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有关黄遵宪的经济思想，学界的研究以《日本国志》为分析依据，之外则多所不及，且未抓住其创新所在。在今天看来，黄遵宪在经济领域中的创新思想主要有：一、外交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他力主对外交涉以保护国内经济，保护出国华商，努力为华商提供合宜的国际生存空间。二、有别于时代冒进之风的循序兴工。晚清愈趋清末愈趋于非理性，急躁冒进之风颇盛，黄遵宪的主张见解，是激越声中的冷静者，充满了理性色彩与光辉。上述之外，黄遵宪还主张学习西方的税制以改良政府财政，且十分重视税收，认为税收可制约外贸逆差。

【日期】2011-04-20

【关 键 词】黄遵宪/经济思想/晚清EE42UU8766828

中图分类号：F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2)03-0073-05

笔者之所以著是文，主旨有二：其一，学界有关黄遵宪思想的研究，长期以来主要集中于文学[1]、史学[2]、教育[3]、哲学[4]等方面，经济方面少有触及，且主要是围绕《日本国志》展开分析，之外的文著、函电、笔谈、诗歌等资料几乎没有涉猎。其二，已有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见解，如郑海麟认为《日本国志》的经济思想包括：移民垦辟，群工众商以发展生产；改革租税制度以使国用富足；改革财政管理制度，以保证国家财政每年度收支平衡，资金周转做到“上下流通，无壅无积”；发放国债，作为财政收入的补救手段；改革货币制度；振兴商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5]。沈惠之文涉及重视工商及理财两点[6]。不过，二文都未能抓住黄遵宪经济思想中的有别于时代主流趋向、最有创新色彩的核心所在。有鉴于此，笔者拟对此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外交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黄遵宪经济思想中的时代创新之一是外交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外交为我国经济服务，在今天看来已成无争的“众所周知”，而在晚清则无疑是“与众不同”。黄遵宪由于其自身的驻节国外的阅历，方能“标新立异”。至于其创新内涵之体现，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力主对外交涉以保护国内经济

1883年中美之间发生了商务纠纷：“上海美商拟用机器纺织绸缎，经沪关禁止，而美使杨越翰照会总署，指为违约。”“总署欲与外部论说，因饬查金山华商购买土货制造销售若何情形。”[7]487时任旧金山总领事的黄遵宪于光绪八年十二月三十日(1883年2月7日)在回复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经济主张。

黄遵宪开宗明义指出：“伏查华商在此制洋鞋者约有数十家。(亦有东主是洋人者，然多华人自为之，惟制洋衣者，多系洋人为东。)制吕宋烟者约有百家，均系购买土货制造销售。他国不得而知，就美国而论，尚无禁他国商民购土货制物在本地销售之例。伏念此事，在他国则可，在中国则不可；在中国地方容外国商民以手艺改造土货销售犹可，用机器则万万不可。”[7]487

接着黄遵宪从中外差异立论，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首先，西方国家有能力控制外来制造业的冲击，而中国则不然。“西人之于商务，考求日精。其业商者流，类皆能竭尽智能，以争锥刀之利，故虽许外国商人购土货制物在本地销售，而本国商人各挟其雄资以相兢，断不至将利权拱手让人。华商富厚既不如西商，人而分门别户，各业其业，势如博沙，团结又万不能敌西人纠股公司之力之大”[7]487。

其次，在税收自主方面中国亦不如西方。“泰西通例，凡外国商民，均归地方官管辖。商人有落地税，有牙帖税，官皆得而约束之。只有本国利权许本国人独占之事，断无本国商人反不如外人优待之理。今中外和约，税权既不能自主，洋商又无从管辖，如子口税等事，久听其纵横”[7]487。

