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

【内容提要】 晚明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重大变迁；同时，世界经济也正处于融为一体的进程中。明初，白银并非合法货币，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变化，白银货币化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初步奠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市场经济萌发并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扩展，不仅拉动了外银流入，而且使中国由此主动走向了世界。事实并非如既往所认识的，是西方东来导致了中国被动地与世界衔接起来。从时间和动因上看，中国的社会需求曾直接影响了日本和美洲银矿的开发，中国积极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并为整体世界的出现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当世界逐渐形成一个整体世界之时，世界经济体系不是西方创造出来的，而是世界各国共同创造的。

China was faced with great change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hen the world economy was going towards oneness. Silver as currency produced great demands and thus foreign silver came into China. China went to the world in an active way, to the contrary. China's demands of silver led to the mining of Japan and Americas. It may be said that China devoted its unique contributions to the primary establishment of world economy, which was not created by the West but by all countries.

【日期】2004-02-18

【关 键 词】白银/货币化/明代/世界/新视角silver/currency/the Ming dynasty/world/new perspective

在明王朝统治中国的二百七十六年间，白银经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明初，白银并不是合法货币，明朝禁用金银交易。据《明会典》所载，明朝典章制度中只有“钞法”、“钱法”，根本没有“银法”。但是，到了明后期，白银通行于全社会，占据了货币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一个客观的事实。迄今为止，对于白银所发生的这一巨大变化，中外学术界均以《明史》中正统初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为根据，以为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结果。然而，《明史》的高度概括是有问题的。笔者通过对明初至成化年间徽州地区土地买卖交易中427件契约使用通货情况的分析，发现了明代白银不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明代白银的货币化是自民间开始，到成（化）、弘（治）以后才为官方认可、自上而下地展开[1]。其中，最重要的展开方式是赋役折银。以成化、弘治为界，白银从官方非法货币向事实上的合法货币过渡，白银货币化在整个社会全面铺开。随着白银货币化步伐的加快，白银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得市场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的形成、市镇的兴起，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据。它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制度的变迁，同时也引发了社会整体的变迁。到了嘉靖年间，这一货币化过程基本完成，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白银需求，从而推动了中国走向世界。

　　　　一、白银货币化与中国走向世界

一般来说，交换的基本推动力是供求关系，供求关系是交换的产物。以交换为媒介，一边是消费，一边是生产。法国学者布罗代尔说：“贵金属将显示出经济生活逐级上升的趋势。”[2]（P192）虽然明代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但由于赋役折银，使白银在货币领域极大地扩展，逐渐成为了流通领域中的主币。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明孝宗即位后，丘浚上《大学衍义补》，其中对货币问题的专门论述，反映了当时人对货币现实的思考，折射出的是民间白银货币化的现实。丘浚提出，“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币，而一准上币以权之焉……宝钞、铜钱通行上下，而一权之以银[3]（《铜楮之币》下）。这说明，由于他看到了“朝野率皆用银”的趋势，故主张以银为上币，以银作为价值尺度，建立银本位制。这是符合当时货币流通现实的。其时，白银货币化在社会内部的膨胀，已促使国内出现了海外贸易和移民的热潮，使得货币和财产进一步活跃起来，唤起了人们新的更多的货币需求。长途贸易使国内统一市场逐步形成，并与海外市场连接起来，在这一点上，白银货币需求量的增加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白银功能的扩大和流通的要求，社会对于白银的需求量也日益增长。在这种态势下，白银供给方面又如何呢？除了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社会原有白银储藏之外，白银的来源不外有二，一是国内的白银矿藏资源，一是海外贸易通过商品交换而得的外来资源。我们首先看一下国内矿产资源方面。

明朝从开采银矿方面得到的收入，可以从《明实录》中找到比较完整的记录。自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至正德十五年（1520年），除了个别年度以外，《明实录》中均载有每年的银课收入。虽然自成化二十三年到正德十五年的记录是将银课和金课合计的，但由于金课数量很少，只有几十两，所以银课是主要的。在全汉升研究列表的基础上，为了分析方便，笔者试将所知各朝银课综合列表于下[4]（P602—610）：各朝　　　　银课收入(两)

太祖朝　　　 75070

太宗朝　　　 4934898

仁宗朝　　　 212864

宣宗朝　　　 2308058

英宗朝　　　 930833

宪宗朝　　　 1424020

孝宗朝　　　 983312

武宗朝　　　 526720

总计:11395775

由上表中可以看出，明太祖朝银课并不多，这主要缘于当时治国方针是厉行节俭，不事奢侈，没有大力开采，所以征课也较少；而明太宗朝与宣宗朝则是明朝银课收入最多的时期，宣德九年（1434年）达327608两，是永乐元年（1403年）80185两的4倍多，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29830余两的11倍稍低些。但值得注意的是，银课数字并非是直线上升的，而是有升有降的。明英宗朝以后，银课收入明显减少；明宪宗朝有所上升；自孝宗至武宗朝，又呈完全下降的趋势。这是从总体上而言的。如果具体来说，如弘治二年（1489年），银数是宣德十年（1435年）以后最高的，但也不及宣德九年的一半。

