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全24册）》收入清末民国时期财政史料54种，是研究清代民国财政史的重要文献。内容包括各种档案、统计数据、地方政府财政报告等。大致可归为下三类：清末、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和各省区政府有关财政的文书、表册、档案等；清末清理财政后编辑的“各省财政说明书”，以及地方史志等文献中保存的地方财政资料； 私人和团体著述等其它文献。

目录

第一册

度支部奏维持预算实行办法折稿一

度支部清理财政处档案一一

财政部新订各项公债库券程表汇编二三七

民国二年度国家预算公债专表五〇三

谨拟财政公所分科办法五八九

第二册

山西清查章程一

山西藩库收支各款表说明书三七

山西运库内外销收支款说明书一七一

山西各厅州县内外销留支等款说明书三三五

山东省光绪三十四年出入各款总表四〇三

山东调查陆军财政局试办宣统三年预算比较表四三三

山东省德州盐栈出入款项六柱清册四六九

山东省清理财政局拟定财政公所收支表四八五

第三册

宣统三年陕西各府厅州县岁入岁出款目预算表一

湖南海常各关财政款目说明书七七

浙江省中华民国元年七月一日起至八月末日止决算表一〇七

民国二年度国家预算广西省岁入岁出表三四七

江苏省六年秋勘蠲缓减征实征银米清册三九七

民国八年度贵州省国家岁入岁出预算表五七九

民国八年度川边国家岁入岁出预算分表五九五

民国八年度云南省国家岁入岁出预算分表六〇九

民国八年度新疆省国家岁入岁出预计分表六二三

民国八年度恰克图国家岁出预算分表六五三

民国八年度科布多国家岁出预算分表六五九

安徽省民国十一、十二年国家地方岁出岁入简表六六五

民国十八年福建财政厅验税契证六九三

四川款目说明书六九五

华北解放区农民收入与负担问题材料汇编八五三

第四册

山西全省各府厅州县地方经理各款说明书一

吉林行省财政各种说明书五〇三

洛川财政志七六七

江北清理财政说明书八一七

第五册

广西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一）一

第六册

广西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二）一

第七册

广西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三）一

第八册

广东财政说明书（一）一

第九册

广东财政说明书（二）一

第十册

浙江财政说明书（一）一

第十一册

浙江财政说明书（二）一

安徽田赋一览三三一

第十二册

福建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一

整理闽省财政商榷书五一七

第十三册

湖南财政款目说明书一

第十四册

山东清理财政局编订全书财政说明书（一）一

第十五册

山东清理财政局编订全书财政说明书（二）一

第十六册

苏属财政说明书（一）一

第十七册

苏属财政说明书（二）一

第十八册

甘肃清理财政说明书（一）一

第十九册

甘肃清理财政说明书（二）一

四川财政考三三三

四川财政说明书摘要四五三

湖北财政纪略五四三

第二十册

中国财政论一

清财政考略三三一

清理财政章程解释四二三

论海牙和平会无干涉中国财政之理四七七

第二十一册

光绪财政通纂（一）一

第二十二册

光绪财政通纂（二）一

第二十三册

光绪财政通纂（三）一

第二十四册

光绪财政通纂（四）一

中国财政纪略五一三第一册目録

度支部奏维持预算实行办法折稿一

度支部清理财政处档案一一

财政部新订各项公债库券程表汇编二三七

民国二年度国家预算公债专表五〇三

谨拟财政公所分科办法五八九第二册目録

山西清查章程一

山西藩库收支各款表说明书三七

山西运库内外销收支款说明书一七一

山西各厅州县内外销留支等款说明书三三五

山东省光绪三十四年出入各款总表四〇三

山东调查陆军财政局试办宣统三年预算比较表四三三

山东省德州盐栈出入款项六柱清册四六九

山东省清理财政局拟定财政公所收支表四八五第三册目録

宣统三年陕西各府厅州县岁入岁出款目预算表一

湖南海常各关财政款目说明书七七

浙江省中华民国元年七月一日起至八月末日止决算表一〇七

民国二年度国家预算广西省岁入岁出表三四七

江苏省六年秋勘蠲缓减征实征银米清册三九七

民国八年度贵州省国家岁入岁出预算表五七九

民国八年度川边国家岁入岁出预算分表五九五

民国八年度云南省国家岁入岁出预算分表六〇九

民国八年度新疆省国家岁入岁出预计分表六二三

民国八年度恰克图国家岁出预算分表六五三

民国八年度科布多国家岁出预算分表六五九

安徽省民国十一、十二年国家地方岁出岁入简表六六五

民国十八年福建财政厅验税契证六九三

四川款目说明书六九五

华北解放区农民收入与负担问题材料汇编八五三第四册目録

山西全省各府厅州县地方经理各款说明书一

吉林行省财政各种说明书五〇三

洛川财政志七六七

江北清理财政说明书八一七第十一册目録

浙江财政说明书（二）一

