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长期以来，关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一直未能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大萧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大或有限，正如《剑桥中华民国史》所说：“在20年代世界经济舞台上无足轻重的中国，却安然度过了那场全球性经济萧条的灾难。”①与传统看法不同的是，日本学者城山智子的新作《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②却表明大萧条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同样巨大。在1931—1935年，中国经济体制停止了正常运转；到1935年3月，上海已经有1000家企业倒闭，失业人数更是达到50万。在城山智子看来，大萧条是现代中国形成过程的分水岭。

    一

    《大萧条时期的中国》一书分为导论，上、下卷和结论，其中上、下卷共计8章，主要是考察大萧条时期中国经济危机的原因、机制与后果，同时关注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从这场危机中复苏的结构转变过程。

    上卷“通货膨胀与自由放任的年代：1931年之前的经济趋势”，叙述1931年之前，由通货膨胀时期产生的经济制度导致的中国经济衰退。第一章解释银本位以及它如何成为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关键纽带。与金本位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同的是，中国采用的是银本位。由于中国不能控制作为商品的国际银价的变化，所以中国易受国际银价波动的影响，国际银价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第二章勾勒了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区域长江下游地区棉纺织业与缫丝业的发展。当时作为中国工业核心部门的纺织业面临原材料供应缺乏灵活性、国际竞争激烈，以及白银贬值导致的汇率下降等不利因素的影响。第三章根据对最新获取的资料诸如公司文档、商务合同和银行记录的详细解读，分析了城市纺织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信贷关系的动态变化，特别是中国纺织企业过度依赖银行贷款，经常借贷经营，以及银行债务对公司经营的影响等。作者强调1931年以前中国市场经济的特点是，白银大量流入导致中国产生通胀预期，工业企业误以为可以通过信贷扩张获利，而金融机构扩大信贷则是因为相信通过可靠的抵押品将避免贷款风险。

    下卷“萧条年代，1931—1937年：经济与政治的转变”，重点是考察大萧条的影响，尤其是银价的波动及其政治后果。第四章研究了农村经济的崩溃。由于受到全球性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中国农产品价格开始下降，农村资金流向城市，导致农村地区资金短缺，农民生活贫困化与购买力下降。第五章论及城市工业部门的不景气。一方面中国随着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提高了汇率，从而使以出口为导向的缫丝业陷入严重危机。另一方面，农村经济萧条也导致国内需求下降，棉纺织业同样陷入困境。第六章说明在工农业经济衰退的影响下，企业因生产困难不能按时归还贷款，而提供给银行的抵押物也不断贬值，金融业同样陷入危机的漩涡之中，尤其是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上海。第七章分析了经济危机的政治影响。通过考察国民政府与列强国家（英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经贸联系，认为中国政府在1935年11月实行的废除银本位的货币改革，不仅稳定了汇率，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复苏，而且成功地避免了中国元（法币）与任何通货集团挂钩，从而使中国经济保持了向世界经济的开放。第八章考察了政府的优势和弱势，以及政府政策在长三角地区工业复苏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二

    该书的两个研究视角非常独特。一是把中国放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考察，特别重视国内政策与国际经济的关联，其副标题是“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作者认为从19世纪后期开始形成的中国现代经济是一种“对外开放”的格局，与世界经济的变化息息相关。

    以1935年11月货币改革的历史背景与决策过程为例。20世纪初，在以金本位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中国实际上是唯一实行银本位的国家，“在中国，白银是本位货币，不仅是交易媒介，还用于平衡预算，而在其他国家，白银只是商品，这构成国际白银贸易最重要的特点。”（第28页）中国易受国际市场上白银价格波动的影响，却无法控制白银的价格和进口量。当时的伦敦是世界金融中心，中国境内的外商银行经常用伦敦白银期货来抵付中国的货币交易，其结果是将中国经济同伦敦金融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世界经济危机爆发，1931年以后多数国家因经济危机的冲击而放弃金本位并使本国货币贬值以应对危机时，仍坚持银本位的中国顿时陷入白银急剧贬值，白银随之大量外流、国际贸易逆差和国内通货紧缩，城市工业部门和农村农业部门因而出现严重的危机。

