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上海经济研究》2012年9期，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2013年第1期转载

【内容提要】本文首次从发展地理学的角度，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重新验证了近代中国的经济增长，发现要素从流通领域向到生产领域扩散的轨迹，通过市场化与工业化的路径推动经济增长。这与市场主导学派的分工贸易、比较优势、市场机制的经验是一致的，与库兹涅茨定义的“经济增长”不同，在自由市场机制下，通过要素流动与制度创新，在内生技术进步不足的情况下，同样能形成一个显著且持续的经济增长。

【关 键 词】经济增长/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地理学

一、提出问题：重新寻找经济增长的证据

1.简约的回顾：促成经济增长的因素

为什么有些地方经济增长，有些类似的地方却没有，这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哪里？一般认为是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的增长或技术进步。

如果重新回顾一下古典经济学以来对于经济增长的论述，可以发现：亚当•斯密强调分工与专业化、绝对优势；李嘉图强调比较优势与自由贸易；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熊彼特强调创新；索洛等人则强调生产要素；贝克尔和舒尔茨强调教育与人力资本；罗默和卢卡斯强调内生性增长，特别是规模报酬递增的贡献，即内生性技术创新；诺斯等人强调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鲍默尔强调自由市场机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关键。

可以说，自然、资源、人力、社会资本等要素投入，以及制度创新(尤其是产权安排与市场机制)、技术创新都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些要素中，从经济历史演进的进程来看，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是否存在某种一般性的决定性因素或路径？

2.能够验证近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么？

在前近代中国社会，以个体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小生产，与商人资本运动所形成的区域大市场的大流通方式，组成了前近代中国的“小生产、大流通”的社会再生产方式。①进入近代以后，随着中国逐步融入世界市场，对外部市场的依存度提高，传统的均衡经济被打破，形成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形成新的社会补偿与再生产机制，逐步形成“大流通、大生产”的方式。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形成的显著经济增长的样本。

此外，近代中国处于全球化浪潮第一波，其中显著的特征是贸易壁垒小、更多受制于资源禀赋、产业与服务分工不明显、产业间的贸易值微小。由于近代中国基本处于现代经济增长的起点阶段，较少地受制于产业的细化、国际投资、政策环境等方面的影响，这种简约的经济环境，比较适合验证经济的增长。

3.为什么要选择从发展地理学的角度？

关于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估算，自刘大中、叶孔嘉以来，相关数据颇有分歧，主要源于对核算的估值不同。众所周知，我们在关注经济增长时，大多以“均质空间”作为逻辑前提，在经济地理学看来，这是难以理喻的。2009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特意选择从长时段关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理变迁及其含义，分析了要素集聚、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的关系。②

对于非常不平衡增长的大国经济来说，全国的平均值无法相对准确地反映地区经济增长的绩效。所以，首先需要寻找“空间差异”，考虑非均质空间上要素与经济活动的分布，从而获得区域性的经济增长图景。2008年马德斌选择近代上海与江浙地区，首次估算了区域GDP的增长，③并试图从制度方面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不过该文对区域内部的经济差异仍然视而不见。确实，很多经济要素的空间分布难以清晰化，但是，从发展地理学的视角看来，经济增长的过程也就是空间经济结构优化的过程，空间的优化与经济增长是同步的。所以，如果特定区域长时段经济增长缺乏准确、连续、有效的计量数据，可以通过观察与计算经济空间的优化过程，来有效地度量其经济增长。

4.如何从长江三角洲地区验证近代的经济增长？

本文重新考察近代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避开单纯计算1930年代GDP的静态数据(或者估算1910年前后的GDP数据，建立连续的剖面)，首次关注经济增长的地理特征，将区域经济增长的平均数，解析到各亚区，发掘不同地区近代经济增长的高低起伏，从生产与流通的环节上，从空间的角度，寻找近代经济增长特征、演进、绩效。

众所周知，市场开放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经济增长，因此，增长首先表现在流通环节，然后推进到生产领域。在流通领域，近代口岸开放所带来的商业革命，促进了商品与要素市场的发育，随着市场准入度的提高与交通成本的降低，提升了市场交易的效率，增强了区域的要素流动。在生产领域，通过外向化农业、乡村手工业、城市工业发展，提高了经济存量与再生产投入，增强了社会再生产的能力。本文通过观察近代长三角地区流通、生产两大领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动，寻找区域经济增长的源头。