再次，如若允准后果不堪收拾。“通商至今三十余年，外国之货入口侵灌，至今吾民失业者，既不知凡几！而西人贪欲不已，乃更欲操中国货物之权利。然使仿照中国之法，以手艺制物，则中国商民，工贱耐劳，犹可以争。兹欲以机器制造织绸缎之不已，将进而缝衣裳；缝衣裳之不已，将进而制靴帽，乃至一切以人工制造之物，均可以机器夺之。中国商工恐将尽失其业，流离失所。总署坚持不许，所以为吾华吾民计者，至深远矣”[7]487。

至于交涉的策略，黄遵宪认为应以不许机器制造为重点。“现以此事商之外部，骤谓中国不许外人购土货制物在本地销售，则似与通商通例有所未符，彼必以为逆耳之言，而反訾议。展转筹思，虑难启口。惟所幸中美条约并未载及，即美使所引法、比等约，所载准其工作等字，自不能指机器。引此为解，此节尽甚可据以相争。以□□愚虑，末便举行之，实况所及，似宜专以不许机器制土货为词，缕陈情况，专与言情，或易动听”[7]487-488。

最后，黄遵宪强调坚持抗争的期望：“总之要之，今日通商专尚势力，势均力敌，则口舌易于收效。然势力即有所不适，事关于伸自主之权，保公众之益，即令被辈合而谋我，吾终竟坚持不许，彼亦无如我何。盖今日局面亦断不至以商务而失和也，是在坚持定见而已。”“尝读海关输出入册，见中国溢出金银，岁近二千万。常谓必须以国全力保持商务，而后乃能国不患贫。平生志愿，区区在斯。宪台深思熟筹，与总署及各公使妥商，分期阻断，大局幸甚”[7]488。

通过以上黄遵宪反对美国资本在华机器生产一事可知，其借助外交保护国内经济的诉求，彰显无遗。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黄遵宪反对外国在华机器生产，就地销售，却并不反对国际贸易，相反，他认为国家间通商有益无害。正如光绪六年八月(1880年7月)他在《朝鲜策略》中所言：“我亚西亚居天地正带，物产甚富。中国自唐宋以来，设市舶司，与人通商，所用金钱，皆从外国输入，数百年来，不可胜数。至于近日，金钱稍有流出，则以食鸦片之故也。日本受通商之害，则以易洋服、用洋货之故也。苟使不食洋药，不用洋货，则通商皆有利无害。朝鲜一国虽曰贫瘠，然其地产金银、产稻麦、产牛皮，物产固未尝不饶。吾稽去岁与日本通商之数，输入之货值六十二万，输出之货值六十八万，是岁得七八万矣。苟使善为经营，稍稍拓充，于百姓似可得利，而关税所入，又可稍补国用。此又自强之基也。”[7]256

(二)保护出国华商

19世纪80年代，美国掀起排华风潮，华商备受冲击。对此，黄遵宪借助外交渠道，折冲交涉，努力为华商提供合宜的国际生存空间。

光绪八年七月(1882年8月)，在美国辖地巴拿马发生华商被扣事件，黄遵宪尽力与美国交涉。当时户部电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查照审官所断，是直以审官为折衷是非之准”。黄遵宪认为，“华商提讯……似于两国交谊似无干碍。又念巴拿马等处中国无官，无从给照，而华商之来往者甚多，讼而不胜，不过仍照新例，无照不许上岸；讼而获胜，则或藉判词以驳新例，以后不须持照，大可为商人开一方便之门”。于是，他“当即先与律师商榷，复查该商所携带之汇票，所认识之友人，所住居之铺店，均确有业商之据，始行提讯。现经官断，华商由他国来者，均无须执照，适符初愿，良足欣幸。而判词更谓曾居美国之人来美亦无须执照，则更始愿所不及者也。此案判词经半月始行宣布，闻费卢脱稿屡改，盖一经成案，即可据以废新例，故郑重如此。而哈门判词中，复胪陈华商出入口货税之数，谓商务优于他国，不应阻滞其人。且谓新例以刻薄行之，乃系下等人举动。自新例以来，所蒙之耻辱，亦赖以一洒，差强人意。现拟将判词洋文刊布，分交各轮船公司，寄与各国，以便各处船主搭载，候详细译就后再函告各处华商，令其如悉”[7]467-468。