    只要中国仍然实行银本位制，价格波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就无法避免。所以只能建立一种与银本位脱钩，与外币挂钩的新的货币体系。由于美国的“白银收购法案”是搅乱中国货币市场的主要因素，所以中国希望美国能够购买中国的白银，用来换取美元或黄金，作为货币改革的准备金。这样做既可以确保货币改革所必需的资金迅速到位，又不会引起列强之间的政治冲突。但是一直到1935年上半年，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压力下，美国一直不愿意从中国大量收购白银。中国政府于是加紧外交活动，警告美国如果中国的货币和金融体系在高银价的压力下崩溃，日本将主导中国经济。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总统开始支持美国财政部的立场，通过从中国收购白银来支持中国的货币改革。自1935年11月开始，中国向美国出售了18700万盎司的白银，为中国政府的货币改革提供了约1亿美元的准备金。正是在充裕的外汇储备的支持下，汇率得以保持稳定，法币的可兑换性得以实现，增强了人们对新货币的信心。中国经济迅速复苏，国际贸易也开始增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政府掌控货币供应的情况，国民政府在货币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大大提升。

    二是对现代中国的政府—市场关系进行批判性地透视。作者重点厘清了中国经济的几种主要关系，包括城乡关系、银行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

    在论及城乡关系时，该书特别指出长江下游地区棉纺织业和缫丝业，依赖附近农村提供的原材料。当地原材料供应对纺织业至关重要，但企业却无法控制原材料的种类与质量。1930年长江三角洲蚕茧歉收大大提高了缫丝业的生产成本。丝价在下降，而蚕茧成本却在提高。每担生丝的蚕茧成本，加上劳务支出和税收，竟然高出市场价格不少。与此同时，经济大萧条引起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收入减少，生活日益贫困，信贷活动也相应减少。农村资金向中心城市的流动，导致了农村地区资金短缺，严重破坏了农村金融机构与农业生产。而农民购买力与生活水平的下降，则导致工业企业面临国内市场萎缩的不利条件，对城市工业来说也是一种直接损害。

    银行与企业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由于投资不足与融资困难，近代中国的纺织行业严重依赖金融机构的贷款。为了获取银行贷款，财产抵押就成为他们向金融机构借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开始运营，企业首先抵押工厂设备和厂房，从银行获得一笔贷款，然后，再用原材料和成品作抵押，获得短期贷款作为周转资金。由于只有极少的企业能通过发行股份或向亲友借款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所以上述方式便于城市纺织业的发展。”（第79页）抵押工厂地产和机器设备的现象非常普遍，尤其是在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这类抵押被称作“厂基押款”。在“厂基押款”中，最重要的抵押品是地产，因为其他抵押品比如机器和厂房通常会贬值。从某种意义上讲，“银行贷款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增长的关键因素。”（第238页）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由于丝价下降、市场不景气，经营者很难再从银行获得贷款，于是转向政府请求援助。1931年5月，国民政府批准发行800万元缫丝业救济公债的申请。江苏、浙江几乎所有的丝厂都获得了每架丝车80元的公债份额，并用这些资金赎回了依合同抵押在金融机构仓库里的蚕茧。但是政府扶助的力度是不够的，企业在低价经营的情况下依然亏损。1933年5月，国民政府第二次批准财政援助。10月，根据实业部和财政部的提议，江苏和浙江两省又发行220万两短期公债援助本地区的缫丝业，中央政府为省政府发行公债提供财政援助，以固定税作为债券红利，并对出口生丝实行补贴。总的来说，政府干预的作用极为有限，财政支持对工厂的继续运转来说不足敷用。

    关于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该书认为棉纺织业和缫丝业都面临海外同行的激烈竞争。在国内粗纱市场上，主要是棉纺织业同印度和日本的纱厂竞争。在欧洲和美国市场，缫丝业同日本丝厂竞争。当时中国的生丝出口到欧洲和美国市场，而粗支纱则销往国内的农村市场。由于国际市场上生丝供过于求，日本生丝开始降价，中国生丝也不得不跟着下调价格。1930年11—12月，生丝价格已经跌破成本价。而且随着欧美经济危机的加深，作为中国生丝主要进口国的美国和法国又开始缩减进口量，导致1933年中国生丝的出口额减少了约45%，相对1930年的出口额减少了88%。同样地，在国内市场销售的棉纺织业也面临萎缩局面。对棉纺织业来说，虽然能够从美国与印度进口价格较低的原棉，但是由于1933年夏天，美国政府对本国原棉价格实施保护，这给中国纱厂造成致命打击。至1933年4月，棉纱出售价格已经低于生产成本，生产陷入困境。

