进了云南地方经济的发展。⑥

陈支平《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由黄山书社出版，收集论文13篇，上卷明代篇4章，下卷清代篇9章。该书的特点是依据大量民间文书，探讨了包括户籍、赋役、加派、易知由单、自封投柜制度和民间负担等方面的问题，涉及福建、台湾、徽州、湖北黄梅等地。

农业赵冈指出，清代前期休宁及遂安两县地权分配之吉尼系数均远低于河北之获鹿数字，进而认为从清初以降地权分配一直是南方比北方平均。其重要成因是人口密度之差异与永佃制的盛行。⑦吴滔指出清代的一田两主制对江南地区城乡格局的重组起着非常显著的作用，由于在一田两主制下，居城的地主士绅与农民之间只剩下土地租佃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地主”为主体的地方精英的“在地性”，对清代江南的城乡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世纪租栈的设立以及政府介入收租使农民和城居地主之间的关系愈加疏离，从而形成了主佃关系的新格局。由于国家的卷入，士绅地主和农民的问题不再局限于乡村水平。⑧

王薇考察了明代直隶学田的设置与治理，指出其发展完善的原因在于封建教育制度的不断完善，直隶学田土地性质多样，租佃关系相对稳定，其经营活动具有明显的商品经济因素。⑨王继训认为，传统关于广东学田数量的记载是错误的。清代广东学田来源方式多种多样，以官府拨置和捐献为主。学田经营治理方式灵活多样，但无论采取那种方式，政府都要利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以确保学田的租税收入．⑩

姚兆余考察了清代西北地区的农业开发，认为它不仅解决了当地驻军和居民的粮食供给问题，而且对传统的经济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确立了农业经济在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⑾赵之恒认为清前期封禁蒙古的政策虽未严格执行，但由于清廷采取的限制措施，内地农民出边耕种定居的范围较小，因而对内蒙古西部的土地资源环境影响不大，这一时期蒙古地区的畜牧业经济呈现出持续上升的态势。⑿肖瑞玲认为，由于内蒙古西部地区是一个古地理环境变迁的敏感脆弱地带，对各种自然和人为的扰动极为敏感，明清内蒙古地区的土地开发同样呈现出自然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时空不稳定性。⒀张崇旺认为，明清时期的江淮地区

②《关于清代榷关额税的考察》，《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③《试论清代前期凤阳关的治理制度》，《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⑤《盐法变迁与地方社会的盐政观念一一康熙年间赣州盐法所见之市场、考成与盐政关系》，《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⑥《清代及民国云南盐政变化与地方经济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⑦《清代前期地权分配的南北比较》，《中国农史》2004年第3期。

⑧《清代江南的一田两主制和主佃关系的新格局》，《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

⑨《从方志看明代直隶学田》，《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5期。

⑩《清代学田个案研究：广东学田》，《齐鲁学刊》2004年第2期。

⑾《清代西北地区农业开发与农牧业经济结构的变迁》，《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⑿《清代前期的封禁政策与内蒙古西部的土地资源环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Ⅱ期。

⒀《明清内蒙古西部地iX~地开发的环境脆弱性机制分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以农为本、单一性农业社会经济结构、商业经济发展水平偏低的重要特征，表明它还处在典型的传统农耕社会环境，处在“不发展”阶段向“发展中”阶段迈进的过程中。这决定了它对外界的压力积极应对的能力极其有限。脆弱的生态环境、落后的农耕社会、频发的灾难，形成循环链，彼此胶着在一起。①饶伟新以赣南山区为例指出，以经济作物种植加工为主要内容的山区商品性农业生产虽然预示着农业经济开始出现转型，但这种“依靠型”和“生计型”农业商品经济，不仅没有引起清代赣南山区农业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反而依附于并加强了自给自足的稻作自然经济。由于受生态的和社会的因素制约，山区稻作经济不仅停留在糊口的发展水平上，而且还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内在困境。②

任泉香、侯甬坚认为清至民国时期陇东地区森林分布面积和空间均呈缩减的态势并分析了其原因。③罗洪洋认为清代黔东南锦屏人工林业在生产阶段官府采取了放任的态度，将此阶段完全交由苗侗林业契约和习惯法来调整，官府对林业的介入从木材的上市交易开始。作者认为，清代锦屏人工林业繁荣的启示录是：政府和国家法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管好自己该管的和能管的，而把其余的交给市场和个人。④林汀水考察了《明清福建的严霜大雪及对农林果畜业的危害》。⑤