安徽田赋一览三三一第十二册目録

福建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一

整理闽省财政商榷书五一七第十九册目録

甘肃清理财政说明书（二）一

四川财政考三三三

四川财政说明书摘要四五三

湖北财政纪略五四三第二十册目録

中国财政论一

清财政考略三三一

清理财政章程解释四二三

论海牙和平会无干涉中国财政之理四七七第二十四册目録

光绪财政通纂（四）一

中国财政纪略五一三

前言

经过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编辑人员数年的艰辛努力，《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以下简称《辑刊》）终于影印问世。这对于从事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的学者们来说，是件令人非常兴奋的事情。这里，就这部资料辑刊的出版和中国近代财政史数据的编辑问题罗列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

以往史学界有一种说法：“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如今，这种观点似乎已被认为过时。现代史学理论认为，史家从自己的思想观念和知识背景出发来选择问题、解释资料和构建历史事实，乃是史学认识论的基本特点；史家的主体性和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数据，是史学研究赖以进行的两个基本要素。这种史学理论虽然直接来源于十九世纪欧洲的分析哲学，但探究起来，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学者，也曾有过相似的表达。例如，孟子谈春秋时代史学的兴起时，揭示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等均有“文、事、义”；唐代刘知几则强调史家须有“才、学、识”，他们所说的“事”和“学”，均涉及史料的收集、掌握，而“识”则是现代哲学所谓的主体性。

不过，这种史学认识论，只是表达了一种原则性。在具体的历史编纂中，对于如何处理研究者主体性与历史数据之间关系，不同的流派、不同的史学分支仍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做法。经济史、财政史等领域的研究，其选题、研究方法和思想观点，处处须据材料立论，主观揣度和建构的空间十分有限。我自己感觉，在这些领域，学术研究的最大工作量，就在于资料的收集、评判和利用，因此保守一点讲，“历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说法接近于真理。正因为如此，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作为现代经济史、财政史研究的基础事业，历来受到学术界和出版界的高度重视。

二

财政史研究极具“经世性”，对于每个时代来说，财政的“历史”与“现实”往往密不可分。因此，对于各个历史时期财政史的研究，以及相关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往往就发端于那个时代本身，晚清和民国财政史研究也是如此。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内外不同背景的人士和团体已经开始关注清政府的财政问题，并对相关资料进行了整理。一八九七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了英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林乐知译），该书着重叙述晚清的财政，共分三十六目，诚如财政史家陈锋先生所指出的，这部书“不是一部研究性著作，更多的具有资料选编色彩”。一九〇七—一九〇八，日本东亚同文会出版了东亚同文书院教授根岸佶主持编辑的《支那经济全书》，共十二辑。其中的财政编、关税编、货币编和银行编汇集了晚清财政史的重要资料。一九〇九年，日本外务省通商局出版了《清国厘金税报告集》，汇集了日本驻安东、奉天、牛庄、吉林、哈尔滨、天津、烟台、上海、南京、杭州、汉口、长沙、重庆、福州、厦门、汕头、广州等地领事馆就厘金所做的调查，并録有各地的厘金税则、章程。这一时期中国人对当时财政史资料的整理编辑，成就最大者是杜翰藩的《光绪财政通纂》(蓉城文伦书局一九〇五年排印)。这部文集分“通论”和国债、税厘、商务、铁路、船政、矿务、洋药、丝茶、银币、盐务、赋役、农务、邮政、电报、制造、屯垦、赈务、兵饷、漕运、河工、廉俸、出使、学堂等二十三门，收集光绪间有关财政诸问题的文牍七百余篇。

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对于清末和民国时期财政史数据的整理和编纂工作更具系统性、更趋专门化。