据此可知，明朝每年平均的银课收入，大约在10万两左右；进入明后期，实际上已不足10万两。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应该考虑进去，那就是实际银课征收中的陪纳现象。根据陆容的《菽园杂记》记载，浙江银课在洪武年间是岁办2870余两，到永乐时增至77550余两，为洪武年间的27倍多；宣德时再增至87580余两，即又增加了1万两。可是后来据镇守太监李德和兵部尚书孙原真上奏，实办银为25790余两，陪纳为61780余两。于是，正统年间缩减为38930余两，实际上这个数字也难达到；到了弘治二年，只办10841两[5]（卷11）。这说明，征课数字高，并不等于开采量高；征课数字激增，实际开采量并没有激增，而是陪纳增多了。

明朝时的银矿，分布于湖广、贵州、河南、陕西、山东、北直隶、浙江、福建、四川、云南等多处，具体情况如宋应星所云：

凡银中国所出，浙江、福建，旧有矿场，国初或采或闭。江西饶、信、瑞三郡，有坑从未开。湖广则出辰州。贵州则出铜仁。河南则宜阳赵保山、永宁秋树坡、卢氏则高嘴儿、嵩县马槽山，与四川会川密勒山、甘肃大黄山等，皆称美矿。其他难以枚举。然生气有限，每逢开采数不足，则括派以赔偿。法不严则窃争而酿乱，故禁戒不得不苛。燕、齐诸道则地气寒，二石骨薄，不产金银。然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故开矿煎银，唯滇中可永行也。凡云南银矿，楚雄、永昌、大理为最盛，曲靖、姚安次之，镇沅又次之[6]（《五金·银》）。

各矿时开时闭，没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开采，且开采数额不足时，就括派赔补。明孝宗朝已见云南银矿中四个矿场矿脉久绝、不得已岁征银皆出自矿夫口粮陪纳的记载[7]（弘治十三年十一月壬戌）。由此可知，《明实录》中所载的银课数字，也并非就是实际矿产量的征收额。明中后期，云南银矿已经成为最重要的银矿，但在弘治十五年（1502年）时，明朝曾“令云南每年该征差发银八千八百九两五分，定为常例。自弘治十六年为始，每年折买金一千两……并余剩银两一同解部，转送承运库交纳”[8]（《户部·金银矿课》），即云南的银课已有部分折为金，送交承运库；并且这部分银两成为云南的年例金保存了下去。弘治十七年（1504年），云南的银课达到了31900余两[7]（弘治十七年十一月丁亥），这也是明朝在那一年全部银课的数额。因此，对云南银矿的开采数额也不能做过高的估计。

明世宗即位后，也就是自嘉靖年间开始，《明实录》终止了对每年银课额的记载。于是，晚明银课的数字便没有了完整的记录。王士性曾记万历八年（1580年）云南银课5万～6万两[9]（《方舆崖略》）。以宋应星所云，占有全国银产量之半的云南银课尚且如此，那么，全国银课在最多时每年也不过10万两或12万两，是可以推知的。这样的银课数字，表明了国内银矿开采的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国家和社会对白银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关于这一点，还可以由太仓银库的银出入量得到印证。

关于太仓银库的银出入量，全汉升和李龙华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笔者将嘉靖至万历初年太仓银岁出入数相互对照列表于下，以期藉此得到更加清晰的认识（注：根据全汉升、李龙华《明中叶后太仓岁入银两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5卷1期）第一表、《明中叶后太仓岁出银两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6卷1期）第二表制作而成。资料来源：《明实录》、《万历会计录》、《皇明世法录》、《明经世文编》。）：年代　　　　　　　　　　　　太仓银库岁入银（两）　　太仓银库岁出银（两）

嘉靖七年(1528)年　　　　　　 1300000　　　　　　　 2410000(+)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及以前　　2000000　　　　　　　(约)3470000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　　　　　2125355　　　　　　　4122727

嘉靖三十年(1551年)　　　　　　2000000(+)　　　 5950000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　　　　　2000000(+)　　　 5310000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　　　　　2000000(+)　　　 5790000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　　　　　2000000(+)　　　 4550000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　　　　　2000000(+)　　　 4290000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　　　　　2000000(+)　　　 3360000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　　　　　2000000(+)　　　 3020000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　　　　　2200000(+)　　　 3400000(+)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　　　　　2470000(+)　　　 3630000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　　　　　2200000(+)　　　 3700000

隆庆元年(1567年)　　　　　　　2014200(+)　　　 5530000(+)

隆庆二年(1568年)　　　　　　　2300000(+)　　　 4400000

隆庆三年(1569年)　　　　　　　2300000(+)　　　 3790000

隆庆四年(1570年)　　　　　　　2300000(+)　　　 3800000(+)

隆庆五年(1571年)　　　　　　　3100000(+)　　　 3200000(+)

隆庆六年(1572年)十二月　　　　 2837104(+)　　　　　 2819153(+)

至万历元(1573年)十一月　　

万历五年(1577年)　　　　　　　 4359400(+)　　　　　 3494200(+)

万历六年(1578年)　　　　　　　 3559800(+)　　　　　 3888400(+)

约万历九年(1581年)　　　　　　 3704281(+)　　　　　　4424730(+)