梁四宝、王云爱通过对山西与相邻各省在玉米引种时间上的比较分析，对山西各县区玉米别称的来源及玉米传人山西的途径和时间做了比较具体的梳理归纳。⑥田龄探讨了《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蚕桑业发展及其原因》，把这一时期蚕桑业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18世纪前蚕桑业仅局限于太湖以南和苏州府的部分地区，18世纪后扩大到太湖以北地区。⑦尹玲玲从渔船种类、大型船舶的形制、生产形态，河泊所的设置分布，渔业课税的征缴变化到渔产人口的数量变迁等各个方面考察了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和安徽太平及池州地区的渔业经济概况以及渔业地理分布。⑧闵宗殿根据方志资料作《清代苏浙皖蝗灾研究》，纠正了《清史稿》和《清实录》记载的不足，苏北、皖北是重灾区，其中皖北又是重中之重。从蝗虫的食性上看，迁飞到长江以南的蝗虫很可能是东亚飞蝗，而不是稻蝗。这说明长江以南地区是东亚飞蝗的重要迁徙地。气候条件不仅能诱发蝗虫的发生，同时亦是造成蝗虫死亡的一个致命的气象因素。苏浙皖三省也同样存在着大量的蝗虫天敌。⑨

手工业在53．5万字的《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明清卷》中，作者李绍强、徐建青指出，明初官营工商业控制了绝大部分战略物资的生产，以此作为支撑王朝运转的物质基础。明中后期私营工商业日益发展并取代官营工商业后，明廷也逐渐由控制实物向征收货币转化。⑩李绍强考察指出，明代官府工匠、民间工匠和农民的身份及负担在前后期不同。在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广大工匠的斗争下，官府工匠所受剥削由明前期的徭役征派逐渐向货币转化，且日趋减轻；而民间工匠和农民的负担却与官匠相反，工商业税收和赋役征派日益加重。这种剥削重点的转移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明政府腐败加深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反映。⑾

王光尧从明清两代官府窑业治理制度、资金来源、产品流向、生产流程等方面人手，考证实清两代在传统的官府窑业制度外，又新出现了专门生产御用瓷器的御窑，从宣德初年御器厂出现开始，官窑与御窑一直并存。作者另考证清代御窑厂建于顺治八年以前，光绪三十三年以后御窑厂由商办江西瓷业公司经营，宣统三

①《明清时期江淮地区农耕社会环境论析》，《江海学刊》2004年第4期。

②《清代山区农业经济的转型与困境：以赣南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③《清至民国陇东森林分布的变迁及林业发展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

④《从清代锦屏人工林业的繁荣谈政府和国家法的“为”与“不为”》，《经济问题探索》2004年第5期。

⑥《玉米在山西的传播引种及其经济作用》，《中国农史》2004年第l期。

⑧《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渔业生产一一以苏州、松江、常州地区为例》，《古今农业2004年第2期；《明清时期太平及池州地区的渔业》，《安徽史学》2004年第3期。

⑩李绍强、徐建青：《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明清卷），福建人民出社2004年版。该书是由魏明孔主编《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四卷本之第四卷。

⑾《略论明代官民匠及农民的身份和负担》，《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年清王朝覆灭是其终结时间。①手工业开发与农业一样对环境有明显影响，但对此论述不多。杨煜达在研究不同时期滇东北地区铜产量的基础上，认为铜业生产直接导致了该地的森林覆盖率下降20个百分点，还带动了山区开发等一系列活动，使滇东北从人口稀少的欠开发地区，成为云南人口密集、环境破坏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也成为长江上游输沙量的主要来源地区。②以往研究很少关注盐的直接生产者灶户的社会生活。谢婕利用吴嘉纪的探讨了灶户生产与盐业形态、灶户生活与赋税剥削、灶户防灾御灾与社会救助、灶户习俗与社会教化。③