一九四九年以后，经济史、财政史、金融史研究得到长足发展，有关的资料整理编辑工作也陆续展开。

三

自上个世纪初至今的一百年间，中国近代财政史资料的编辑出版，成绩蔚然大观。然而也须看到，这种编辑出版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后人再接再厉来完成。

以类书的形式编辑数据集，工程浩大，如无一定人力和文献资源条件，不易进行。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出版过几套大型的近代史料集，如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中国近代史数据丛刊》、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中华民国史档案数据辑刊汇编》等。这些数据集所选用的数据，大都由编辑者进行过去粗取精的节选和裁减。这种编辑方法，其优点在于取材面广，极大地丰富了史料集的内容，扩张了其容量。但也有其缺憾，由于编辑者对材料的节选和裁减，系以自己的思想和学术观点为标准进行，而这种观点又总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因此，有些价值很高的数据势必会因处于编辑者的视野之外而被裁舍。这样，研究者对这些材料的利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在吃别人咀嚼过的食物。这种做法的另一个缺憾是费时费工，例如，中国史学会编辑《中国近代史数据丛刊》，前后历时五十余年，仅编成七十九册。前文所列迄今为止所出版的各种财政史资料，其体例基本上也属于类书，也存在着类书的上述两个缺憾。

以丛书的形式编辑史料，编辑者对数据不进行内容的加工取舍，这种做法在对材料的细致分类方面或有所阙失，但其益处也显而易见。其一，可以保存资料的原貌，为利用者根据自己的观点和需要来解读、取舍留下了较大空间。其二，省时省工。例如，由沈云龙先生主编、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搜集清代和近代名人奏疏、政书、年谱、笔记、日记、诗文集等，完全采用影印旧籍的方式，前后共编成三编二百九十三辑、三千余册。其初编各辑的陆续出版是在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三年，仅七年时间即编辑史料八百七十种，印行一千一百八十一册。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编辑的这部《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系影印旧籍，形式也大致同于丛书。与迄今为止问世的各种中国近代财政史资料相较，《辑刊》在体例、形式上别具一格，具有保存数据原貌和内容宏富的显著优点。

四

本书将清末与民国时期的财政史数据进行“辑刊”，有着充分的理由。

中国的现代化开启于晚清，继承于民国。所以，除传统意义上的清史和民国史研究外，近现代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诸多专史研究，均不以一九一二年清朝灭亡、民国改元为断限，近现代财政史研究也是如此。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财政与其它领域一样，出现了明显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发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清统治在王朝治乱循环“周期律”支配之下的传统性衰落；二是西风东渐所带来的现代化新趋向；而这两者，又往往在相互结合中起作用。清代传统的财政，收入以地丁、盐课、（常）关税为大宗，支出以官员俸廉、八旗緑营饷银、中央地方各衙门公费、河工、修缮以及皇室经费等为大宗；而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这种传统的财政收支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由于政治腐败、土地兼并和规模巨大、次数频繁的内外战争，传统的农业产业受到严重破坏，清初以来人口直线增长的趋势中止，赋役负担严重不均不公。于是，地丁、地租、盐赋等收入相对萎缩；与此同时，因西风东渐而新增的关税、厘金、外债和工矿邮传等事业的收入则后来居上，日益成为清政府的重要财政支柱。在财政支出方面，内外战争军费、战争赔款、勇营和新军编练军费、海防江防经费、局所经费、洋务和“新政”事业开支以及债务支出数额巨大，成为清朝中央和地方财政的主要开支。十九世纪中叶后，国家的财政管理体制同样变化巨大。清代前期，实行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一切财权统掌于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没有地方财政。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东南财赋之区沦陷，清政府财源枯竭，不得不默许各地督抚和统兵大员截留税收，自筹军饷。于是，中央财权失坠，“内而各局院，外而各行省”，“莫不各拥财政”，户部“仅有稽核之虚名”。清代重视“祖宗之法”，财政体制虽经此变局而成文典制未行更改，但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趋于瓦解则成定局。光绪初年各地军事甫定，清廷即尝试采取措施“复祖宗之旧制，收朝廷之利权”，恢复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但一方面由于受到各地督抚的抵制，另一方面因有悖于近代化的大势，未能成功。咸同以后直至清亡，实际上形成了中央与各省两级财政，而且财政收支的重心在地方而不在中央。清末最后十年，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清政府将各地新式学堂、农工商实业、州县乡村警察的开办，以及城镇乡和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的实行，统统定位为“地方”事业，令各地自筹经费。于是，各州县纷纷动用地方公产、公款，开征地方杂捐，并设立理财所等机构来负责管理，州县一级财政在有些地方事实上也就此而形成。

