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教授于2010年4月24日在巴黎逝世，享年83岁。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是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心的荣誉退休教授。他曾在1953-1978年间担任OECD和OEEC（OECD的前身）多个高级职务。他也是巴西、加纳、希腊、墨西哥和巴基斯坦等国家政府的经济顾问。安格斯·麦迪森去世前为英国国家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成员以及剑桥大学塞尔温学院的荣誉院士。

为了缅怀这位伟大的经济史学家，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采访了南开大学经研所张丽教授，请她从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介绍这位伟大的学者。

嘉宾简介

张丽,南开经济学院经研所 ，博士生导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史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经济史，全球经济史（主要侧重于1500年之后），中外经济发展比较（主要从国家间竞争、国家政治、地理环境、资源获得、以及技术发展等方面对历史上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比较）。

如何解读麦迪森?

CEN：是否可以从您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解读麦迪森的研究工作呢？

张 丽:评价麦迪森的研究需要把麦迪森的研究放到整个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路程中去看。经济史研究讲究时间和空间，而且常常分得很细。比如做中世纪欧洲的就专门做中世纪欧洲，做明清中国的就专门做明清中国，做拉丁美洲的就专门做拉丁美洲。学者们常常是各有分工，互不涉及；跨地区的或全球范围内的研究曾经很少。麦迪森撰写《世界经济千年史》，把经济史研究的时间纵轴和空间横轴大幅度拉长；这无疑是大手笔，给学者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近年来全球经济史研究越来越盛，在某种程度上，麦迪森是对这种发展趋势有贡献的。所以说，麦迪森算是一个开拓者。你可以对他的一些数据质疑，但你不得不承认他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就好像是他突然划出了一大片土地，然后说地底下是什么。这自然激起了很多人的兴趣，不管是为了证实他还是为了质疑他，很多人便跑到了这片土地里开始挖掘。从这一点上讲，说他带动了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并不为过。

麦迪森把世界各地区的经济历史放在一起进行讨论比较，很宏观，很大手笔。这与他的工作经历和知识积累有关。麦迪森生前一直在OECD任职，而且曾经是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顾问；这赋予他了很多的实际经验和现实阅历。从这一点来说，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院派学者。

经济史著作可以有三种突破，占其一，便可称之为优秀。一是资料上的突破，作者发现了新资料，填补了资料上的空白，并因此推翻或修正了前人的观点。二是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作者采用了新的视角、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为学术界开辟出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第三是理论创新，创建理论体系是经济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像马克思、斯密、诺斯、沃勒斯坦等都可以归入到这类人物中。他们能够把那些散落的、看似互不相关的点联接起来，并分析和梳理出其中之间的关系，提出自己的解释和理论体系。麦迪森的研究显然属于第二类。他的贡献在于他突然向经济史学界宣布我们不光可以做一个地区，一个时间段，我们还可以做纵向的拉长和横向的延伸。我们可以做过去1000年的经济发展史，可以把欧洲、中国、印度、日本和美国等放在一起比较。

CEN：您认为麦迪森的职业经历对他所做的这些研究有没有一定的帮助?

张 丽: 我认为这个影响是肯定存在的。他的这种经历使他可以从现实中获得很多感悟。他经常到各国考察，积累了很多的实际经验和数据。中国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会增长你的知识，行将增长你的见识，二者合在一起才可称之为“学识”。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麦迪森是一位有学识的学者。麦迪森打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特别流行的区域史研究风格，把世界几大地区同放到世界经济发展框架下进行对等比较；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冲击－反应论”的一种突破。由于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跨度都非常大，他的东西特别是数据肯定会受到质疑，但我觉得瑕不掩瑜。他是一个开拓者，他的工作不一定完美，这需要其他人在资料上和细节上做进一步的探索、修正和补充。像近来年来Peter Lindt和Robert Allen等学者联合所做的A Global History of Prices and Wages项目，收集13世纪以来的各国的物价和工资资料并进行分析比较，这里面应该是有麦迪森风格的影子的。