市场、商业、商人、城市龚关认为明清时期是华北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充分反映了明清时期华北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发展的背后，却处处体现着不充分的特色，与江南市场表现出较大的差距，其内在的最根本的制约因素在于华北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充分。④张萍考察了明清陕西庙会市场的发展进程、规模与组织形式、时间结构与地域差异、时代特点及其在市场体系中的地位，并通过考察陕南、关中两区庙会市场发展的不同轨迹，分析了在不同的商品流通渠道作用下形成的不同的市场体系，以及庙会市场在其中所发挥的截然不同的作用。⑤方行估算清代中叶雇佣劳动者的总人数当在150万人以上，并对劳动力工资及其整合作了分析估算。作者认为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和供求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开发上开始发挥作用。作者又指出，与当时江南地区的二元经济相适应，劳动力市场也是一种二元劳动力市场。⑥孙洪升探讨了明清时期城乡茶叶市场，认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茶叶市场扩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剖析了城乡茶叶市场在茶叶生产和消费中的重要作用。⑦胡文华、陈恒芬指出，与以往朝代相比，明朝图书市场呈现兴旺景象。明统治者的重视及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刻书的兴旺、造纸、印刷、装帧技术的进步及民众的购书需求促成了明朝书市繁荣的形成。⑧

范金民指出，明清时期江南与广东福建两大经济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有着极强的互补性。他具体考察了江南与福建之间的商品流通和商道，认为沟通两大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主体，广东、福建各地的地域商帮有着压倒其它地域商帮的绝对优势。⑨徐晓望考察了明末福建与江浙二地之间的商道与商人、主要商品，认为明末的福建与江浙二地已经结成深厚的贸易关系，其依靠程度之深，早已不是可有可无的。在对晚明福建与江浙区域互动的考察中，已可看到中国近代化的一些端倪。⑩黄国盛认为在清前期海峡两岸间的物资交流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台湾一跃而成为这时期中国经贸活动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台湾与沿海各省经贸往来的发展与扩大，标志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也表明整个中国沿海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协作发展迈入了新的时期，这对于中国沿海统一市场的最终孕育成熟，具有划时代积极意义。⑾邓亦兵重新探讨清政府抑商政策，认为讨论抑商问题的基本点应该是当时人的熟悉，而不是用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作者认为抑末、抑商政策的唯一内容是向商人收税，确实贯穿于清代前期，实践证实这种政策是十分合理而正当的。所谓抑末、抑商，实际上是政府控制经商人数的手段。⑿

①《官御并存的明清官府窑业制度》，《中原文物》2004年第3期；《清代御窑厂的建立与终结一一清代御窑厂研究之一》，《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2期。

②《清代中期滇东北的钢业开发与环境变迁》《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③《陋轩诗与清初灶户的社会生活》，《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④《明清时期华北市场的发展与制约》，《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期。

⑤《明清陕西庙会市场研究》，《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⑥《清代前期江南的劳动力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⑦《明清时期我国城乡茶叶市场的发展探析》，《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⑨《明清时期江南与福建广东的经济联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⑩《晚明福建与江浙的区域贸易》，《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⑾《清代前期台湾与沿海各省的经贸往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⑿《清代前期抑商问题新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在明初开中法时期，民间商人参与国家“招商”纳粮中盐的活动，最终取决于国家所确定的食盐价格对商人是否有收益。刘淼认为开中招商政策的实质在于国家通过食盐控制。动员、利用民间资本参与国家军需物质的转运，是中国传统社会中解决国家权力与民间资本关系的范例，值得大书特书。明代全面通商政策对于后世民间资本的成长，有积极意义。明代开中法的多次危机，主要原因在于价格不为商人所接受。①李珂认为，明代开中制度下私煎私贩的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本身的弊端和统治者剥削欲望的不断膨胀，官盐流通的壅滞和灶盐的私煎私贩有着直接的逻辑关系，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统治者的盐政改制和法律弛禁只能说是亦步亦趋地不得不顺应了历史的潮流。②赵小平指出滇盐在拓展市场中具有重要作用，作为大宗商品，滇盐不仅在省内商品流通中成为市场上的重要商品，而且在边民贸易中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滇盐与川盐争夺贵州市场的角逐，在客观上加速了西南区域市场的进一步发展。③