此次交涉对之后华商赴美影响很大，光绪八年八月“廿六日，有华商七名，自巴拿马搭船到此，有自秘鲁来者，有自智利来者，有自巴拿马来者。均未持照。此间铺户到署询问，当即由德律风告知税关，请其遵照官断办理。税关行派人查询。其查询之法，系关其寓居何国、作何买卖、由彼处出港携凭否？一一问明之后，饬令本埠铺户递一结状，证明其人系属商人，即于廿七日早，一概俱令上岸矣。此为第一次无照放行之始。似此办法，则以后自他国前来之商人均可免阻滞矣”[7]470。

然而之后不久，事情又有波澜。光绪八年九月，“例所不禁之华商人等，由此经域多利、檀香山、巴拿马、秘鲁等处，税关按第四条，以其非工人，不肯给照。华商因来署请求，□□不得不给予执照以为凭据。前有一商人领照由金山出口，后由域多利绕入飘地桑进口，该处关吏业经放行。遵宪当于十四、十五号两禀中陈叙一切，并寄款式，蒙复谕令扩充办理，回华商人因亦照发。不意昨有一商人由域多利回来，领有领署执照，税关仍复扣留。十四日午后，□□往见关长些卢云，请其放行。关长云：‘来者系属商人，既承面商，吾意原许放行’；但谓：‘领事发商人执照，即能作准与否，则吾不敢知，仍须户部指挥或臬司判断为准。’□□云：‘按新例第六条，商人等照由中国朝廷给发，领事系中国朝廷所派之员，且既奉钦宪命准发此项执照，应请准行。’些卢云又云：‘虽如此说，尚须请示户部，此一人先令其放行。’当即招笔记□□所语，云以函问户部，一面复嘱令是人放行。□□致谢而去。乃本日仍不令登岸……”黄遵宪对此颇多感慨，他说：“关长为人无他肠，但多病，少理事，而所用幕友朱霖及总巡冒顿、博郎等，皆系十分憎恶华人。此事既承其面许，忽又变局。此间与税关交涉事，不见关长，百无一允。此事乃允而复悔，一傅众咻，其难如此！”[7]473

面对此种情形，黄遵宪“与傅领事商量，拟即提之审讯，谅经哈门审断，万无不准之理。且一经官断，便可成案，较为直捷”[7]473。后由于美方放人让步，并表示“此后见有领署所发之商人执照，即令放行可也”，“此事算既了结矣”[7]474。

此后，黄遵宪又针对“由中国新来之商，现在当无从领照，为之阻滞”之事，指出：“伏念旧商之所以不须执照者，乃因其人久在外国，按新例执照款式，无从而知其在中国作何事业、何处住址耳。若新商则除领执照，更无他法。日来孰念此事，中国官员不甚以出洋谋生之事为意，且执照兼用英文，故办理更觉为难。伏查中国各口税关，皆有洋人，皆亦通习汉、洋文之人，若由总署切令总税司札行各海关发给此照，则易于集事，且无错误。前拟在广东、香港专派一员发给此照，继思有由天津、上海来者，则仍有不便。若由海关办理，则随处可领，似更方便。”[7]478