CEN：您的文章当中多次提到了到了麦迪森的数据和观点，能给我们谈谈麦迪森对你的研究有什么影响吗？

张 丽:我原来是做中国近代的。从2001年开始对全球经济史感兴趣，并越来越向全球经济史研究的方向转移。这其中是受到沃勒斯坦、弗兰克、麦迪森和彭慕兰等学者的影响的。既然做全球史，不读麦迪森的著作当然是说不过去的。麦迪森的著作囊括了世界上那么多的地区，涉及到了那么长的历史时间，自然会踏进很多经济史学者的研究领域。原来本来基本上是各自为政的研究，麦迪森突然闯进来，把各人的领域都碰到了。别人要么引用你，要么批评你。不论是受到麦迪森的启示的，还是想要与他商榷的，自然都要提到他的研究，这不就是麦迪森的影子无处不在么。

麦迪森与中国未解之谜

CEN：麦迪森研究的中国经济史与国内学者所作的研究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张 丽:中国经济史研究分的很细，有做古代的，有做明清的，同一时代里面还有做税收财政，做农业，做商业，做手工业等的。麦迪森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比较，做得比较宏观，数据上有可商榷之处，但的确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CEN：一些学者认为多数研究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不大了解中国历史，多数历史学家不大了解经济学，而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一书做到了两者的统一。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 丽:我觉得经济史学家就是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结合，所以他们叫经济史学家。如果只懂得经济学而不了解历史，就会没有历史感。如果连历史上具体发生过什么都不知道，那么就很难把问题搞透。如果只知道历史而没有经济学理论基础，也不会对历史上的经济现象有深入的分析，比如到底是斯密增长，还是库茨涅茨增长？是发展还是内卷？做经济史研究的一定要二者结合。麦迪森是经济史学家，当然既了解历史，也了解经济学。

CEN：能否就《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这本书的内容做几点解读？

张 丽:本书的时间跨度蛮大的，其将中国经济从1700到2015年的发展分为了四个时间段：1700－1820，1820－1949，1949－1995，1995－2015。对于他的数据，我觉得还有待进一步的求证。比如他认为1820年时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33％，但比的主要是农业。我们知道自1500年以后，西方的商业和工业发展得很快，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迅速增长。如果算上工商业，中国还能占到33％吗？而且，我们还要考虑到1820年的中国其疆域可比今天大多了，那时候蒙古还归中国所有，还有后来那些割让给俄国的大片土地。我个人认为中国早在1820年之前就已经落后西方了，这指的不是农业或单纯的制造业生产技术，而是指在工商业发展、政府结构与功能、国家军事、和经济制度和组织形式等上面，否则中国不会在二十年后的1840年那样容易地惨败给英国海军。

CEN:哈佛大学的珀金斯(D?H?Perkins)也写过不少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论文和专著，您认为在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上麦迪森与珀金斯有什么异同吗？

张 丽:麦迪森做长期经济增长研究。他关于中国的数据很多来自于珀金斯(D·H·Perkins)。珀金斯开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研究之先河；麦迪森开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研究之先河。两人的研究很有点同工异趣之妙。珀金斯在他的《中国农业发展》中，开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宏观定量分析之先河，第一次对14世纪至20世纪60年以来的中国农业长期发展做了估算，认为600百多年里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珀金斯的研究启发和推动了国内外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定量研究热潮；麦迪森的研究则启发和推动了世界经济史研究中的定量研究热潮。

微观研究一直存在，而且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特别流行。珀金斯和麦迪斯的贡献主要是在宏观定量分析上面。两个人，一个做了中国农业发展的长期定量分析，一个做了世界经济发展的长期定量分析。两个人的数据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因为宏观数据本身就很难做。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南北差异，东西差异，沿海和内地的差异，把中国的江浙和青海、西藏相比，其间的差异恐怕并不比欧洲的英国和保加利亚之间的小，所以我们很难统而论之。但是如果我们做一个地区，我们就可以做得很细，然后我们再把这一地区放到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坐标系里，并根据此地区的坐标位置而推论整体中国。

CEN：做微观研究除了重视这种差距，是否应该注意偶然性因素的影响？

张 丽:加州学派比较强调偶然因素对经济发展历程的影响。比如说气候，一种观点就认为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入侵常常发生在寒流时期，并用数据建立起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还有人认为东罗马帝国的灭亡与瘟疫有关，当首都90%以上的人或死于瘟疫或逃离都城时，帝国存在肯定难以继续。再有，假如哥伦布当时没有把从欧洲大陆到亚洲大陆的距离搞错，认为只有3000海里的话，他也就不会贸然航行，也就不会发现美洲了。