雍正时期银贱钱贵现象愈发严重，雍正帝从传统观念出发实行铜禁政策。李强《论雍正时期的铜禁政策》对此作了论述，进而探讨了清代货币体制与货币政策问题。作者另考察了《清乾隆年间制钱的流通与政府应对》，认为到了乾隆年间，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和白银流人流出的影响，制钱体系开始步入危机，虽然清官府采取了种种应对措施，但并不能阻挡货币体系的发展脚步，制钱体系走到了历史的边缘。④钞晓鸿认为，当时合伙之间的地位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谁拥有资金与治理技术，短时间内甚至是同时存在着东、伙之间的替换与易位。合伙人之间关系的确立有时抛弃了地缘与血缘关系。而建立在纯粹契约关系之上。⑤陈支平根据族谱资料分析《清代泉州黄氏郊商与乡族特征》，指出所谓的族商，并不是在家族内普遍分布的。他们以最近亲的血缘关系为核心，逐步扩大到本家族、本宗族以及姑表亲戚，进而再向以地缘为纽带的同村、同乡、同县以及同府、同省的关系发展。郊商以其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积极参与地方社会和乡族组织的各种事业，使得他们同士绅阶层一道成为清代维护稳定甚而控制民间基层社会和乡族组织的两个主要力量。⑥刘建生、吴丽敏考察了晋帮茶商采购、加工、运输、销售一体化的经营方式，具体分析了晋帮茶商的经营利润。认为在鸦片战争前晋商努力寻找内部制度的改进形式，降低交易费用，改变相对成本，提高了经济绩效；19世纪80年代后，当外部制度变化使晋商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同时，其内部制度中的缺陷也日益显现，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晋帮茶商走向了衰亡。⑦羊楼洞是中国青砖茶的故乡．定光平、邱红梅考察了山西商人康乾年间在羊楼洞茶区的创始和咸丰以后的发展及其原因、对羊楼洞茶区发展的作用，认为晋商在羊楼洞长达二百余年的经济活动中，不仅形成了自己的经营特色和商业精神，而且完成了由包买商到企业主，即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嬗变。非凡是在近代，逐步由小作坊发展到规模宏大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并出现了向近代机器制茶工厂过渡的趋势。⑧李刚、卫红丽明清时期山陕商人与青海歇家关系探微》对两者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贸易关系作了考察。⑨

徽州盐商从明代就称雄淮扬，以往研究或归之于弘治叶淇变法，或归之于万历四十五年袁世振的纲运法。范金民认为很可能应该归之于明代中后期两淮盐业的运作实态和徽商的所作所为，由边商内商到内商，到内商之有力者，到囤户，到纲商，徽商是在盐商的这种不断分化中占了先机而逐渐称雄的。⑩陈学文最早提出“龙游商帮”的概念，本年由杭州出版社出版了《龙游商帮研究一一近世中国闻名商帮之一》，包括龙游商帮的兴衰、活动区域和经营行业、特点、历史评价等内容。包伟民、傅俊疏理了关于明代龙游地区商业经济研究的

①《明代开中商人的食盐价格确定》，《盐业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②《明代开中制度下商灶购销关系脱节问题三探一一从官盐流通的壅滞到灶盐的私煎私贩》，《历史档案》2004年第3期。

③《清代滇盐的流通与销盐市场的拓展》，《盐业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⑤《从“高朴私鬻玉石案”看乾隆时期的商业“合伙”》，《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⑦《试析清代晋帮茶商经营方式、利润和绩效》，《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⑧《清以降羊楼洞茶区的山西商人》，《山西师大学报》2004年第2期．

⑩《明代徽州盐商盛于两淮的时间与原因》，《安徽史学》2004年第3期。

学术史，指出由于缺乏充足的论证资料，所谓“龙游商帮”当属虚假概念，并以此为实例，批评了时下学界为某些虚假概念推波助澜的“十景病”。①

许檀指出，营口是随着东北沿海贸易的发展而兴起的港口城镇，清代中叶逐渐取代锦州成为东北沿海税收额最高的海口。鸦片战争后营口成为东北第一个通商口岸，完全是由于它当时在东北沿海贸易中的地位。②王社教指出，明清时期太原城市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进一步突出，作为山西省的省会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另一方面太原城市规模和城市经济发展缓慢，经济地位更趋下落。其原因是由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除了战争摧残、自然灾难频繁和赋役繁重之外，最根本的原因一是太原所在的山西中北部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二是太原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利于其发挥经济中心的功能。③刘吕红以富荣盐区城市为例，认为清代传统资源型城市开始了近代转型，其路径是以资源生产技术变革为动力、借助因社会的变迁而出现的历史机遇，促成了城市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带动整个城市的近代转型过程。作者将以盐、铁、煤、瓷等传统资源开发而聚人烟，因此类资源生产的主体性产业及与此类资源生产的相关辅助性产业为主导而建市镇的城市称为传统资源型城市。④