晚清在财政收支结构和管理体系方面的全部遗产，均为民国所继承。在财政管理体制方面，对于晚清已经形成的中央与各省两级财政，以及在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中形成的地方自治财政，北洋政府给予了制度上的确认。它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发布《划分国家税地方税法草案》，规定“国家因中央及地方行政诸经费所征收之租税为国家税”，“地方自治团体因处理自治事务诸经费所征收之租税为地方税”。这一文件对于在国家税系统内部如何进行中央税与省税的划分没有作出规定，但在实际情况看，北洋政府时期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为关余、盐余和自己直接控制及各省上解的烟酒专卖、官产变卖收入等，除此之外的田赋、契税、牙税、当税和其它杂捐，则为“省税”，这种情况也基本上是沿自前清。国民政府取得全国政权后，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颁行《划分国家收入地方收入标准》和《划分国家支出地方支出标准》。这两个《标准》中的“国家”与“地方”概念，与上述北洋政府所颁《草案》不同。它们所说的“国家”是指中央，“地方”是指省、市、县。《标准》规定，“现行地方收入”为田赋、契税、牙税、当税、屠宰税、内地渔业税、船捐、房捐、地方财产收入、地方营业收入、地方行政收入等，基本上同于北洋政府时期的“省税”和各地县自治财政的收入项目。对于在“地方收入”内部如何进行省与市县之间的划分，《标准》规定由各省和特别市自行决定。一九三五年，国民政府公布了《财政收支系统法》，对于中央与地方、省与县市的财政收支进行了划分。一九四一年，国民政府颁布《改进财政收支系统实施纲要》，将全国财政划分为国家财政与地方自治财政两大系统，省财政被划为国家财政，县财政被定位为地方自治财政。

在财政收入和支出方面，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演变，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科目有所损益，但其基本底盘仍系奠定于前清。海关关税自一八六〇年代就已经成为清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宗，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部分用于偿还外债和战争赔款，剩余部分民国时期称“关余”，仍为中央政府的大宗收入。关税的“中外协议”制度，形成于鸦片战争之后，入民国后继续沿袭，直至一九二〇年代末才被废除；作为关税管理的税务司制度形成于一八五〇年代，入民国后也仍然沿用，直到一九四九年。清代旧制盐税主要为盐课，此外有少量临时征收的“盐斤加价”。太平天国战争后，食盐的产区与销售制度紊乱，盐税乃分为盐课与盐厘。二十世纪初，盐税大部分也同关税一起用于偿付战争赔款，剩余部分民国时期称“盐余”，为中央政府的大宗收入。厘金起源于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一八五三年由清军江北大营军营开征，后来各省行政当局均设立专门机构征收，成为晚清各省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各地厘卡林立，重复征收，严重妨害内外贸易，十九世纪末中外即有裁撤厘金、提高关税税率的呼声，但未能实行。入民国后，厘金制度继续沿袭，直至一九三一年。田赋在清代源于地赋与丁赋，雍正初年摊丁入亩后称“地丁”，入民国后称田赋。清末各地巧立名目征收各种地丁附加，入民国后更是变本加厉；其征收系统与机制，本于明代初年建立的里甲制度，在清代早已混乱不堪，册籍为里长所把持，成为世袭的私产，入民国后这种情况一仍其旧。国民政府时期，有些地方对征收系统有所改革，但实行土地测量、改田赋为土地税的改革，一直未能实行。民国时期的契税、牙税、当税、屠宰税等捐税，也均系沿自清代。此外，民国时期的财政支出，也仍同晚清一样，以政费、军费、债务等主体。

有鉴于此，清末与民国时期的财政，同属于中国近代财政的范畴，《辑刊》将清末与民国时期的财政史料熔于一炉，“良有以也”，实际上是一部中国近代财政史资料的丛刊。

五

这部《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共收集清末和民国期间财政史资料五十四种，精编二十四册。大致可归为以下三类：