二、市场化与流通空间——基于海关贸易数据的度量

按照库兹涅茨的总结，经济增长的表现特征有：产量增长率提高、增长的范围扩大、不平衡的增长、生产率提高、经济结构加速变革。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进程中，经济的增长首先映射到市场，促成市场的形态从初级向高级的演化。在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大约在1895年以后，传统的商品流通渠道逐渐改变，形成了一个以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为中心，从口岸到内地与农村的商业网。市场交易的扩大与商业资本的发展，城乡之间形成了工业制成品与农副产品的劳动分工体系，乡村被纳入到城市经济体系中，这就是近代的“商业革命”，并引发近代中国的“工业成长”。

以下基于口岸贸易数据，可以获得近代长三角地区的流通空间。

传统长三角地区的经济中心在苏州，至晚清末期，形成了以上海为龙头的有序的港口分工体系，宁波、镇江、南京、苏州、杭州等其他港口的国内外贸易大多要通过上海的转口来进行。晚清长三角地区各口岸城市的货物中转率④，基本上比较清晰地反映了这一流通大格局，据表1中选取的1900-1905年的数据，上海的中转率大约为60%左右，其他口岸都比较低，仅仅宁波与南京部分年份保持1-2%。

表1晚清时期长三角口岸商品中转国内外比例（%）

数据来源：茅家琦等：《旧中国海关史料》，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

此外，如果将晚清长三角地区各口岸城市之间的埠际贸易数据整理后，则可以发现贸易通道的强度与等级。表2计算了口岸城市之间的贸易通道与物流系数。

将表2的数据直观地反映到图1上，可以看出近代开埠以后，区域经济要素流动通道的改变，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上海-杭州、上海-宁波、上海-镇江、上海-芜湖为轴线的要素流动线路。由于晚清农业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区域内部的分割是广泛存在的常态，以城市间的点线轴联系为主，这些特征表明近代早期，长三角地区还处在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

及至民国时期，虽然口岸之间中转的绝对数量增加较多，但整体格局，与晚清相比变化仍然不是很显著，上海的货物中转率略有下降，大约仍在60%左右，其他城市都有所上升，其中以镇江、南京比较明显，由1%以下增加到2-5%(详细数据从略)。

表2 晚清长江三角洲地区联系通道的物流系数

注：第一、二、三、四、五级通道系数为12000-22000,2000-2600,100-150,21-100,0.2-5.

数据来源：茅家琦等：《旧中国海关史料》

图1 晚清时期（1900年）长三角地区开放口岸之间的联系

表3、图2采用1936年的埠际贸易数量，表达了长三角口岸之间联系通道与强度的变化，与图1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晚清到民国期间，长三角口岸间的物流量有所增长。就空间的联系通道而言，虽然主要的物流通道并没有显著的变化，但民国时期各口岸之间的回路联系增强，出现网络化联系的趋向，中心城市的要素集聚增强。这暗示着民国时期经济建设与地方产业的发展，地方化经济的显著增长，以及产业内贸易的增强(这一特征得到第三小节工业投资数据的支持)。这与近代上海从贸易中心演进为经济中心，在时间轨迹上是一致的。

众所周知，单纯的商业活动只能改变物质财富的空间配置，并不能创造出新的物质财富。布罗代尔把贸易区分为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低级形式，如集市、店铺、商贩等；另一种是高级形式，如交易会、交易所等。⑤低级形式的市场交易活动通常是与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相联系，只能成为生产活动与消费活动的一种中介，而不能改变该地区的要素稀缺性与基本资源禀赋。被布罗代尔称之为高级的市场贸易方式，超越了地方的界限而日益演变成为全球性的贸易行为，能改变该地区要素稀缺性与资源禀赋。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流通空间显示，区域商品与要素的流动已经促成了地方化经济与产业内贸易的形成，形成了中心城市的要素集聚与经济增长。

表3  1936年长江三角洲地区联系通道的物流系数

注：第一、二、三、四、五级通道系数为12000-27000,2600-4300,100-500,21-100,<21.