黄遵宪对外交涉以便华商出行，这种外交为经济服务的理念，在今天仍多有借鉴意义。

二、有别于时代冒进之风的循序兴工

黄遵宪经济思想中的时代创新之二是有别于当时冒进之风的循序兴工。

鸦片战争之后，那些开眼看世界的先进的国人，在指出我国落伍的同时，也强调要赶超西方，即“超胜”思想，进而形成弥漫于全社会的冒进之风、急躁心态。时人的文著中充斥了“制夷”、“驭夷”、“驾乎其上”、“制胜”、“并立”、“争雄”、“并驾”、“问鼎西洋”、“雄视五洲”等词汇，魏源的师夷说是为了制夷，王韬说：“吾知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8]131-132薛福成说：“又安知百数十年后，中国不更驾其上乎？”[8]160-161郑观应也说：“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材之众，竭其聪明之才，何难驾西人而上之哉！”[9]冯桂芬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说：“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10]甚至到了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还在《日本书目志》序中说：“以我温带之地，千数百万之土，四万万之农、工、商更新而智之，其方驾于英、美而逾越于俄、日，可立待也。日本变法二十年而大成，吾民与地十倍之，可不及十年而成之矣。”[11]知识界超胜意识的广泛存在，折射出19世纪后半叶时人的性急心态，进而在包括经济在内的各个领域中显现出来，冒进之风绝非偶然、个别行为。

与之相对应的是，“踪迹及于四大洲，远游逮于四万里”[7]339的黄遵宪却保有冷静、审慎的心态。对于我国的实业创办，黄遵宪力主循序渐进、脚踏实地，反对冒进，这在其1890年“致蔡毅若观察书”一文中有清晰的显现[12]。

光绪十六年三月黄遵宪抵伦敦任参赞之后，针对张之洞“创办炼铁局一事”，他“反复熟筹”，认为“造端宏大，命意深远，关心时局者，莫不拭目以待其成”，只是“事有至难，所当搏以全力，济以坚贞，负重济远，乃克有效”[7]339-340。他提出了“至难”之所在如下。

(一)购买之难

购买之难其一是选铁矿：“设局之先，首在觅矿。虽有佳矿，若离局略远，则搬运难而经费巨，故局必与矿相亲附。矿质不同，有宜生铁者，有宜熟铁者，有宜钢者。同名曰钢，有宜此器，不宜彼器者。制炼之法既殊，炉鞲即随之而异，故必察矿性以定机器。”其二是煤质：“熔铁所需，莫要于煤。苟有矿而无炭，则取材远地，道远则费重，费重则物贵，故炭必与矿相维系。炭质亦不同，有坚牢者，有柔脆者。遵宪往视英国矿局，见其炉或高至十二三丈，或低至四五丈。询其何故，则谓聚炭于炉，欲使火力内蕴，余威可以上烘，则炉愈高而炭愈省。然炭有美恶，其坚强者能积累数层以抵压力，若糜碎者则一经化灰，受铁压抑，或如蒸饼，或如积糟，或如烂泥，上下壅阏，气不相通，而铁不能化矣。故必审炭质以定炉式。”铁矿与煤质对厂址选择至关重要，因此，“西国各厂，类皆为得巨矿与炭之质，一再试验，俾精于化学者，评其性情，考其等第，而后谋设局之地，造器之模，参考成法，变通尽利，择善而为之”。而我国炼铁局“本设粤地，迁移于楚，既未知矿与炭何如，遽纷纷然购备诸器，而经理其事者，于造炉则酌度于不高不卑之间，于炼钢则调停为可彼可此之用，如不合宜，则糜费既多，收效转寡”[7]340。西方特别是英国的见识与阅历使黄遵宪认识到购买炼炉与铁、煤的关联，故而强调慎重。

(二)运送之难

运送之难，一是由于炼铁设备乃庞然大物。黄遵宪“前在日本，继在金山，如铸钱、造纸、作酒、造炮各局皆尝纵观，究未有如炼铁机器之壮观者。其为用也，有剖者，有持者……其为形也，有立者，有偃者……或庞然而大，或隆然而高，或岸然而长，重或二十余吨，厚至十余尺，槎牙纠蔓，缭曲散漫，奇形诡状，不能悉名。以泰西诸国道途之平坦，车栈之巨伟，器具之灵警，加以起重之机，拆卸之法，而其设局必观于水，必谋于野，而后便于运输，盖舟车之所不能胜，人力所不能为，有运行于数万里之海中，而不升转输于百余步之陆地者”。有鉴于此，之前购买起重设备时，黄遵宪曾电询张之洞，“未得复，星使以为可缓。而遵宪询之船厂，以谓有廿余吨之镦，非得起重机万不能运。尔时星使既住比利时，而船将展轮，并于函中先行叙明，而不虞其力之不足，仍至颠覆也”[7]340。