其一，清末、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和各省区政府有关财政的文书、表册、档案等。如《度支部奏维持预算实行办法折稿》、《度支部清理财政处档案》、《财政部新订各项公债库券程表汇编》、《财政部公函》、《民国二年度国家预算公债专表》、《民国二年度国家预算广西省岁入岁出分表》、《民国八年度云南省国家岁入岁出预算分表》、《民国八年度川边国家岁入岁出预算分表》等。编为第一—三册。

其二，清末清理财政后编辑的“各省财政说明书”，以及地方史志等文献中保存的地方财政资料。如直隶、山东、山西、吉林、陕西、浙江、福建、湖南、广东、广西、四川等省的财政说明书、财政利弊沿革说明书、款目说明书，《洛川财政志》、《湖北财政纪略》、《四川财政考》等。该部分文献具有系统性、权威性、规模化的特点，故占据本辑刊的絶大部分篇帙，编为第四—二十册。

其三，私人和团体著述等其它文献，如杜翰藩所编纂的《光绪财政通纂》、吴廷燮所编着的《清财政考略》、日本东邦协会编纂的《中国财政纪略》等。编为第二十一—二十四册。

本《辑刊》所收録的五十四种文献，均具有较高史料价值。例如，清末预备立宪开始后，针对当时财政收支紊乱、各省局所林立的局面，令各省成立清理财政局，清理财政。宣统间，共有二十二省编成“财政说明书”，其主要内容为截至当时由各种经制财政机构（如各省布政使司、盐运使司）和非经制局所以及各州县经理的各项财政收支，并详述各省财政的沿革变迁，是晚清财政研究所必须依据的重要数据。这套资料在清末和民初曾由各省清理财政局和经济学会印行，但数量较少。本《辑刊》收録了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十一种，这对于深化晚清财政史研究必然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又如，一九〇五年印行的《光绪财政通纂》，是清末私人编纂的最为系统的大型财政史料书籍，但一百年来从无再版，这次《辑刊》将之全部收録。

本《辑刊》的一个特点是对于北洋政府时期的财政资料收编较多。在中国近现代财政史研究领域，关于北洋政府时期财政的研究最为薄弱。这同当时政治社会形势的动荡分裂、财政混乱有关系，同资料的相对缺乏也有关系。这部《辑刊》收録了这一时期的若干很有价值的财政数据。例如，田赋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重要税收，但晚清以来，虽各种附加愈来愈多，但正税征收却趋于萎缩，本《辑刊》收録的《江苏省六年秋勘蠲缓减征实征银米清册》（抄本），不仅系统记载了一九一七年江苏各县的地丁、漕粮的定额、减少数额和实征数额，而且可以反映正税减少的原因，其中包括田地的荒坍和修建铁路、公路等现代设施的土地征用。又如湖北吏治研究所一九一七年刊印的《湖北财政纪略》，全书二百四十余页，系统记载了民国初年湖北省的各项财政收支情况，为我们研究民国初期的各省财政，提供了一个可供解剖的“麻雀”。

边远地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研究历来也相对薄弱，资料不易得，而《辑刊》则对此有所补益。它收録的相关资料，如《民国八年度恰克图国家岁出预算分表》、《民国八年度科布多国家岁出预算分表》、《民国八年度川边国家岁入岁出预算分表》，均有较高价值。

财政史数据具有广泛的史料价值，以本《辑刊》所收録的《光绪财政通纂》为例，在它所分列的国债、商务、铁路、船政、矿务、赋役、农务、邮政、电报、制造、屯垦、赈务、兵饷、漕运、河工、学堂等二十三门的背后，无不隐藏着一种制度、一种事业、一种运动。因此，《辑刊》作为财政史数据，对于政治史、军事史、文教史、社会史研究来说，也同样具有很高的价值。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人们常以“浩如烟海”来形容各种文献典籍之宏富，晚清和民国时期的财政史资料也是如此。这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投入很大人力和财力来影印国家图书馆馆藏的部分旧籍，出版《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这对于中国近现代财政史以及经济、政治、文教社会史研究来说，是一件值得称赞的功德。而毋庸置疑的是，许多在中国近现代财政史方面具有价值很高的旧籍仍有待继续发掘整理，希望能够看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有关后续工作的开展，并祝愿它在这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魏光奇

二〇〇六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