CEN：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一书中认为官僚体制对农业的影响是非常积极的，张教授您长期从事中国农业经济史的研究，请您谈谈官僚体制与农业发展的关系。

张 丽:我很同意麦迪森的这一观点。我们把皇帝也要当作一个经济人来看，他也是理性的，也是要追求最大利润的。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而且在地理上已基本上扩张到了极限。农业税收是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皇帝要靠她来维持他庞大的帝国开支，当然会重视农业了。所以政府要兴修水利、开凿运河、设常平仓等，就是为了要提高收成，保证漕粮运输，保证歉岁时粮价稳定……所以每年开春时，皇帝都要祈天，要亲自躬耕，天坛的祈年殿不就是为此而建的嘛。还有中国古代的很多农书都是政府鼓励和召集人写的，并且免费向农民发放。而16－18世纪的欧洲搞重商主义，是因为商业贸易在国家收入中的比例越来越大。谁占有海洋贸易航线，占有殖民地，谁就占有贸易利润，占有原材料资源和制造品销售市场。17世纪的台湾郑氏集团实行的也是重商主义政策。这是用文化解释不通的。你能说郑成功不是儒家文化，而是基督教文化吗？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台湾是一个小岛，农业税收不足以保证郑氏集团的政府开支，况且郑氏本身就是海商和海盗出身，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海外贸易，所以郑氏政权与自己商人之间的关系就很象英国和荷兰政府与他们自己商人之间的关系，而不像明清政府与中国商人之间的关系那样。可以说，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哪里，统治者就会重视哪里。

CEN：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中写到：“中国从汉到唐，人均产值均保持在这一水平上。宋代是一个发展的高峰，人均产值增长了1/3。一般认为宋朝是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时期，而在宋以后的五百年里，主要特征是横向发展。”但我们以往在历史教科书里对宋朝的理解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您能否给我们解释宋朝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朝代？

张 丽:这是两个角度，宋朝战事较多，并且打了败仗，不得不南迁；但同时宋朝确是中国经济繁荣发展的一个时期：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瓷器，丝绸等生产技术越加精湛，商贸发达，运河通达，纸币流通，南方海上丝绸之路也繁荣兴旺，造船技术发展迅速……其繁荣景象从《清明上河图》中就可见一斑。有学者从历史上的中医理论发展看历史上的经济发展，发现宋朝时，医生论述最多的病是消渴症（糖尿病）和胸痹（心血管病），说明宋朝那个时候人民的生活水平很高，因为糖尿病和心血管病都是富贵病，是营养过剩也就是吃过多的肥腻食物造成的。

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轨迹

CEN：安格斯.麦迪森在其所著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中提到“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由1928年的5％增加到2013年的15％，到2030年时可能会增加到23％。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的第一大经济体，恢复中国在长期历史上的经济领先优势。”就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从近代的经验来讲，我们请张教授谈谈您的看法。

张 丽:我不太清楚麦迪森的这个数据是怎么计算来的。比如美国，他的金融领导地位算没算在里面，应该怎么算？美国对国际资金和人才的吸引力怎么算？这肯定没有在美国的GDP里面，但他们是不是未来的增长点？美国的大学每年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学生花钱在那里学习，这种软实力该怎么算？2007年在全世界最有创造力的50家企业中，美国占了35家。再看今天的高科技产业，从电脑、手机、到电脑软件、到互联网，再到生物制药、飞机制造、哪个领域不是美国占有重要地位？

评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一个是硬资产，一个是软资产。硬资产可以是资源、设备、生产技术、劳动力。软资产可以是意识形态、文化、教育、制度…..我个人认为光看GDP是看不出来多少未来的。就拿1820年来说，即使当时中国的GDP真占到了世界GDP的33％，但在未来生产潜力和可持续性增长上也已经远远落后于当时的欧洲了，否则的话，解释不通20年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自新大陆发现之后，从美洲白银到欧洲价格革命、到商业革命、到工业革命、到政治革命，在市场需求和追求利润中，欧洲已经经历了一系列宗教上、文化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变革，他是后来欧洲经济突飞猛进，远远超过中国和印度的基础。

CEN：能否就国内学者沿着麦迪森的方向所作的研究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张 丽:近年来不少国内学者在做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如清华大学的李伯重，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史志宏等。不过，我个人还是倾向于从微观看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