陈新海认为《清代直隶地区城镇分布的地域特征》呈现由西部向东部渐而推进，北部地区则以其山川优势成为皇家练兵、避暑之地而带动了当地城镇的发展。直隶作为京畿重地以及天津受西方列强入侵而开埠，使直隶地区的核心城市及城镇的地域分布发生较大变化。⑤李刚、康欣平将明清时期陕北地区的市镇按形成原因划分为交通型市镇、军事型市镇、边界型市镇，据其经济层级又可区分为标准市镇、中心市镇和地方城市，认为战争平息之后这些市镇的存在与兴衰主要与地域经济有关。⑥江凌认为，明清时期南阳盆地在原有的以政治、军事职能为主的城镇基础上，出现了一批手工业集镇、商业集镇和交通集镇．其城镇功能的消长表现在：以政治、军事职能为主的城镇发展相对缓慢，以经济、商业职能为主的集镇得到迅速发展，商业集镇出现了繁盛的局面。⑦唐力行、申浩比较苏州与徽州的市镇，认为由于不同历史地理、区位条件，两地市镇的分布、结构与功能以及发展路向存在差异，徽商的经营活动客观上推动着苏州等地的社会转型，而他们的大宗商业利润输回徽州，却加固着徽州的旧秩序、旧结构。⑧吴小凤考察了明代地方官的有关措施，认为在广西形成了府州县城市和圩市两级市场网络。明代广西城市圩市的发展对广西社会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⑨

赊旗是清代河南闻名商镇之一。许檀指出赊旗的兴起约在康熙初年，清代中叶达到鼎盛，同光年间曾再度辉煌。赊旗不但是河南中西部及山陕地区与南方数省商品流通的重要枢纽，也是晋商对俄茶叶贸易的重要转运通道。同光年间汇聚该镇的行商、坐贾有千余家，年经营额估计可达四五百万两。⑩包伟民、黄海燕以浙江乌青镇为个案，对“专业市镇”与江南市镇研究范式作了角度独特的评论，在翔实史料的基础上认为：蚕桑业固然是乌青镇农村经济中粮食作物之外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若说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进而规定了市镇经济的“专业性”，则有夸大之嫌。⑾

①《从“龙游商帮”概念的演进谈学术失范现象》，《福建论坛》2004年第3期。

②《清代前中期东北的沿海贸易与营口的兴起》，《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③《明清时期太原城市的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④《传统资源型城市近代转型研究一一以清代四川富荣盐区城市变迁为例》，《求索》2004年第7期。

⑦《明清时期南阳盆地城镇职能组合结构探析》，《地域研究与开发》2004年第3期。

⑧《差异与互动：明清时期苏州与徽州的市镇》，《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⑨《明代广西城市圩市建设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

⑩《清代河南赊旗镇的商业一一基于山陕会馆碑刻资料的考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⑾《“专业市镇”与江南市镇研究范式的再熟悉一一以浙江乌青镇个案研究为基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人口最近几年时间，人口问题成为历史研究领域中最热门的争论之一。高王凌不同意清代存在有效的人口控制机制和人口增长率比较低的说法，也不同意把人口众多就是中国所有问题的“罪魁祸首”的说法。①藩府人口是一种非凡的人群．安介生指出，山西地区不仅是明朝初年分封宗室相对集中的区域，而且人口增长速度惊人，最迟到嘉靖、隆庆年间，山西藩府已发展成为明朝境内数量最为庞大的宗室人口集团之一。他将明朝藩府人口区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认为《玉牒》所记的宗室人口数量应该视为户数，而不是口数。时至明末，狭义的山西藩府人口数已超过20万。②郑维宽估算出明代万历六年今广西境内的人口至少已达到了400万人。③赵英兰将清代东北人口变化大致分为三个周期：清军人关到乾隆四十年人口调查前、乾隆四十年人口调查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前、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到清朝灭亡，分别统计了各时期人口谷值、峰值、波幅。作者并考察了东北的人口结构、人口流动与迁移活动，认为这些人口特点具有很强的时代特色，对于当时处于转型期的东北开发产生了重要的作用。④

