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2期）

日本近世价格史研究按时间可分前期、中期和末期，按地域可分地方市场和中央市场。近世前期为17世纪。这个时期米价变动的模式，米价变动的原因，货币因素在米价长期变动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如何估价17世纪米价上升的意义是新经济史学家关心的问题。

据岩桥胜的研究，17世纪是米价上升的一个世纪。关于17世纪前期大体连续的米价动向已知有广岛和以京都为中心的“上方”这两个系列。从广岛米价动向看，1633—1642年因长期农作物欠收，米价呈两个高峰;1661—1672年米价再度呈现高峰。从江户、名古屋、会津的米价动向看，几乎也在同一时期出现了高峰。这表明17世纪米价的地区差别在缩小。价格差大往往是各地年成丰欠不同所致。从米价趋势可以看出全国米价在形成。

在影响17世纪米价上升的诸多原因中，人口压力是最主要的。据速水融推算①，人口由1200万增加到3000万左右，与前后期相比增长率十分显著。17世纪人口急增不得不扩大农业生产，开垦新田，排干沼泽，据宫本又郎推算17世纪前半期耕地面积年增长率为0.26%，后半为0.38%，比18世纪任何时期耕地面积增长率都大。实际收获粮食产量，据中村哲推算②，17世纪初为1973万石，到1700年为3000万石。一个世纪增收5096以上。而到1830年时不过增加900万石。因此不仅人口、耕地面积，农产品产量也是17世纪增长最大。人口在17世纪增长了二倍半，以米为中心的农产品产量则不过增长了50%。17世纪米价之所以上升，原因在于此时米的供给增长慢于米的需求量增长。

岩桥胜认为17世纪米价上升原因主要是人口压力，而货币方面的原因对17世纪米价上升所起的作用不大。17世纪货币需要量和货币流通量没有增长倾向，没有超过当时市场经济发展的水平。第一，17世纪初至该世纪末的元禄期，货币没有改铸。第二，在元禄改铸前，铸造的幕府金银币特别是银币大部分流出海外，金币流出海外始于宽文4年。17世纪70年代流出增多，其数量据推算略相当于该期铸造量的1396即160万两左右。第三，国内产金银量衰减。庆长金银多为17世纪前期半祷造并被投入流通领域，宽永末年以后银矿的经营已停歇。第四，以银币而言，17世纪后半期幕府货币虽然增多了，但自上个世纪到17世纪在领国流通的诸国极印银渐被回收，由幕府货币取代，重新发行。第五，再看看钱币的动向。幕府公铸钱即宽永通宝比庆长金银(1601)晚35年，于宽永13年(1636)开始铸造。幕府新铸宽永通宝意图在于回收以私铸钱为中心的旧钱，实现钱币统一。为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对新货币的需要，固然有一定的增铸部分，但不致引起物价上升。第六、关于金银比价。17世纪银价是否发生巨大变动从而导致物价波动?据安特韦尔研究，1620年代日本银价低，中国银价高，银从日本流向中国是理所当然的。这样，仅从金银比价动向看，17世纪中期银价即使有过暂时下跌，但整个17世纪则没有发生大变动，不能认为物价上升是银币价值下跌所造成。

17世纪日本国内货币供给状况如何以及货币供给给价格水准带来了多大影响？宽文8年(1668年)颁布了银输出禁令，提出了金矿改铸议，延宝天和期间（1673—1683年）幕府非常金“奥御金藏金”和金银分铜几乎都回炉熔铸，除为了应付财政方面的压力，17世纪后半期货吊供给不足也是重要原因，因此追加供给是很自然的。总之，元禄宝永期（18世纪）的货币恶祷(增铸)带来了米价上升，那是18世纪米价上升的原因，而17世纪米价上升趋势并不是货币发行过剩所致，17世纪也不存在货币发行过剩。

17世纪米价上升意义何在？第一，长期的米价上升被认为提高了米的生产的收益性。在年贡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农民剩余增加，用米换钱对农民显然有利，米的生产成为有利可图的生产活动，在利益驱动下，导致新田开垦，农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其次，米生产收益提高，固然带动了米生产量增加，但在其它因素配合下，如平均寿命延长，婴儿死亡率下降，也导致人口更大幅度的增长，从而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水准下降，使人口在17世纪大幅增长后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低速增长。第二，对领主财政有影响。由于米价上升，用米换钱对领主有利。此外，领主向商人举借藩债，由于偿还有一间隔，这期间物价上升致使藩债的本金价值相对下降，结果，也对领主有利。