由上表可以看出，嘉靖以后，明朝太仓银库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中，这反映了明朝财政的拮据。这种状态在隆庆五年（1571年）有了根本的转变，出与入的数字于此年交合，因此值得特别注意。而这一年，恰恰是美洲白银大量输出开始的一年。是巧合，还是非巧合？下文还要谈到。

嘉（靖）隆（庆）之际，是钱与银的最后较量达到白炽化的时期。嘉靖年间，白银货币化基本上趋于完成，白银在社会现实中已经占据主币的地位。由于货币是控制社会经济的重要手段，垄断货币，可以取得财政利益，因此，历朝历代都将铸钱作为重要的“利权所在”，对铸币权加以垄断。明朝也何尝不想通过铸币来得到“利权”呢？但是，实际上直至此时，明朝一直不能掌握这一“利权”。于是，何良俊提出，两京、十三省以及六盐运司都开局铸钱：“一局每日铸钱三万，易银得五十两，则终岁可得银一万八千两。总计二十一局，每岁几有五十余万矣。”[11]（卷204）这里讲得非常清楚，铸钱的实际目的就在于得银。明朝财政已经走上货币化，也就是白银化的轨道。嘉靖初年，进行了钱法改革，铸“嘉靖通宝”，并规定只准使用好钱[8]（《户部·库藏·钱法》）。但是，事实却与统治者的愿望相背，造成了钱制的紊乱，也给市场带来严重干扰，导致“各闭钱市”的结果[11]（嘉靖十五年九月甲子），但这丝毫未能改变白银货币化的主流趋势。在这种情况下，高拱上疏言：“臣愿陛下特降圣旨，行钱只听从民便，不许再为多议，徒乱小民耳目。如此则人心自定。人心既定，钱法自通，而买卖可行，斯各得以为朝夕矣。”[10]（卷301）这是听任市场调节流通货币的主张。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铸钱1900万贯，每贯5000文，工部铸十分之六，南工部铸十分之四。令“黄铜照例行户部买办”，以供铸钱之用。可见，铸钱的工本费也是用银子来支付的。以上铸造，共需用工料银3282万多两白银，而户部太仓库只贮有153万多两银，供给京师、戍边尚嫌不足。由于一时无法筹措出这么多的银子，只能改为每年陆续铸造[11]（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乙亥）。因为即使是铸钱，其原料在民间，也要用银来购买，需要听从市场价格的摆布。另一例子更可说明这一问题。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兵科给事中殷正茂上言，鉴于财用不足，惟有铸钱“可助国计”，但是两京所铸钱用铜价格太高，“得不偿费”[11]（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戊寅）。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明朝铸钱行不通，因为它最终还是要有银子才行。工料、物料都要以交换价值计算，这是白银货币化的结果，是白银在货币流通领域占有压倒优势后造成的。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私铸盛行，钱法阻滞，大学士徐阶上疏言铸钱五大害处：

户、工二部每年以二万八千两有用之银，投诸无用之地，一也；中奸猾之计，开私铸之门，二也；朝廷以此钱赏中外之人，彼受赏者得钱无用，不蒙皇上之恩，三也；官府以此钱给与民商，彼领受者有亏抑之怨，四也；局中作弊之人，坐享其利，而朝廷之钱法，因之阻滞，禁治之令，因之不行，亏损国体，五也[10]（卷244）。

他的着眼点首先就是不能将有用之银投于无用之地。

隆庆元年（1567年），皇帝颁令：“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者，止许用钱。”[8]（《户部·库藏·钱法》）由于明朝并无银法，翻检《大明会典》，散在各卷中的仅见“折银”的记载，所以这条法令的颁行，虽然其本意是朝廷对白银在流通领域的普遍行使采取的限制法令，但它却是明朝在白银货币化客观现实下明确“银钱兼使”的法令，非常重要。其重要性就在于，是明朝首次以法权形式肯定了白银是合法货币。不仅如此，它还可以说是用法权形式把白银作为主币的货币形态固定了下来。因此，也可视做明朝建立银本位货币体系的证明。

值得注意的是，颁布这一法令，正是在银荒的背景下出台的。白银的巨大需求造成了求大于供的局面出现，形成了银贵物贱，确切的说，发生了银荒。这一年年底，户部尚书马森奏称：太仓现存银1304652两，而岁支官俸银为1350000多两[12]（隆庆元年十二月戊戌）。这种入不敷出的状况，于隆庆初年的许多奏疏中清晰可见。谭纶上疏指出：“夫天地间惟布帛菽粟为能年年生之，乃以其银之少而贵也，致使天下之农夫织女终岁勤动，弗获少休，每当催科竣急之时，以数石之粟、数匹之帛不能易一金。彼一农之耕，一岁能得粟几石？一女之织，一岁能得帛几匹？而其贱如此，求其无贫不可得也。民既贫矣，则逋负必多，逋负多矣，则府库必竭，乃必至之理也”，他提出了“重布帛菽粟而贱银”之说[10]（卷332）。靳学颜则明确说，“今天下之民愁居慑处，不胜其束湿之惨；司计者日夜忧烦，惶惶以匮乏为虑者，岂布帛五谷不足之谓哉？谓银两不足耳”。他以为，“夫银者，寒之不可衣，饥之不可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不过贸迁以通衣食之用尔”。疏中反映当时社会流通中状况实际上已是“用银而废钱”，“天下用钱者，曾不什一”，而朝廷久不铸钱，于是，“钱益废而银益独行”，造成“银贵则货益贱，而折色之办益难”的局面[10]（卷299）。至此，无论是朝廷法令，还是大臣奏疏，都反映了一个极明显的事实——银荒的出现。