设备庞大使得黄遵宪对运往武汉顾虑重重，他说：“武昌街之窄狭，店户之稠密，随处窒碍，则虑其能至岸而不能入厂也。江流之迅急，水势之无定，一遇水落，则重舟不能入港，又虑其能达上海不能达汉口也。至于驳船之不能任重，工役之不能娴习，又其小也。”此前，“第二次船行，搬运各货，凡十四日乃毕。遵宪谓在英十四日，在中国必须一月，曾力请星使必与船厂定明展限，方可免逾时之罚。而马格里谓虽有此章，偶尔违限亦未必遂罚，竟不与言”[7]340-341。于此可知，黄遵宪对运送之难有充分的考虑。

(三)架造之难

架造之难首先在于选址，及建造辅助设施。“建厂之先，首须择地。地必近水，所以利运济也。土必实址，所以防倾倒也。多开沟渠，所以淘汰也。多布轨道，所以便迁徙也。其他梁柱之属，砖瓦之类，多日铁所以期坚，耐避焦热也。又不必尽用，所以防烘蒸也。盖一经开工，雷轰电击之声，风驰雨骤之势，其震荡之威，足以排墙裂柱，非万分巩固不足以御之。凡机器之方圆长短，缓急先后，位置所宜，推列有法，必审其器以画其地，即因其地而绘为图”[7]341。

架造之难其次在于架造之人。“今屋图既绘，尚不难按图而索。然一切机器为华人耳目之所未经，见之而不能名，名之而不知其用，势不能不借资于二三西匠以为之倡率。然奔走者多，指挥者少，语言不达，事事烦难。欲多募西匠，则为费太巨；欲选派华匠学习于西人，则需时过久。西匠之高手，颇有有学问有家业之人，即下等亦多识字、目染耳濡熟习于机器者，多知其用。而华人之为工匠者，类皆愚蠢粗拙，以力谋食者，寻常人巧既不能精，骤语以机器精微，则相视瞠目而不能发一语。虽华人聪明不逊西人，数年之后亦不难心知其意，而创辩[办]之初，仓猝召募，若驱乌合之众以从事战争，惴惴然惟败绩是惧。又况延订之西匠，或技巧不精，或鲁莽从事，一不合宜，则将凿容枘，以栈为楹，黄金虚掷，诸事瓦裂”[7]341。现代化的推进前提是要有现代化的人，黄遵宪在这里道出了问题的核心。

(四)制造之难

制造之难其一在于要对应于所造之物。“创办之初，欲造铁轨。然机器之巨，事件之繁，势难移造于矿铁最富之区。西人之造铁轨，以行汽车，即因汽车以运铁轨，盖亦积累而后成功，相因而后成事，非易易也。今所购炼钢之炉有二：西人谓贝色麻钢质厚而力坚，于任重宜，故宜造车轨(无论炼熟铁、炼钢，必以熔生铁为根。今所定炉日熔生铁一百吨而已，不能造钢轨二百吨也)西门士马丁钢质韧而力均，于耐久宜，故宜造船甲。(英国有一船厂，每船成，必经试验，记之于簿。业保险者视其簿以定价。其章程有云：凡造船用具色麻铜，不得保险。盖因其力不均称，时有瑕疵，易于藃裂也。)今矿质未知何如，铁路尚悬而无着，必先商榷应造之物”[7]341-342。