数据来源：韩启桐：中国埠际贸易统计，中国科学院，1951年

图2 民国时期（1936年）长三角地区开放口岸之间的联系

三、工业化与生产空间——基于工业投资记录的考察

口岸开放带动了沿海、沿江地区的外向化经济增长，口岸城市不仅是中国商业与交通最发达的地带，也是近代工业最集中的地带。⑥口岸城市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也诱导了资本与企业的集中，一些外国资本与民族资本开始在口岸城市建立近代工业，利用当地原料与劳动力生产工业制成品，就近销往内地。长三角地区与世界经济体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联系，推动了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加速了区域经济结构的变迁。

1895年之前，上海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口岸以及商业贸易中心，20世纪以后，上海迅速成长为中国以至远东的工业、商贸、金融和经济中心。⑦上海人口在1890年不到50万，1910年超过100万，1930年达到350万。1900年前后上海开始从贸易中心向工业中心转变，尤其是轻工业中心，1902-1911年的海关报告认为“近几年来上海的特征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以前它几乎只是一个贸易场所，现在它成为一个大的制造业中心”⑧。据第二小节所述可知，大约到20世纪上半叶，在国内埠际贸易中，随着外贸埠际转运比例的下降，上海外贸中心的影响力渐趋衰微，但工业中心地位兴起。⑨学界普遍认为到1920-1930年代，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的工业中心。⑩

马德斌也认为以往对近代中国GDP的估计忽略了工业增长的地域特征(11)，1930年前中国的工业与服务业增长不成比例地集中在上海，1933年上海的制造业产出占全国总产出的50%，上海的纱锭占全国的50-60-%，发电量占全国的50%。1931年上海吸收了外国在华投资(FDI)的34%，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的67%集中在上海，1896-1936年全国外贸的50%经过上海，1936年上海占有全国金融资产的47.8%(12)。徐新吾、黄汉民辑录的1933年价格的上海历年工业总产值，证实了上海工业的快速增长，1896-1936年间工业部门的年均增长率为8.7%，1912-1936年的年均增长为9.6%。(13)马德斌采用刘大中、叶孔嘉、巫宝三等的数据，估算了1933年江苏、浙江两省(包括上海)13个部门的国内净生产值，以及在全国的比重，发现江浙二省现代工业占有全国总产值的6.44%(全国的平均水平为2%)，1933年江浙两省现代工业与制造业(包括传统形式的手工业)的净生产值比率为0.34%(全国的平均水平为0.24%)。确实，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的经济结构，已经明显有别于传统的农业经济。

如果能够进一步揭示工业生产的空间分布，就可以推进马德斌的工作，并能对其中混沌之处给予解释。图3展示了1933年江浙两省长三角地区各市县工业企业的分布状况，图中所标示的工厂并不局限于使用动力的现代工厂，有些市县如绍兴、吴兴县等工业企业虽然很多，但大部分工厂为丝绸业小作坊，资本额较低，平均人数较少。大机器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市、无锡县、杭县、南通县、南京市，这五个地区的工厂资本额占长三角工厂资本总额的85.61%，工人数的75.98%。如图3所示，资本总额较多的市县大都分布在沿江-沪宁-沪杭-杭甬沿线，而以沿江与沪宁沿线更为显著。

江苏的近代工业主要集中于南京至上海的长江沿岸地区，分布在以沪宁铁路为中轴的长江南岸至太湖流域东北部的狭长地带，尤其是苏州(吴县)、无锡、常州(武进)、镇江、南京。这一经济走廊，不仅是江苏，也是全国棉纺织业、丝绸业、粮食加工业及机器制造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它集中了江苏全省工业投资额的75%，全省工业总产值的79%。(14)此外，江苏近代工业较为集中的另一地区，是以南通为中心，北自扬州，南至启东、海门、崇明一带的长江北岸区域。南通主要以棉纺织工业为主，占江苏全省棉纺织工业总产值的36%，面粉工业也能占有总产值的8.9%。简而言之，江苏省内的近代工业分布也是非常不均衡的，除了以上两个地带以外，全省其他地区的工业则极为薄弱，投资额只占全省的2%，产值只占全省的3%。(15)