伴随着白银货币化，明朝无可奈何地认可了银本位货币体系的建立。此时，一方面出现了国家财政上银库的入不敷出；另一方面，社会上从皇族到平民都有对于白银的需求，日益增加的全社会的商业性行为正说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无论从国计还是民生的角度，都存在着对白银的大量需求。巨大的白银需求引起供给的紧张是可以想象的。交换的根本推动力来自供求关系，在国内白银开采和供应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在货币需求的强烈刺激下，人们将寻求的视野投向海外是很正常的。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货币需求促使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兴起，以及明朝海外政策从政治层面向经济层面转换。因此，隆庆初年，明朝不仅以法权形式确立了白银的主币地位，而且相应的重要举措还有在福建漳州的开海和在广东澳门的开港，也即对澳门政策的确立。关于这一问题，这里限于篇幅，不再展开。笔者只想强调的是，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或者说基本奠定，使中国产生了对于白银的巨大需求，当白银的海外来源无疑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白银的重要来源时，中国市场的极大扩展、超出国界、走向世界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了。

　　　　二、白银货币化与日本、美洲银矿的开发

明代后期，中国社会有对白银的巨大需求，但国内矿产资源又明显不足，故从海外输入便成为白银的一个重要来源。而海外输入的白银主要有两个源头，一是日本，一是美洲。

第一，日本方面。这是中国外来白银最早的源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本出产的金银在16世纪中叶以前就有向外出口的记载，但那时是零散的、少量的。在与中国的朝贡贸易中，日本输出的货物主要是刀剑、扇子、屏风、硫磺等，并不以银为主[13]（《礼部·朝贡》）。这种情况的转变是自16世纪40年代开始的。当时，来自中国福建漳州、泉州的商船和来自广东、浙江的船只不断航行到日本九州。他们的主要目的，不再是以往贸易中的那些以物易物，而是以物易银。关于这一点，不仅在中国史料中有中国船只前往日本贸易的大量记载，而且在朝鲜李朝文献中也有确切的记录。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1544年有中国船只在海上遭遇风暴，漂流到朝鲜忠清道黄竹岛，朝鲜方面问及因何事到来，“答曰：‘以贸银事往日本，为风所漂而至此。’别无他言”[14]（卷22）。这说明，中国商人前往日本以得到白银为主要目的的贸易活动已经开始。有需求就有开发和供给，与此同时，日本银矿的开发生产，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例如，日本兵库县生野银矿，在1542年投资开采，产量不断增加；到16世纪末，向丰臣秀吉缴纳的银课，达到了一年1万公斤。又如，岛根县岩美银矿中仅一个矿坑，在16世纪末每年向德川家康缴纳的银课高达1.2万公斤；佐渡的银矿产量，据估计每年已经达到了6万～9万公斤之间[15]（P257、58）。日本学者小叶田淳是研究日本金银贸易史的专家，他认为，日本金银矿山开发在16世纪中叶出现激增；从那时开始，到17世纪前半期的一百年里，是明治以前日本金银产额最多的时代，金银在那个时代出现了大增产，其中以银的增产最为显著。1596—1643年的五十年间是最盛期，当时是日本的石见大森、但马生野、佐渡相川、羽后院内等银矿最繁荣的时期。他还指出，在16世纪后半叶日本的输出品中，白银据有独占的地位[16]。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白银的大量开采和出口，是在16世纪40年代以后，也就是晚明嘉靖年间。这时正是中国白银货币化加剧进行，对白银的需求急速扩大，国内开采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开始向海外寻求的时期。因此，日本银矿出产的突然急剧增长，应该说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在中国巨大需求的刺激下促发的。而日本对中国丝与丝织品的巨大需求，则构成了银产量激增的日本方面的原因。就这样，在供求关系的作用下，日本成为以中国为轴心的世界白银贸易中的重要一翼。