近世中期指元禄至文化（1688—1804年)年间。这一时期可分两个阶段：元禄—元文（1688—1740年）；元文—文化（1740—1804年）。据山崎隆三研究，元禄以前物价上升，元禄至元文货币改铸期物价波动，元文改祷后物价呈长期安定，文政至幕末物价急剧上升。

江户时代自元禄时期起发生过多次货币重祷。在一般情况下重铸往往使新金银币的含金银量较之旧金银币的含金银量减少。因此可根据含金银量的变化来修正诸商品价格的变动，并进而对改铸施之于物价变动的影响作出估量。元禄至元文期名义价格的激烈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改铸引起的价格的度量标准的变化所造成的。货币改铸对物价的影响与其说是通过货币含金银量的变化，不如说是改铸的结果使流通货币量发生变化来对物价施加影响。后一种情况在分析这个时期物价动向时更应重视。

元文改铸后物价呈长期稳定，也没有出现大规模改铸。这期间，享保15年（1730年)解禁后，藩札发行增加，票据流通也趋活跃，但并没有相应地使商品流通量扩大，从而使物价发生大的变化。元文改铸至文政改铸，是江户时代没有进行过改铸的一个世纪，这意味没有货币扰乱原因，物价非常稳定。享保中期（1726—1730年）米价相对于其它物价呈下降趋势，就全国而言，米价下降15—20%，其后到文化期约一个世纪里，米价水准除天明凶作(1782、1783)阶段米价暴涨外，一直维持这种水平，因此享保中期以后米价低落可看作是划阶段性的变化。其原因在于幕府米价政策从享保7年（1722年）起有一转折，即解除了以往限制酸酒、禁止米市和禄米买卖、禁止预购围积的传统抑制米价暴涨等政策，旨在放开米价，放开米的供给。总之，由于放宽了限制，增加了米的供给，致使享保中期以后近一个世纪米价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享保中期米价下降是全国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各藩国产米增加，运往江户、大阪迴米也增加，致使米价下降。米价的相对下降给主要靠米纳年贡的领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对中农以上的农民来说，米价下降使他们因米生产增长而增加的收入抵消了，于是转而从事比米生产得益更多的棉、甘蔗、蔬菜等商品作物的生产。当然对于以购买米粮为生的下层农民和都市市民是有利的。这个时期内农村繁荣的基础就在于此。

江户末期指文政至幕末、维新期间（1818—1860年）这期间以文政改祷为开端至幕末改铸一再发生。幕府凭借对祷币权的垄断，以新旧币等价交换形式攫取了巨额改铸益金，以改铸益金为基础，再增铸新币，通过幕府财政渠道投入市场，导致货币贬值、物价持续上升。

对于这个时期物价研究，新经济史学家们强调仅着眼于物价水平的动向是不够的，应着重考虑相对价格即诸物价相对关系的变化。物价水准倾向上升时，农工间相对价格(农产品价格/工业品价格)也显示出很大变化。

以大阪批发物价的农工间相对价格动向为例。以1840—1844年为指数100，以五年为单位取平均值，农工间相对价格在1790年以后的三十年间较为稳定，1818—1820年以文政改铸为界标，急剧上升，农产品相对于工业品价格急剧上升。1830年代，由于农业欠收，农工间相对价格急升后又下跌，此后，农工间相对价格呈缓慢持续上升倾向。

相对价袼问题除反映在农工间相对价格上，还涉及实质工资动向。江户时期工资数据是不充分的，新保博认为一般物价动向与货币工资动向呈明显背离，实质工资下降倾向十分清晰。文政以前，实质工资特别是农村劳动者的实质工资一般呈上升倾向，此后以文政为界，实质工资动向发生了很大变化。江户末期长达半个世纪的农工间相对价格的持续上升倾向与经济结构变动和经济发展有什么内在联系？