相对于江苏板块，近代浙江板块的工业相对不甚发达，仅仅杭县、鄞县等少数市县近代工业较为集中，其他大部分地区则比较弱。同样，近代安徽东部的工业也薄弱，1907年芜湖工业资本仅91万元，至1932年共有24家近代机器工厂(资本235万元，产值347万元)。

图3 1933年长三角地区工业规模分布

从人口的密度来看，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高密度的城市分别是上海、杭州、南京、无锡，以及沪宁走廊是人口密集分布带。从工业投资的地区分布来看，现代工业主要集中在沪宁铁路沿线地带，尤其是上海、无锡。从要素流动的层面，这也就解释近代经济史学者比较困惑的特殊现象：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内部，为什么近代的江苏板块与沪宁通道的经济增长，比浙江板块与沪杭通道要明显快速？

如上所讨论的那样，近代企业绝大部分建立在通商口岸或靠近通商口岸的地方，其中以上海为最多。除了矿场外，规模较大的工厂(如机器造船厂与纺纱厂，水、电、煤气工业和烟草工业)，都集中在上海与少数几个通商口岸。上海等通商口岸提供了举办大工业所必需的现代金融、交通、动力、技术、信息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形成集聚效应。此外，由于租界享有各项特权，尤其是产权保护，为经济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无论是外资企业，还是本国资本的近代企业，绝大部分集中在通商口岸地区，便于利用机器、熟练工人、资本等要素。此外，口岸是国内外市场的总汇，各类企业集聚之地，便于在产业的上下游联系中获得增长机会，例如附属于口岸的航运业需求，促成了船舶修造与机器修理厂的发展；进出口贸易的扩展，促成了仓库、报关、保险业的发展。所以，现代工业，尤其是规模较大的工业，通过在口岸城市的集中，获得聚集经济所带来的报酬递增效应。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经济要素迅速流动集中到城镇，资本、消费者、工人的集中迅速带来了生产优势，运输成本又限制了利益外溢。人口的集中有助于更好地保持城市地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农村地区居民与人口涌入城镇，减少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同时降低了农村劳动力市场工人之间的竞争，劳动力节约型的技术进步解放了劳动力，促进向城市移民，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上海从其他地区吸引了劳动力进入，同时，上海的资本与企业家反过来流向长江三角洲的其他地区，最显著的例子是无锡成为“小上海”，在1930年代成为中国第5大工业城市。无锡的企业资本很大程度上来自上海，南通的情况也比较类似。

随着区域分工的深化，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专业化倾向强化，同时，区域间竞争的加剧也促成了区域之间相互依赖的加深。按照产业经济学的原理，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必然要带来产业的“梯度转移”，实现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渐从沿海向内陆辐射，形成区域经济发展合作。通过合作可以冲破要素区际流动的障碍，促进要素向最优区位流动，使得区域资源配置优化。在上海、青岛、武汉、天津、无锡和南通6大纺织工业城市中，1913年上海的纱锭数名列第一，南通第三，无锡第四(1936年无锡上升为第三，南通第四)(16)，从生产空间的变化来看，也发现了近代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进程中，中心与边缘的集聚扩散效应。

四、总结性评论：近代中国的经济增长

本文首次从发展地理学的角度，重新验证了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发现在近代时期，经济增长是从流通领域萌生，然后扩散到生产领域，通过要素流动与效率的提升，以及商业资本的积累促成经济起飞。这与斯密等市场主导学派的分工贸易、比较优势、自由市场机制的经验是一致的，或许，近代开放贸易与市场发育是经济增长的内在源泉。与库兹涅茨定义的“经济增长”不同，在自由市场机制下，通过资本积累、要素投入、制度创新，在内生性技术进步不足的情况下，同样可以形成一个显著的经济增长。以下将相对详细地给予阐述：

1.近代经济增长的路径

农业依赖土地且缺乏规模经济，因而形成了分散的点状空间经济形态，在近代早期，人口主要分散在农村，即使区域最大城市(例如苏州)的规模也比较有限，城市居住区一般是城市城墙之内的街坊，这类城市一般毗邻交通要道(例如苏州在大运河沿岸)，本身所生产的产品比较少，主要提供剩余农产品的交换，即“小生产、大流通”的形态。