陈支平考察了明清以来《福建向台湾移民的家族外植与联系》，认为这一方面固然是建立在以血缘和地源关系基础上的传统家族制度和乡族观念使然：另一方面，中国的祖先崇拜，自宋明以来更蒙上某些宗教迷信的色彩。人们对于原乡的乡族，势必怀着相当的敬畏之心。在种种文化观念因素的作用下，福建与台湾两地间必然保持着较为密切的乡族联系。⑤秦树才、田志勇指出，绿营兵与清代的移民问题有着必然的联系性，绿营兵及其家属不但在云南形成了三种移民类型，造就了38万多人的移民，而且还对清代民间移民产生了重大影响。⑥张士尊指出雍正初年以后，由于移民不断迁入，旗民二元治理体制的矛盾逐渐突出，从乾隆初年到光绪初年，朝廷为此进行一系列调整，以其缓和旗署与民署的矛盾，提高行政效率。⑦

清代以来，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大量人口通过走“西口”迁入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王来刚考察了这一现象，认为“西口”最初指杀虎口，清中期后转移到归化城，在清末随着汉族人民出口范围的扩大而渐泛指。走“西口”的人群职业构成表现为多样化、性别结构比例失衡、年龄结构呈现年轻化。⑧

民族经济董倩考察了明代西北民族地区土地所有制结构，认为它是以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为主体，多种封建土地所有制同时并存和发展的，具有区域性、延续性、复合性、庞杂性等特点。⑨刘祥学从水陆交通及桥梁、渡口的兴修三方面考察了明清时期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交通的发展及其特征，认为交通的改善和发展促进了广西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及民族交融。⑩从明代前中期开始，南京逐渐成为江南回回聚集的重要地区。张建中认为回回当时在南京的人口数量只能作一个定性的结论，即洪武年间有相当多的回回迁入了南京。他并考察了明代南京回回分布的区域。⑾奇文瑛通过对南下故元官兵的由来、民族构成和蒙古人特点的分析，认为所谓南下蒙古人，实际上绝大多数是改朝换代时北退的元朝官兵。他们中汉族占有相当比重，其中的蒙古人也具有久居中原、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特点。正是因为这些内在因素的存在，才使明朝的招抚政策发挥了有效的作用。⑿

对外贸易史志宏探讨了明及清前期封建王朝的海外贸易政策，分析其保守主义的实质，认为这一时期封建王朝所实行的与世界发展大势相悖的海外政策，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伍。⒀公行制度是清政府独创的规

①《马尔萨斯阴影下的人口争论》，《清史研究》2004年第l期。

②《明代山西藩府的人口增长与数量统计》，《史学月刊》2004年第5期。

③《明代广西人口数量考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④《清代东北人口的统计分析》，《人口学刊》2004年第4期。

⑥《绿营兵与清代云南移民研究》，《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⑦《清代盛京移民与二元行政治理体制的变迁》，《东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4期。

⑧《走“西口”简析》，《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⑨《关于明代西北民族地地区地所有制的结构及其特点》，《青海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

⑩《明清时期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交通发展略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⑾《对明代前中期南京回回迁徙的再探讨》，《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⑿《明洪武时期内迁蒙古人辨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2期。