无独有偶，欧洲的葡萄牙人在同一时间段也加入到丝银贸易的行列中，于1543年首次到达日本。葡萄牙人是在被中国从广东驱逐后，又来到福建和浙江活动，然后随中国的海盗王直同船到达日本（注：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研究，引用日本文献《南浦文集·铁炮记》记载，天文十二年（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八月，有三名葡萄牙人漂流到种子岛，船上有明朝儒生名叫五峰的在内。五峰即王直，日本人称他为“五峰船主”。又据《大曲记》载，“道可（日本平户领主松浦隆信）是福气和武功都很大的人，有个名叫五峰的从大唐来到平户津，住在现在的印山邸址修建的中国式房屋。他利用了五峰，于是大唐商船来往不绝，甚至南蛮的黑船也开始驶来平户津。大唐和南蛮的珍品年年充斥，因而京都、堺港等各地商人，云集此地，人们称作西都。”（参见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由此，他们开始介入获利巨大的中日贸易，也就是丝银贸易。以宁波港为例，当时的港口职能正在发生从官方朝贡贸易向民间私人海上贸易的重要转变。民间海上贸易以日常用品为主，主要输出的贸易品是丝绸、棉布和瓷器等，又以丝绸为最重要；而输入的正是大量白银。根据当时来华的葡萄牙人平托记述，葡萄牙人“到岛上去收货。他们带着从主人手里借来的五六十个奴隶去收挂在树上晾晒的丝绸。此外，在两所大房子中，在很干燥的环境中储藏着许多丝料，如前所述，总值达白银十万两，有一百多人的股份。一些股东在双屿，另外一些在满剌加。当时那批货物就是准备运到满剌加去的。这两批收回的货物价值也在十万克鲁扎多以上”。后来葡萄牙人清点货物，除了以上部分外，“还有价值十三万日本纹银的货物，品种繁多，锦缎，丝绸，丝线，塔夫绸，麝香，细瓷”[17]（上册，P177、17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平托记述在16世纪40年代初，葡萄牙人到达日本，随后给双屿带来了“日本盛产白银，中国货可以在那里赚大钱”的消息，结果是“当时一担生丝只有四十两白银，八天中竟然涨到了一百六十两。就是这样，还要千方百计才能购得，且质量不佳”[17]（下册，P408、409）。由此，一个极为明显的事实摆在了我们面前，私人海外贸易的蓬勃兴起，正是用中国的货物去换取日本的白银。同时也说明，嘉靖年间中外贸易的主要结构发生了转变：以奢侈品为主的贸易，已为中国商品出口换取外国白银进口为主所取代。

第二，美洲方面。谈到美洲白银，以往大多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西方探寻新航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黄金的需求而不是白银。或者可以说，黄金是他们的首选。当1492年哥伦布航行出发时，他的目的是寻求财富，而在当时欧洲人眼里，财富首先是黄金，并不是白银。随着《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的广为流传，书中对东方的描述使哥伦布相信东方遍地都是黄金，于是他带着这本游记开始航行。在西班牙塞维利亚的纪念馆里，至今还保存着哥伦布阅读过的一本《马可波罗游记》，上面布满了小字批注，达数百之多。因此，黄金是欧洲人踏上新发现土地时所追求的头一项重要东西[18]（P341—342、366），当是没有疑义的。这一点也为以下的事实所证明，即在美洲发现和开发的早期，这条航线上运回欧洲的货物也首先是黄金。西班牙人在美洲到处寻找黄金来源，并开始在附近河流淘选黄金。1510年左右，在圣多明各的淘金达到高峰时，波多黎各、巴拿马和古巴才开始生产；而到1520年左右，这里的生产才逐渐放慢。这以后，墨西哥和中美洲又开始生产。当那里进入顶峰时，秘鲁也开始了生产。麦克劳德认为，西班牙在美洲的黄金生产在1550年前一二年达到最高水平。根据皮埃尔·肖努的统计，第一个周期运往西班牙的黄金约为25～30吨，1540年前墨西哥生产了20吨，而在这一周期结束前，秘鲁的产量可能与之相仿[19]（P347）。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当时黄金的开采在规模上虽然不能与后来的白银相比，但却是西班牙在美洲的主要矿产。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从寻求黄金到白银的转换，也是从16世纪40年代以后开始的。从时间上来看，美洲著名银矿波托西是在1545年开始开采的，最初发展缓慢；萨卡特卡斯和瓜纳华托则分别在1548年和1558年开始开采，产量在16世纪逐渐增加，并且达到一个相当大的数量。而我们知道，美州白银开采数量的激增，正是在阿卡普尔科和马尼拉建立起联系以后。西班牙人到达菲律宾的棉兰老和宿务等岛是在16世纪60年代。到达东方的西班牙人几乎立刻了解到中国商品对他们的意义，于是几乎立即开始了鼓励与中国海商的贸易。为此，西班牙舰队司令黎牙实比（Miguel Lopez de Legazpi）曾命令，舰队在海上遇到中国商船时要加以善待[20]（P116）。因为中国商人在贸易中只要白银，与中国的贸易需要大量的白银才能进行。西班牙人需要交换中国的商品，却没有比白银更能吸引中国商人的商品。当时在欧洲，实际上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如此说来，美洲白银在16世纪下半叶被大量开采出来，与对中国贸易的需求有着紧密联系。

此后，美州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中国。就渠道而言，存在着多条。美洲白银不仅从马尼拉流向中国，带动了整个东南亚贸易，也在运至塞维利亚后通过欧洲的途径运至印度果阿，再流入中国；更由后来到东方来的荷兰人、英国人直接运往中国，以换取中国的商品。即使是从美洲运到欧洲的白银，也辗转输入亚洲，大部分进入了中国。特帕斯克论述了美洲白银到达欧洲以后的系列活动，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条重要线索：

一是自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波罗的海、摩尔曼斯克——斯堪的纳维亚、俄国——波斯——亚洲；