近代商业发展起来后，快速增长的对外贸易带动了城乡的产业分工、要素的流动与效率的提升，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与经济的增长，改变了经济增长的空间均衡。以进出口贸易带动的市场化，主要受益地区是上海等口岸城市及其毗邻地区，例如沪宁、沪杭沿线地带，江浙的边缘地区所获得回报相对较少。只有比较多地参与国际分工，且能在分工中不断提高效率的产业或地区，才能够有效地提高产量与生产率，获得更多的比较收益与边际收益。

随着近代工业发展起来后，经济增长对土地的依赖性相对下降，规模经济与空间集聚形成，加剧了经济增长的空间不平衡。同时，伴随着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在国际或区际贸易的推动下，经济活动将会高度集中在贸易成本最低的区域，比如沿海、沿江、交通线两侧或国家、区域的边界地区。

通过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生产与流通空间所展示的图景，可以还原近代中国市场化与工业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路径。

2.近代经济增长的源泉

为什么在近代中国，首次形成显著的经济增长？

随着世界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世界市场对于区域发展的影响超过国内市场，近代中国市场潜力的提高归功于贸易的迅速增长，近代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即肇始于此。通过参与世界贸易与分工，改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同时通过对外交流获取知识、资源、资本(内陆地区通过口岸获取)，并形成了区域之间的激励、学习机制。这一过程推动了区域城乡之间的产业演进，打破了前近代小农经济下的均衡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自由市场机制的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库兹涅茨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参与世界市场的分工，实现了经济产量的显著提升，市场流通所形成的早期资本积累，以及国内外的资本投入，在技术进步显著不足的情况下，却实现了显著的、持续的经济增长。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本文对近代长三角地区生产与流通空间的解析中，发现了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路径：市镇(成为小区域产品中心)——中等城市(成为地方化经济中心)——大城市(成为创新、服务中心)。近代市场塑造了城镇网络，促成了早期资本在市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的积累，随着市场交易效率的提高，更多的要素被卷入，市镇提供初始的自然资源，中等城市进行初步的手工作坊式加工，大城市进行技术创新与交易服务，利用比较优势参与世界市场。通过大城市的经济集聚优势，尤其是租界城市相对完善的制度保障、信息与标准，与中小城市的廉价资源、人力相配合，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齿轮、传送带，形成近代中国长三角地区显著持续的经济增长。1978年以来，重启了晚清参与世界经济的进程，在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下，尤其是自浦东开放以来，实现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更高速的经济增长，也造就了近三十年的显著成绩。

注释：

①张忠民：《小生产、大流通——前近代中国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模式》，《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②世界银行：《世界银行报告：重塑经济地理》(World Bank：World Bank Report，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华盛顿2009年版。

③显示出1933年长三角地区人均GDP大约比全国人均高出60%，比日据朝鲜、满洲(中国东北)高出40%～50%，仅次于日据中国台湾与日本本土。Ma Debin: Economic Growth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of China in 1911～1937：A Quantitativ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2008，68：355—392。

④货物中转率的计算方式为：中转率=(洋货复往外洋及香港+洋货复往通商口岸+土货复往外洋及香港+土货复往通商口岸)/进出口总值×100%。

⑤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7页。

⑥吴松弟：《市的兴起与近代中国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云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5期。

⑦张忠民：《近代上海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和确立》，《上海经济研究》1996年第10期。

⑧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159页。

⑨唐巧天：《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研究(1864～1930)》(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6年，第114—115页。

⑩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11)Ma Debin: Economic Growth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of China in 1911～1937: A Quantitativ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08，68：355—392.

(12)熊月之：《上海通史》(卷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1页；张仲礼主编：《中国现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页。

(13)徐新吾、黄汉民：《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342页。

(14)占有全省轻工业三大行业中，棉纺业总产值的64%、缫丝业总产值的100%、面粉业总产值的71.5%。

(15)林刚、唐文起：《1927～1937年江苏机器工业的特征及其运行概况》，《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

(16)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