⒀《明及清前期保守主义的海外贸易政策》，《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制来华外商的制度，吕铁贞论述了公行制度的内容、特点、形成原因及实施情况，认为它体现了国家主权的完整性。然而吏治的腐败、行商的枉法以及清政府执政能力的弱化，决定了公行制度不可能被有效实施。公行制度对清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①汤开建、田渝探讨了《雍乾时期中国与暹罗的大米贸易》的兴衰缘由、清政府对中暹大米贸易的优惠政策、中暹大米贸易的作用与影响。作者另考察了《清代中暹贡赐往来及其影响》。②张婷婷考察《明代朝鲜朝贡路线的演变》，指出它经历了由海路到陆路再到海路的过程，路线的变化与两国间的关系及国家间势力的强弱有着密切关系。③张连杰指出，明朝与帖木儿帝国双方最高统治者的努力，使得中西交通路线得以再次贯通。明代中西陆路交通在新疆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北通南闭，丝绸之路的水路出现；丝绸之路到了明代又出现了一次繁荣发展时期。④周正庆分地区考察了《明清时期我国蔗糖外销的流向》，认为与其他商品相比，中国的蔗糖较早地参与了国际市场的竞争，从明末开始，中国的蔗糖已经成为世界糖业经济市场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对世界糖业市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⑤童光侠认为，明清时期的陶瓷输出与宋元时期相比，范围更广，规模更大。这时期的陶瓷输出，其主流以民窑产品为主，有相当数量是应对方要求制作的订单产品，官窑产品的输出主要是作为对外国“人贡”而回赠的礼品。一些国家已不再仅仅满足于输人中国的陶瓷制品，与陶瓷相关的人才技术引进和情报搜集也成为他们对中国陶瓷输入的方式。中国陶瓷在输出的同时，也从国外获得了一定的艺术借鉴和物质帮助。⑥

张廷茂介绍了在西、葡两国各图书馆所搜集到的有关16一17世纪初华商在东南亚活动的西方文献，内容涵盖了华商出海船队规模、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地理布局、华人在当地的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宗教习俗等，绝大部分是我国学者没有使用过的。作者指出，对这批资料加以开发和利用，必将大大推进该时期中外关系史和海外华人史的研究。⑦

社会救济及其他周荣指出，明清养济事业中的对象与名额、建置规模诸问题无不反映了传统社会的仁政理念与现实财政制约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中的二难选择具体表现为明清养济事业的实态。⑧王卫平认为当时国家、社会、宗族与家庭一起，共同构筑了一个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⑨唐力行、徐茂明认为，明清以来，由于徽州与苏州两地自然人文条件、经济社会结构不同，其社会保障也各具特色．而徽州商人是徽州与苏州互动的中介，两地的社会保障因而也发生互动联系。互动不仅对两地社会保障形式与内容产生影响，而且影响了两地社会的发展路向。⑩雷妮、王日根考察了清朝湖南宝庆府的社会救济系统，认为它显示出官民相互合作的倾向，其中包含了地方社会风尚的促成、官绅阶层的倡导以及“礼下庶人”教育的效应等因素。⑾陈桦对清代粮食储备、治河修塘、灭蝗捕蝗、信息奏报等进行了综合考察，展现中国末代王朝防灾减灾活动的概貌及其基本特征。⑿于志勇认为，清王朝在赈济、蠲免、借贷等政策不变的情况下，针对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非凡条件建立了养赡制。尽管清王朝对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荒政成功且有效，但其实质在于巩固其对边疆的统治，而且在荒政实施过程中。频繁出现的吏治腐败与赈济失效，充分再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本质。⒀

①吕铁贞：《公行制度初探》，《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②《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④《明朝与中亚、西亚陆上交通路线考》，《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⑥《明清时期的陶瓷输出与世界文化交流》，《景德镇高专学报》2004年第1期。

⑦《关于16一Ⅱ7世纪初华商在东南亚活动的西方文献》，《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⑧《明清养济事业若干问题探析一一以两湖地区为中心》，《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⑨《明清时期残疾人社会保障研究》，《江海学刊》2004年第3期。

⑩《明清以来徽州与苏州社会保障的比较研究》，《江海学刊》2004年第3期。

⑾《清代宝庆府社会救济机构建设中的官民合作一一以育婴堂和养济院为中心》，《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⑿《清代防灾减灾的政策与措施》，《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⒀《清代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荒政初探》，《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吴洪琳指出，清代陕西社仓与其他省不同，主要不是靠民间捐输而是用耗羡银为经费建立起来的。虽然设立之初在治理上确立了民间经营、官员稽查的全省统一的治理原则，但由于动用耗羡银，在经营治理上多次进行调整，以至一度形成民管与官管并行的与他省截然不同的特点。陕西社仓发挥作用并不是借助于放贷，而主要是采用赈济的方式。①

钞晓鸿《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由黄山书社出版，收集作者论文13篇，上卷为“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变迁”，包括论文5篇，下卷为“明清以来的商业、人口与农村经济”，包括论文8篇。

① 《清代陕西社仓的经营治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