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GDP指标是衡量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总价值，包括全部物质和服务的净产值，也包括消费（分配）、投资（储蓄）、产业结构以及出口数值，是最完整的宏观统计。通过考察GDP指标，一个国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经济的兴衰和结构的变迁基本上可以一览无余。通过考察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GDP指标，还可以进行历史的纵向比较研究与横向比较研究。因此，GDP指标不仅是研究现实经济的重要指标，也是研究经济史的重要指标。目前，我国国家统计局按照国际标准（SNA制）制定了自1952年到2007年的GDP统计。1952年之前的GDP指标，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曾经有过研究。但是他的研究，他自称只是估计，是“猜测性的”（guesstimated）。中国学者张仲礼在他的《中国绅士的收入》（1962）中对1887年中国的GDP指标进行了估计。之后刘佛丁、王玉茹（《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1997）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重新估算。吴承明在《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2001）对1920年中国的GDP做了估算。巫宝山在《中国国民所得》（1947）对1933年、1936年和1946年GDP做过估算。所以，大致1887年之前中国的GDP指标就付之阙如了。清华北大中国经济史沙龙第一次讨论的主题是中国历史上的GDP研究，由李伯重主讲《1820年代松江地区的GDP》，李稻葵与管汉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讲《明代的GDP》，刘光临主讲《宋代的GDP》，这就把中国学者对中国GDP的研究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这次沙龙的讨论一定会翻开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的一页。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我想对麦迪森有关GDP的研究提一些个人的看法。最近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第二版）的出版，引起了经济史学界的讨论，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意见并不统一。当然李伯重是很推崇这本书的。他说：“这是经济史领域的一本大师级杰作。它将成为全世界未来几代学者们所赖以站立的伟人的肩膀。我们中国学者会像从本书的第一版中受益那样，从它的第二版吸取到新的智慧。”李伯重教授对麦迪森研究的推崇我是同意的。尽管我看了麦迪森的书以后和大家一样，感觉到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他用的研究方法里面有一点我是十分赞同的，这就是数据的透明化。麦迪森说过：“数量分析旨在澄清质量分析中那些模糊的地方。同质量分析相比，它更容易受到质疑，而且也更可能受到质疑。因此，它可以使学术探讨更尖锐，从而有助于刺激针锋相对的假说的建立，以推动研究的发展。只有使提供数量证据和选择代表性变量的过程透明化，才可以使持有不同看法的读者补充或拒绝部分数据，或者建立不同的假说。”（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麦迪森对中国经济史上GDP的数量研究就是遵循了这一透明的原则。因为研究过程的透明化，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可以对它的观点进行商榷、补充或者不同意他的数据，或者去建立新的假设。所以，我认为麦迪森的研究从总体上说来是科学的。因为证伪主义者波普尔认为，凡是可以证伪的命题就是科学的命题。麦迪森经研究得到的数量命题都是可以证伪的，比如他认为1820年中国的人均GDP是600元（1990年“国际元”，下同）。这个命题是可以证伪的，我们可以去证伪，到底是不是600元。通过证伪就有可能对清代的GDP指标的认识深化一步。李伯重、李稻葵、管汉晖和刘光临对中国历史上GDP的研究也都是透明化的，是可以证伪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给他提意见，通过互相探讨，就有可能把问题辩论得越来越清楚。