新保博在《近世物价与经济发展》中提出了“通胀成长”模型，指出文政期以后一再进行货币改铸，出现了通货膨胀和持续的物价上涨，在有效需求扩大给经济带来刺激，促使生产扩大的同时，人均所得增大，剩余即储蓄形成。对新保博的“通胀成长”假说，斋藤修在“德川后期通胀成长论的再检讨”、宫本又郎在“江户时代物价史：发现与问题”、西川俊作在“我国19世纪的经济成长”中分别给予了批评。批评者的主要论点是，幕府从改铸中所得巨额改祷益金经由幕府财政支出渠道投入市场，带来有效需求的扩大，进而通过乘数效应给经济发展以巨大刺激，即使以上论点能够成立，仍不能完全解释江户末期经济发展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动力。梅村又次试图以“实质工资下降”假说来弥补“通胀成长”动力不足的缺陷。他提出整个江户末期实质工资下降倾向是为人注目的事实，实质工资下降导致利润增大，储蓄形成。由于物价上升和利润增大是预期的，投资意愿受到很大刺激，利润再投资乃至靠借贷投资活跃，江户末期的经济发展就是在这一良性循环中实现的③。

新保博对上述批评作了答辩，他首先申明，幕府财政支出增大只是这个时期经济成长的动力之一，梅村假说对增强动力是很有效的，不过问题仍没有全部解决，江户末期的“成长机制”仍有待探讨。需要弄清的是江户末期经济成长或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或先行条件是否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文化期便以某种形式出现，或者说在表面化之前便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了。因为即使货币改铸具有依靠财政支出渠道创造有效需求的效果，但如果经济本身不具备能对它发生反应的条件，仍不能对成长起动力作用。文政改铸不过是将业已存在的潜在成长能力表面化，它仅仅起了一种使之成为事实的诱因的作用。此外，江户末期改铸一再进行，通过财政支出渠道创造的有效需求的效应是持续的、长期的，对江户末期的成长具有很大贡献。

从米价变动的地域比较来看，日本新经济史学者关心的是以下三个问题：不相邻的地区米价的连动性达到何种程度、地域间米价水准的差别达到何种程度、米价短期变动模式因地域不同而有什么差异。考察上述问题的假设前提是：地域间米价连动性越高，地域间米价水准差别越小；米价短期变动模式越具有地域间的近似性，国内市场进展程度便越高。

第一、关于米价的地域间连动性问题。岩桥胜探究米价的地域间连动性而用的考证方法是将米价与上一年相比，得出两个地域变化率相差的程度并变成连动性的指数。比较的时间从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约200年。比较的地域遍及日本全国12个地方。山崎隆三和宫本又郎均以两地域间米价的相关系数为基本指标，山崎算出相关系数的对象时期为1790—1820年，对象地域有30个地方，而宫本箅出相关系数的对象时期为1651—1850年，对象地域有16个地方。以上三人在统计方法、对象时期和地域上虽有差异，但结论却相当近似。以宫本又郎的结论为例，宫本又郎将16个地方的米价系列分别变成上一年的变化率系列，得出它们任意两地的单纯相关系数，观察对象期从1651—1850年，以50年为一单位将200年分成4组，其结论如下：西日本与东日本不同。以大阪为中心近畿地方和山阳地方已形成米的单一市场圈。东海、九州、里日本与西日本这个市场圏保持着强连动性。而关东、东北、信州不仅与西日本市场连动性弱，而且这些地域间的连关性也小，因此不能确认东日本市场圏已经存在。换言之，在东日本米市场地域间的分离隔绝状况比西日本严重。