一是自西班牙经过陆路或海路——黎凡特——亚洲；

一是自葡萄牙、荷兰、英国——好望角航线——亚洲[21]（P433）。

就这样，美洲白银经由曲折的途径，在周游了世界之后，相当大的部分流入了亚洲，并又有相当大部分流入了中国。

以上的考察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是日本银矿的开采，还是美洲银矿的开发，在时间上都与中国白银货币化产生的巨大白银需求、中国市场迅速扩张的时间相衔接，而流向也是清楚的。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白银货币化推动了日本、美洲白银矿产的大开发。

　　　　三、白银货币化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立

白银是促使世界贸易诞生的重要因素。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曾说：“贵金属涉及全球，使我们登上交换的最高层。”[2]（P192）与白银相联系，一边是生产，一边是交换。起因于白银需求的中国市场网络的延伸，其主要特征就是将世界各处的白银吸纳进来。与此同时，中国商品走向世界，市场扩大到了世界范围。

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白银需求国，直接影响了白银作为国际通用结算方式用于世界贸易。这种国际交换关系，一端联系的是中国商品，另一端联系的是白银，形成了市场网络的世界性链接。概言之，它以三条主干线，跨越三大洲，形成了三个大小不等的贸易圈，从而构建了一个世界贸易网络。这三条主干线是：

中国——东南亚——日本

中国——马尼拉——美洲

中国——果阿——欧洲

作为三条航线终端的日本、美洲和欧洲，均为输入中国白银的来源地。其中，日本和美洲是白银的出产地，而欧洲主要是美洲白银的中转地。建立在这种供求关系上的市场中，确立了白银的世界货币地位。伴随白银货币的极大发展，市场超越了国界，实现了世界性的扩展。中国白银货币化促使白银的世界货币职能得到了全面实现，于是，一个首先建立在白银世界性运动基础之上，以白银为国际贸易结算方式的世界经济体系雏形产生了。这正是经济全球化的开端。

中国白银货币化促使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建立了一种互动关系。为了对此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以下笔者从白银需求与输入的关系来略作考察。

世界白银的流动与中国的关系，主要是中国商品和白银的交换关系。当时，世界上以白银作为支付手段的最大需求国是中国，不是西方。当西方走向世界寻求财富时，他们最早寻找的是黄金而不是白银。因此，世界两大银矿开采地的白银，最终大部分流入了中国。这一现象之所以出现，关键是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而供求关系则是由价值规律所决定的。当时中国的银价较高，在中外金银比价上，中国的金银比价是1：4，而在欧洲至少是1：12[22]（P53—54）。在这一特定前提下，世界开采的白银大量流向了中国。关于中国的白银输入问题，中外学者从20世纪30年代始已作了大量可贵的探讨，其统计数据大多来自西方和日本的档案文献，估算也大多建立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上。由于贸易情况错综复杂，造成数据庞杂，学者们的统计年代不一，统计数字歧出，以致莫衷一是。以下主要在以往研究基础上重新考察估算。为了论述清晰，这里统一采用吨为计算单位，年代则主要以外银大量开采和流入的16世纪40年代为起点，以1644年为终点。

第一，日本方面。16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白银成为中国外来白银的重要来源。由此开始，日本的大量白银流入了中国。这里，笔者主要依据日本学者的研究估算数字。

据岩生成一统计，在明嘉靖三十九年至万历二十八年（1560—1600）的四十年里，日本白银每年出口额是33.75～48.75吨；到17世纪初年，达到130～160吨。约占世界银产量的30％～40％[23]（P9—10）。山村弘造和神木哲男根据16世纪末在亚洲旅行的罗伯特·费舍所说，认为每年由葡萄牙商船运送到中国的日本白银有60万克鲁扎多，相当于22.5吨；而依据17世纪20年代的记载，由葡萄牙运往中国的日本白银则更多，每年达到45～56.25吨。他们综合估计，在1560—1600年间，平均每年由中日商船运输11.25吨，加上葡萄牙人运输的数额，总数达到1350～1950吨之间[24]（P351）；17世纪30年代末，在日本锁国政策有效实施的情况下，估计每年流向中国的日本白银是150～187.5吨，那一时期总的白银流出为1600～2000吨，或者更高，为6000～7500吨；并且粗估1560～1640年的80年间流向中国的白银总量为7350～9450吨之间[24]（P352）。

美国学者艾维泗不同意日本学者的估计，他引用小叶田淳的研究，认为在17世纪初年通过日本人、中国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船只，从日本每年出口白银达到150～187.5吨[25]（P71）。据里德估计，1601—1640年，东亚共得到约6000吨白银，平均每年150吨，其中4500吨是来自日本，而几乎所有的白银都流入了中国[26]（P27）。

综合以上学者的估算，考虑到日本白银输出始自16世纪40年代大量开采以后，因此将计算时间范围推前，在1540—1644年的一百年间，如果以平均每年75吨计算，那么，从日本流入的白银有7500吨左右。