    三

    该书虽然是研究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的，但是在导论与结论中，作者也提出对1997年金融危机的思考。在笔者看来，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历史经验与启示是多方面的，例如金融业过度放贷的风险是什么？房地产业投资热会不会导致经济泡沫化？国际流动资本对国内金融稳定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政府如何协调与市场的关系？针对这些问题，都能够在该书中找到答案。

    一是金融业过度放贷与经济风险。上文已经提及近代中国工业起步艰难，许多企业都是依赖银行借贷经营。在缫丝业的不景气开始冲击金融机构时，尽管有政府公债的支持，但是很多丝厂还是拖欠银行债务，任其抵押物留在仓库里。虽然银行为保证贷款安全，一直要求丝厂以蚕茧或生丝作为抵押，存放在指定的仓库里。但是一旦这些抵押品贬值，金融秩序还是会陷入瘫痪。银行在低价拍卖抵押品后，并不能收回全部贷款。即使银行起诉丝厂，但是厂主和合同担保人不是破产就是失踪，银行亦无法收回欠款。

    与丝厂一样，棉厂也是从银行贷款购买原材料进行生产，以最终产品或原材料库存作为抵押。由于棉纱销售量的下降，许多纱厂延迟偿还利息和本金，或者干脆就是拖欠，即使是著名的大生纱厂也不例外。由于纱厂资产贬值，负债企业往往是资不抵债。如1933年上海隆茂纱厂倒闭，其动产和不动产的总价值约为27万元，却欠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35万元。由于抵押银行的抵押物贬值，企业又没钱赎回抵押物，不能按时归还贷款。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的情况最严重。当通货紧缩的压力增加时，通货膨胀时期形成的信贷关系就无法继续维持。但是又没有一个机构能够制止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为防止整个金融系统崩溃，最后还是政府为陷入困难的银行注入资金，但是因为财力有限，实际效果并不显著。

    二是房地产投资热与泡沫化。从1929年开始，上海房地产开始进入狂热发展的阶段。从数字来看，1924—1929年，上海房地产总价值增加了20亿两，其中一半的增长来自1928—1929年。由于国外和农村地区的白银流入，上海银行业的白银储量在1929年达到创纪录的新高，并且持续增长到1933年。充裕的资金促进了信贷扩张，其主要流向并不是实业，而是房地产。上海的企业家也把获得长期贷款的希望都寄托在房地产上。从1931—1933年，随着缫丝业的获利越来越少，丝厂租金逐月下降，很多时候丝厂根本租不出去，此时业主们发现拆除工厂而修建公寓、经营地产更为划算，结果有22家丝厂被拆除。

    对农民约占总人口80%的中国来说，农村人口购买力的下降导致国内工业品市场的萎缩，工业品价格也开始下降，产业的进一步扩张变得不可能。此时的投资者，或是用闲置资金购买政府债券，或是投向房地产，而不是工业企业。地产投资很少是基于真正的需求及对赚取租金的期望，而是基于对利率和白银价值的追求。利用上海金融市场宽松的货币状况，许多房地产公司又开始发行债券。银行也把积累的资金投向房地产，仅1930年上海40家中外银行持有房地产的总价值就达到1.2亿多两，占银行贷款抵押品的一半，“由于这种扩张是建立在极度膨胀的地价上，所以金融机构使自身变得非常脆弱。”（第150页）

    因此，1930年前后的地产繁荣大部分是泡沫。1934年9月之后，鉴于白银的迅速外流，人们撤回了银行存款和储备的贵金属。面对白银储备的减少，外商银行开始限制、随后是拒绝以房地产作抵押的贷款。这种做法迫使中国银行业针对未偿付的贷款，也开始限制借贷数额，要求更多的抵押，并拒绝延长贷款期限。在这样的金融气候下，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崩溃了。当银行预期作为抵押的地产的价格将要下降时，一方面停止向企业放贷，并且要求企业返还本金，另一方面当债务人不能返还时，它们试图通过出售这些抵押的地产以尽量挽回损失。因此地产贬值引起清偿贷款，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地产价值的损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1934年中国经济出现严重的通缩，房地产市场崩溃，大量卷入抵押业务的金融机构严重受损。