与大阪米价相关度高的地方，以1801—1850年为例，依次为近江、播州、福知山、防长、名古屋、广岛、会津、出羽、佐贺、加贺、江户、鸟取、熊本、信州、土佐，由此可见米价的地域间连动性与地理上的远近度有依存关系。此外交通特别是海运联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防长、九州、北陆、出羽虽与大阪相隔甚远，但因有瀨户内海的海运和西环航路的海运，与大阪的相关比这些地方与广岛的相关还要高。这正是近世市场结构的一大特点。再看江户市场的特征，据山崎隆三分析，江户与东海地方间的相关度高，而江户与属于江户市场圃的福岛、会津、仙台、米泽、信州的相关度很低，明显低于大阪市场圈内各地间米价相关度，江户与近畿、山阳、九州、里曰本也有某种程度的米价相关性，但其联系度并没有超过大阪与九州、大阪与里日本的联系度。由此可见，江户虽与东海地方有联系，率相差的程度并变成连动性的指数。比较的时间从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约200年。比较的地域遍及日本全国12个地方。山崎隆三和宫本又郎均以两地域间米价的相关系数为基本指标，山崎算出相关系数的对象时期为1790—1820年，对象地域有30个地方，而宫本箅出相关系数的对象时期为1651—1850年，对象地域有16个地方。以上三人在统计方法、对象时期和地域上虽有差异，但结论却相当近似。以宫本又郎的结论为例，宫本又郎将16个地方的米价系列分别变成上一年的变化率系列，得出它们任意两地的单纯相关系数，观察对象期从1651—1850年，以50年为一单位将200年分成4组，其结论如下：西日本与东日本不同。以大阪为中心近畿地方和山阳地方已形成米的单一市场圈。东海、九州、里日本与西日本这个市场圏保持着强连动性。而关东、东北、信州不仅与西日本市场连动性弱，而且这些地域间的连关性也小，因此不能确认东日本市场圏已经存在。换言之，在东日本米市场地域间的分离隔绝状况比西日本严重。

与大阪米价相关度高的地方，以1801—1850年为例，依次为近江、播州、福知山、防长、名古屋、广岛、会津、出羽、佐贺、加贺、江户、鸟取、熊本、信州、土佐，由此可见米价的地域间连动性与地理上的远近度有依存关系。此外交通特别是海运联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防长、九州、北陆、出羽虽与大阪相隔甚远，但因有瀨户内海的海运和西环航路的海运，与大阪的相关比这些地方与广岛的相关还要高。这正是近世市场结构的一大特点。再看江户市场的特征，据山崎隆三分析，江户与东海地方间的相关度高，而江户与属于江户市场圃的福岛、会津、仙台、米泽、信州的相关度很低，明显低于大阪市场圈内各地间米价相关度，江户与近畿、山阳、九州、里曰本也有某种程度的米价相关性，但其联系度并没有超过大阪与九州、大阪与里日本的联系度。由此可见，江户虽与东海地方有联系，但与其它地方没有太多的联系，就是说与以大阪为中心的西日本市场圈只有间接的连结，也谈不上将东日本各地连结成市场，就此而言，江户市场相对独立性很强。

从某种意义说，江户时代各地域间米价连动度推移的过程也是一个空间范围相当广泛的单一市场圈形成的过程。18世纪初以降，西日本已存在以大阪为中心的米的单一市场圏。在分析技术上，新经济史学者除沿用以50年为单位求出相关系数的方法外，为了看清倾向，还采取了替代相关分析的方法，即逐年计算各地米价对前一年变化率的变动系数，并与时系列并用，以揭示各地米价变动的连动性的连续数年的变化。统计显示，变动系数越小，全国米价连动性越高。

第二、关于米价的地域间差别。据岩桥和山崎观察，在米价的地域差方面，东日本大于西日本。在西日本市场園，广岛和播州、龙野比大阪米价高大约10%，大津、防长、绫部、熊本、津山比大阪低5—10%，稍远的佐贺、越中、福井、敦贺比大阪低10%以上。可见即使是西日本市场園地域间的米价差也是不可忽视的。不过与大阪相差20-30%以上的地域还没有。在东日本，名古屋、美浓、刈谷等东海地方比江户高10%以上，东信州和南信州比江户低15—30%左右，仙台仅为江户的50%水平，会津地方比江户低，变动激烈，有时相差15%，有时竟相差45%。

米价地域差达到何种程度？据岩桥研究，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西日本各地的米价相对上升，接近了大阪米价。如文政以降，福井、龙野、松山、佐贺等地与大阪相比米价升高，或上升率高的地方增加了。与此相对，据山崎、岩桥研究，18世纪中叶江户与东日本各地米价差则不能断定究竟呈缩小倾向还是扩大趋势。不过文政以降在东日本，与江户米价差缩小的地方多了起来，此外以江户为首的东日本各地的米价上升率较之大阪和西日本各地的米价上升率相对提髙，结果东西日本的米价差缩小。总起来看，江户时代后期地域的米价差有缩小倾向，特别是地方相对于中央市场的大阪江户米价差在缩小，其次，这一倾向在西日本从17世纪末开始，在东日本则到19世纪才开始，地域间有时滞。这两点对于考察江户时代市场形成过程和检讨经济发展的地域差有深远意义。