第二，美洲方面。主要是通过两条渠道辗转输入。一是通过欧洲转输的渠道，一是通过太平洋转输的渠道。按照厄尔·汉米尔顿的经典著作中的统计，在1500—1650年这一个半世纪里，从美洲运到欧洲的白银约1.6万吨[27]（P42）。而根据沃德·巴雷特统计，1493—1600年世界银产量是2.3万吨，美洲产量就达1.7万吨，占全部世界银产量的74％[28]（P225）。他认为，美洲白银大约70％输入了欧洲，其中的40％又流到亚洲。而阿特曼从荷兰入手作出的估计，运入欧洲的美洲白银占有75％，其中高达60％以上转运到亚洲。贡德·弗兰克认为，如果采纳两种估算的平均数，那么，至少有一半而且越来越多的美洲白银被运到东方[29]（P204）。综合起来，美洲通过欧洲转手运到东方的白银大约有8000吨，除去流入印度和奥斯曼外，其中大部分流入了中国，估计约有5000吨。通过太平洋运到马尼拉，再转至中国的这条白银输入渠道，是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主要渠道。据索萨的研究，美洲白银通过太平洋运到菲律宾的数额，在1590—1602年约为2010吨，1603—1636年约2400吨，1637—1644年约210吨，总共达到4620吨[30]（P84—85）。艾维泗指出，从阿卡普尔科运到马尼拉的白银，每年125吨，在1597年，也就是明万历二十五年，高达300吨[25]（P74）。以此来说，索萨的估计实际上还显得低了。而事实上，索萨的估算还应该上推20年，也就是自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兴起的时候开始计算。在1563年采用水银分离纯银的方法后，波托西等银矿获得了全面开采，以后是美洲银矿开采激增的时期。自1571年马尼拉大帆船航线开通，以平均每年150吨来计算，这20年共运输了3000吨白银。考虑到运至马尼拉的白银基本上都流入了中国，因此，综合起来，通过马尼拉一线输入中国的白银约7620吨。而这其中没有扣除运销费用（注：另有钱江《1570—1760年中国与吕宋贸易的发展及贸易额的估算》（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从入马尼拉的中国船只数（包括中国大陆、澳门、台湾）入手，包括1570—1649年运回白银的数字估算。吴承明据之免去运销费用，进行了再估算（参见《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第23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经换算以后，相当于约217吨。这一数字与上面的估计数字显然相差甚远。）。

综合粗估结果，1570—1644年，美洲白银总共约有12620吨流入了中国。在总量上，肖努估计美洲白银最终有三分之一流入了中国，而谢和耐估计美洲白银的一半流入了中国。全汉升认为，肖努的估计比较接近事实[31]。而通过以上的考察，笔者则认为谢和耐的估计可能更接近事实。以上根据各方面数据进行的估算，属于粗估，没有扣除运输费用。由于白银贸易涉及面宽广，规模巨大，文献数据零散，何况当时走私严重是世界性问题，更增加了估算的整体难度。所以，实际上很难确切地估算出总额。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证实的，那就是，在大量研究基础上作出的估算，证明了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总数极为庞大。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因此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而具体地说明了中国吸纳了全球的白银[32]（P432—465）。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切不可忘记的，那就是，这么多的白银都是用中国商品交换而来的。因此，晚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展，过去显然低估了，应该给予重新研究和评价。

在世界历史形成一个整体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白银货币化过程最终完成，中国的变革与世界的变革联系在一起，以白银为中心的贸易网络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从整体上初步建构了世界经济体系。

　　　　结语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货币发展最复杂、变动最大的时期。以贵金属白银为征象，明代中国与两个重要历史转折开端相联系，一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一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或称经济全球化的开端，这使得明代成为中国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重要时期。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白银由民间社会自发崛起，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的这一白银货币化进程，形成了强劲的发展趋势，不仅完成了货币体系的转变，而且渗透到全社会，引发了社会巨变。值得注意的是，如西方史学家所揭示的，货币经济在西方的巨大进展归功于15世纪。1500年以前，向君主缴纳的全部税款，以及向领主和教会缴纳的部分赋税，已采用了货币的形式[33]（P645）。无独有偶，中国白银货币化所标志的货币经济的巨大进展，货币经济化发生于明代。东西方货币经济的进展，也就是市场经济的启动，为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历史创造了条件。

16世纪40年代，即明朝嘉靖年间，白银货币化已经呈现出基本奠定的态势，白银渗透到整个社会，促使各阶层的上上下下产生了对白银的需求。这一巨大的日益增长的白银需求，使当时国内白银储存量以及银矿开采量严重不足的矛盾凸显了出来，需求远过于供给，白银价值增大，向海外的寻求成为必然。旧的对外贸易模式——朝贡贸易不能满足需要，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兴起，明朝海外政策发生转变。市场极大地发展，在基本覆盖了全国以后，迅速向海外拓展。中国海外贸易的开展，直接刺激了日本银矿的发现和开发；与此同时，西方葡萄牙人东来，恰于16世纪40年代到达日本，他们立即发现中日间丝银贸易可以获得巨大利润，于是积极参与其间，开展了活跃的中介贸易，并将贸易范围扩大到欧洲；西班牙扩张到亚洲以后，也几乎立即发现了需要白银换取中国商品的事实，紧接着就出现了美洲银矿的疯狂开采和运输。这些事件的发生，似乎不能以时间的偶合来说明，而只能以中国需求推动了世界矿产的开发来解释。丹尼斯·弗莱恩和阿拉图罗·热拉尔德兹提出，世界贸易在1571年即明隆庆五年诞生[34]。笔者认为，如以上述活跃的白银贸易为起点，那么，世界贸易的时间应该提前到16世纪40年代，也就是中国对于白银产生大量需求并开始向海外寻求的时代，则更为贴切。正是从那时起，一个世界贸易网络开始形成，世界市场雏形已经开始运作；白银成为世界货币，在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历史的进程中所起的重要的作用也已经显示出来。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以白银为主币，采取银本位制，促使白银成为世界货币，跨越了巨大的空间，形成了世界范围的货币流动形态。几乎绕地球一周的贸易结构，以白银轴心建立了起来，换言之，围绕白银形成了一个世界贸易网络，或称世界经济体系的雏形。于是，在世界历史形成一个整体的过程中，第一个全球贸易体系出现了。对此，明代中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通过与世界的链接，中国社会的白银货币化最终奠定，整个社会加速走向货币经济化。