在20多年之前我对麦迪森这样的研究是有怀疑的。其实，麦迪森的最初研究发表在美国《经济史杂志》1983年3月号上，题目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总产值水平的比较，1700——1980》，当然他那时的研究与现在相比还不够成熟。198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史暑期讲习班上，我的导师彭泽益先生就对麦迪森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参见孙健编：《中国经济史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0页）。因为对中国经济史上的数量资料就很难搞清楚，没有“量”，怎么来“计”呢？如关于粮食产量的问题，其中土地面积，首先就很难搞清楚，因为计量单位就不统一，有大亩、小亩，东北是“晌”；其次是亩产量，有的种小麦，有的种水稻，有的种白薯，有的种高粱，产量多则几千斤，少则几百斤，如何折算？另外，还要考虑到亩产量的地区差别。还有，中国人的数量概念和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相比是不同的，中国人喜欢模糊思维，所以留下来的历史资料中的数量概念是很不精确的。清代学者汪中在《述学》中写过一篇叫做《释三九》的文章，就指出了虚数和实数的区别。我们读书的时候不是有一篇文章叫做《多收了三五斗》吗？这三五斗到底是多少，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所以，对中国经济史的历史资料要进行计量研究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后来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了，开始关注这样的研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我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接触了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这些学科，二是我发现就是现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数据，也有不精确之处，事后还要公布修正后的数据。所以对遵循证伪主义方法和应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通过考订历史资料，而悉心研究得到的经济史数据，我们不能过分的求全责备，应该抱着“有比没有好”的态度，批判地加以利用，以此来深化我们的经济史研究。因为观念的转变，所以，我对这次沙龙上发表主题演讲的李伯重、李稻葵、管汉辉和刘光临等人所做的中国历史上的GDP的研究非常佩服。

第三，我想对研究中国历史上的GDP的意义谈一点看法。首先，研究中国历史上的GDP对于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前提。过去研究经济史，特别注重生产关系的研究，甚至是到了唯生产关系的地步。如果用生产关系作为标准来进行比较，因为各国的生产关系都带有本国的特色，这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根本无法比较先进与落后。而使用GDP指标，不仅是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且具有普遍性。更为重要的是，GDP是一个综合指标，是一种“全要素”分析，它不仅包含经济总量，也包含经济结构，甚至反映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试问如果你说你的生产关系是优越于别人的，但是你的GDP总是落后于人，这怎么能使人信服呢？在我看来GDP指标可以反映所有与经济有关的信息，一个好的政府、一个好的经济政策、一个好的制度，如此等等，其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最终都应该能够从GDP指标中反映出来。还有，GDP指标与人口数量指标联系起来，就可以求得人均GDP的数据，这是反映人们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充分体现了经济学与经济史研究的价值关怀。研究GDP指标不仅可以进行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的横向比较，而且还可以进行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经济体的纵向比较。比如研究清代经济，有的学者认为乾隆时期的经济是一个高峰，所以用“驼峰型”来加以概括；有的学者看到晚清经济发展的新因素，所以用“翘尾巴”来加以概括。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争论不休。但是，通过对清代的GDP研究，整个清代宏观经济的趋势就可以获得一个一目了然的把握，使我们既看到乾隆时期（18世纪）的经济高峰，也看到晚清时期（19世纪末）的经济发展。如果没有对清代GDP指标的研究，我想就是争论一百年，大概也不会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结论。

其次，研究历史上的GDP指标，是研究经济发展速度问题的学术基础。我通过收集各国工业化发展历史的GDP指标，发现英国工业革命以后的工业化历程大致是以GDP年均增长2%的速度来实现工业化的。而后来居上的美国，其工业化历程则以GDP年均增长4%左右的速度来实现工业化。到了20世纪，日本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历程，则又将GDP的年均增长速度提高到8-9%左右。这是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我们北大在明年三月份举办第二次清华北大中国经济史沙龙时就准备讨论这个问题，题目是《从世界工业化的历史看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欢迎大家光临并发表高见。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没有对历史上GDP做出科学的研究，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根本无法进行研究。

最后，科学的经济史研究不仅要对研究对象作定性的分析，而且还要作定量的分析。因为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它不但有质的规定性，而且还有量的规定性，质一般要通过量才能来表现。所以，只有通过对经济现象作定量的分析，才能准确地把握经济现象的质。科学研究的历史告诉我们：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而对历史上的GDP进行研究，是经济史定量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要说的最后一点是，我认为对历史上的GDP进行研究虽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不是唯GDP论者。用GDP来衡量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也有它的局限性。早在三十多年前，威廉•诺德豪斯和詹姆斯•托宾就对GDP指标提出了质疑，他们企图用“经济福利量”（MEW）指标来对GDP指标进行调整。但是在一个科学的从总体上来评价经济的数量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我们还是只能运用GDP指标。总而言之，我们对历史上的GDP的研究既不要迷信，也不要求全责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