制造之难其二在于制订保护民族工业的税收政策。“通年以来，洋货盛行，大而圆条方板以制巨器者，无论矣，乃至剃发之刀、缝衣之针、嵌物之钉，亦日增月盛，以其制精而价廉也。既开此局，诚宜一切仿造，以保商务而夺利权。然造端之始，必不能与已成之局絜长而较短。美国论经济者，凡本国创造之物，必设为保护之法。如一千八百十四五年美国甫造铁板，则重课英国铁板，至课税之数，浮于物价。盖外来之物骤贵，自造之货乃可畅销也。西人名曰保护税。今中国收税，无本国自主之权，有彼此互订之则，且往往有自造之货流通于内地，而课以进口关税者。外产内侵，难筹抵制”[7]342。这里，无论是应造之物，还是税收政策，黄遵宪强调应未雨绸缪。

(五)办事之难

黄遵宪首先道出了众心不一所导致的创业艰难：“既非一朝一夕之功，又非一乎一足之烈，自宜同心合力，庶克有成。而中国大吏，习染既深，成见难化。有因其议非己出，而不欲附和者；有因其事不干己，而自愿旁观者；有诧为耳目所未经，不知所以措手者；有非其思议之所及，不知所以图效者；有因其经费难筹，不知所以为继者。枢府诸公，本无定见，因一人之奏议而行，或因一人之奏议而罢，中外各局，或作或辍者数矣。”接着他举例说：“福州船局，左帅苦心经营，而吴仲宣诋为无成，凡百掣肘。吴淞铁路，群知其利矣，而沈文肃以二十万金购之，卒令毁坏，弃之无用。名臣尚尔，况其他乎？”最后落脚到对张之洞所设炼铁局成败的担心：“今既创此局，香帅始终其事，吾知其必成。假令香帅移督两江，或入参大政，继其任者，苟无同心，恐不难亏于一篑，弃之如泥沙也。既有成议，既有端绪，而承其后者既经订购，不过按期收货，如期给金，即有添购之器、改造之件，亦不过一稽核之烦，商订之劳，以图多一事不如省一事之便，则谓他日或至无用，亦非过虑、非激论也。”黄遵宪还强调：“办事之难，为中国通弊，而此事则尤甚者也。”[7]342显然，稳定的政治环境是实业发展的保障条件。

黄遵宪罗举上述五难，“并非惮其难而欲中止也”，“今成事不必说，惟随时弥缝，随时补救已耳。而后此数难，正赖诸君竭力经营，苦心筹划，以期有济，此区区之心也”。“炼铁一局，尤今之急务。西人以上古为金银世界，近今为铁世界，盖以万物万事无一不需此也。以中国之大，若直隶，若山西，若安徽，若福州，若粤东、西，即分设十数局犹不为多。然今日创设之初，万一无效，则他日指为前车之鉴，将裹足而不前，缄口而不敢议。故遵宪谓此一局，关系于亿万众之脂膏、数十年之国脉，至远且大”[7]342-343。

识见良多、阅历丰富的黄遵宪，洞悉实业创办的艰难，正如勇敢不等同于卤莽，慎重也不等同于保守。晚清愈趋清末愈趋于非理性，急躁冒进之风颇盛，黄遵宪的主张见解，是激越声中的冷静者，充满了理性色彩与光辉。

以上笔者从外交为经济服务、循序兴工两个方面分析了黄遵宪的经济思想，除此之外，他还主张学习西方的税制以改良政府财政，他说：“吾国租税最为奇待，与万国不同。凡房室政府皆不收租。敝国若以欧罗巴之法治之，利权皆操于上，则政府之富甲于五大部洲矣。”[7]751黄遵宪十分重视税收，认为税收可制约外贸逆差。他说：“税之多寡，于国关系不重。惟输出之金银多于输入，则民生窘而国计危矣：财为生人养命之源，拱手而致之他人，民贫而乱作矣。日本通十数年，输出金银至于十二千万之多，朝野上下，半不聊生，此税则由他人商定之害也。苟能重课进口货，则外货米源不多，即金银输出不多，何至于此。故税则自定之语，一乃全国安危之所系，不可以不谨也。”[7]812-813如此等等，在此就不赘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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