    三是国际流动资本与金融稳定。大萧条的头两年（1929年10月—1931年8月），银价下降，上海金融市场出现了罕见的繁荣局面。在金本位国家，白银是商品而非货币，白银会随其他商品的价格一道下降。相比之下，在使用白银作为货币的国家，银价下降导致商品价格上涨。中国在1929—1931年的情形就是如此。当时中国物价上涨了21.2%，而美国、英国、日本和法国的物价却在下降。在缺乏政府管理的情况下，银条与外国银币在中国自由进出，并作为货币在中国国内市场上流通，特别是在上海。因为同等数量的白银，比在其他地方能够换得更多的美元，对卖家来说是有利可图的。

    但是从1931年开始，随着各国货币贬值，银价回升，白银开始流出中国。白银汇率上涨和全球经济衰退阻止了中国出口进一步扩大，但中国没有相应地限制进口的扩大。为了弥补国际贸易逆差，中国被迫出口白银。1933年中国经济进一步恶化，贸易逆差达到7337.39万元，这导致净出口18940万美元的黄金和1420万美元的白银。

    四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对经济危机初见成效，主要是体现在当时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协作关系上。在恢复工农业经济方面，1935年夏，随着汇率开始下降，生丝价格提高，缫丝业出现好转。由于大萧条时期日本对美国市场的争夺，提高蚕茧质量成为中国的重中之重。虽然美国对丝织品的需求逐渐降低，但是对于制造高级丝袜的生丝的需求仍在增长。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中国农民不得不采取新的养蚕方法。但是由于受到丝价下跌的重创，丝厂一开始无力实行这一计划，相反，他们还试图降低蚕茧的收购价格，此时政府出面干预。1934年，在全国经济委员会的主持下成立了缫丝改良委员会。江苏省政府也成立了缫丝改进管理委员会，开始实施蚕种改良计划。委员会在桑蚕养殖区设立指导中心，向农民提供改良蚕种、发放种植补贴、改进销售渠道。1935年9月，国民政府通过《合作社法》，在银行资助下开始建立养蚕合作社，广泛介入到缫丝业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为提高生丝质量，政府还要求丝厂将陈旧的缫丝机更换为更现代的日本进口设备。企业界也积极响应，如无锡兴业缫丝公司的薛寿萱，就领导了无锡丝厂的合并，并完成了设备的更新换代。

    对棉纺织业来说，一方面，纱厂主们主要是通过重组来改善生产和管理，引入纵向合并，增加细纱产量，提高效率。如上海纱厂考虑到国内粗纱市场需求萎缩，从1931年开始就已经生产细纱。而在技术革新方面，主要是通过增加动力织布机生产布匹。1936年农业丰收与农产品出口的增加，改善了农村的经济状况，农民的购买力也因之提高，国内需求开始增加，棉纺织业开始复苏。另一方面，政府对提高原棉产量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全国经济委员会下设的棉业编制委员会成立中央棉产改进所，并与一些产棉区的省政府合作设立分支机构，进行种子的培育与分发，增加产量。同时，为供应细纱生产，还扩大美国长绒棉的种植面积。到1936年，棉花种植总面积的一多半种植的都是美国品种，原棉产量也比1935年增加约77%。此外还以合作社的方式，扩大农村信贷，支持原棉的生产和销售。而江苏省农民银行的一个制度创新是经营仓库。农民银行为农民提供低息贷款，换取他们的农产品，并把这些农产品存放在银行的仓库里。仓库项目迅速扩展，通过这种方式放出的贷款很快就超过了借给合作社的贷款。农民银行发现仓库项目比通过合作社的贷款更为有利，通过直接将抵押物保存在仓库里，银行就能更安全地放贷。

    综上所述，虽然该书不失为一部开山之作，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如在评价货币改革的成效时，作者承认货币改革“也使得中国财政失去了弹性。为了保持汇率稳定和货币的可兑换，中国政府不得不克制发行过多的货币或限制预算扩张。”（第205页）但是却缺乏进一步的具体分析，特别是结合个案剖析货币改革的不足之处，更是未能触及。其实外汇储备的不足、财政体制的缺陷、财经专业人才的匮乏，以及对财政金融的管制不力，这些都为中国经济后来更大的混乱埋下了伏笔，所以对货币改革成效的评价还是应该审慎客观一些。而在外来因素的影响方面，日本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力非同一般，虽然书中也在几处提到日本纺织产品的竞争，但是其重要性仍然凸显不足。历史事实表明，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全面侵华的态势下，内忧外患的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形成，任何经济体制改革的努力，在国家决策层面都是次要的，最终的成效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全面抗战爆发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断的影响，日本当然应当承担最主要的责任。

    注释：

    ①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刘敬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