当中国市场与世界连接起来，世界市场的白银滚滚而来之时，它已成为正在变革之中的中国社会经济增长的助动力。白银货币量的增加，无疑提高了商品的产出和销售，加速了社会经济增长发展；同时，它也加剧了整个社会发生重大改观。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曾经断言：“贵金属的作用似乎从来没有像在16世纪那样重要，当时的人们毫不犹豫地把贵金属放在首位。”他引述一位威尼斯人的话说，金属不管是黄的还是白的，“都是每个政府的神经，决定政府的脉搏跳动，构成政府的精神和灵魂，赋予政府的存在与生命……它能主宰一切……有了它，也就有了一切，没有它，一切都会变得死气沉沉”[33]（P694）。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社会的白银货币化，中国货币体系向贵金属白银的转换，意味着中国社会经济由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为建立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准备了条件，促成了世界范围生产出现明显增长。

晚明中国与世界有着重要的互动关系，从以下的事实中明显表现出来。从本质而言，白银货币化是一种社会经济货币化的趋势，也即市场经济萌发的产物。随着国内市场的极大扩展，中国商品走向世界，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在市场供求关系规律作用下，全球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这一方面推动了晚明中国社会的重大变迁——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另一方面，却也加速了转型期的社会动荡。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价格决定一切，随着市场的发展，白银的价格不可能恒定不变，必将缓慢地发生向生产成本的回落，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作用下，一场经济危机即通货危机迟早要到来。“美洲白银的光辉时代无疑在17世纪中叶结束了”[33]（P81）。17世纪30—40年代，当这场危机到来时，由于统一的世界市场的连动作用，在欧洲猛烈爆发了所谓的“价格革命”，西班牙出现通货膨胀加剧，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都不同程度的遭遇了冲击，出现了通货膨胀问题。关于这场由白银市场引发的世界危机，亚当·斯密总结说：“从1630年至1640年，或1636年左右，美洲银矿发现对降低白银价值的效果似乎已经完结。白银价值相对于谷价价值的降低，从来没有达到过这种地步。”[35]（P233）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同时，在中国，由于白银价格大幅度跌落，明末崇祯年间发生了金银比价与欧洲拉平的现象，达到了1：13[36]（《黄金》）。社会出现了通货危机，银贱物贵，既缺少白银，米谷等实物也相当匮乏，市场一片萧条。而白银单位价值下跌，与以往比较，同样数量的小麦和劳务必须支付更多的白银才能取得，这使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迫切地需要更多的白银。但与此同时，美洲和日本银矿的开采量却在减少，影响流入量也在减少，无论国内还是世界，白银生产和流通都在缩减。于是，社会动荡加剧，内忧外患迭起的明王朝便在中外互动的作用下灭亡了（注：关于明王朝灭亡与白银的关系，以及中国与“17世纪普遍危机”的关系，在西方史学界颇多争议，问题主要集中在17世纪中叶流入中国的白银是否有所减少。世界通货危机发生，必将引发世界范围的市场连锁反应，不过对于各国程度不同而已。中国是白银的最大受益国，必然会受到打击，不应讳言。但是要说明的是，这是明朝统治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明朝是在社会急剧变化，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激烈碰撞，以及自然灾害造成的多重危机中灭亡的，因此，任何单一的解释都是缺乏说服力的。）。此后，以三大思想家为代表，无一例外地都提出了废银论（注：参见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卷2《财计》一，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顾炎武《日知录》卷11《以钱为赋》、《银》、《亭林文集》卷1《钱粮论》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0《唐太宗》，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这说明，作为当时人，他们已经注意到了白银引发的严重社会问题。事实上，将晚明社会变迁与世界变革联系在一起看，明末中国社会危机的总爆发，与世界通货危机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然而，比王朝衰亡更为重要的，还是中国以白银货币化为先导的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也即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至此遭遇了首次挫折。

从总体来看，白银货币化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内部蕴藏社会转型趋向的产物；它的奠定，是转型变革中的中国与正在形成中的整体世界相联系的产物，也即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产物。这里所要强调的是，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变化，白银货币化初步奠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市场经济萌发并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扩展，中国由此主动走向了世界，而不是如既往所认识的，是西方东来导致中国被动地与世界衔接起来。当世界逐渐形成一个整体的世界之时，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不是西方创造的，明代中国曾积极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为整体世界的出现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就此而言，明代白银货币化意味着中国社会转型和整体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在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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