第三、米价的短期变动与市场机能。米价短期变动模式是米价变动地域比较分析内容之一。通过物价动向揭示市场形成过程，这种物价史方法的特点在于以物价为标志说明市场在多大程度上发挥着调整对财物供求的功能。这种调整功能有两个方面，即空间上调整不同地区供求功能和时间上调整不同时点间供求功能。米价地域间连动性或地域差涉及空间供求调整。而价格的短期变动与时间上的供求调整有关。这是因为米这种农作物收获期为一年，但需要在一年中是恒常的，因此供求经常是不均衡的。还有农产品与年成丰欠有关，如果听其自然，农产品价格可能会受季节大变动和不规则变动的强烈影响。如果制定出在某种程度上能缓和这种供求状态的时间不均等性的市场制度，便能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价格的季节变动的不规则变动。如期货交易制度便是这种市场制度的一种，它借助发达的库存保藏手段调整供给的时间，不仅考虑当前商品的供求状况，而且着眼于对未来的预测，从而对价格形成发生作用。这种制度所起的在时间上平准价格的市场功能与前述在空间上平准价格的功能都是显示市场机构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由各地米价短期变动模式可以看出各地市场机构进展程度。

新经济史学家宫本又郎在“近世后期大阪米价的短期变动”④和“近世后期米价变动与米价市场”⑤等论文中对大阪米价的短期变动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大阪米价从每年1月慢慢升高，8、9月达到最高水平，然后下降，10月为最低水平。其振幅全年平均为最高值9月为103.6，最低值10月为96.3。关于米价不规则变动，利用按月米价数据来计算米价年变动系数，结果江户时代大阪米价的不规则变动程度低于同时代大豆、小麦等，与明治以后大阪米价的不规则变动相比并不逊色。换言之，江户时代大阪米市场在时间供求调整功能上是相当有力的。除大阪外，岩桥对各地米价的短期变动作过细心研究。据他考察，18世纪中期以降的一个世纪里，米价的短期变动最小的为播州，其次为广岛、名古屋、熊本、大阪、防长、江户、信州。振幅激烈的为会津、出羽、佐贺、近江、福知山。一般说来，米价的短期变动在沿岸地域比较安定，在山地则比较激烈。因沿岸地带，市场功能发达，信息传递迅捷，交通也便利，而山地条件较差。

米价地域比较分析在经济史上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西日本与东日本的各地市场间的联合性即米市场网络的状态颇为不同，前者与后者相比，米价的地域相关性强，地域差小。大石慎三郎在（日本近世社会的市场结构）中提出“大阪、江户二元市场”理论，他对江户时代中期从大阪到江户的物资流通状况、从各地到江户的米价流通状况，进行了探讨，认为近世中期以大阪为中心的全国市场便出现了，米谷市场尤其表明已形成江户和大阪为中心的两大市场即经济圈，上方、西国经济圏和关东、东国经济圈。

从米价的地域相关性看，不包括在以大阪为中心的西日本市场圈内的东日本各地的市场是存在的，这是大石慎三郎否认“大阪一元市场论”的根据之一。但在日本学术界否认“与大阪相抗衡二分天下”的江户市场存在的也大有人在，其主要根据是认为在东日本内部，在江户与各地之间看不到西日本内部大阪与各地之间那种米价的强地域相关性。其次，关于米价地域差的解释。在西日本，广岛、龙野的米价高于大阪，在东日本，名古屋、刈谷、美浓等东海地方的米价高于江户，上述地方米价高于中央市场的现象如何解释？如从常识考虑，应当是地方米价低，中央市场米价高，米从便宜的地方流向价格高的地方。上述现象如何解释呢？一种解释是“饥饿移出说”。其要点是幕藩领主出于藩财政的需要尽可能多地把米送往中央市场。结果，供给不足的领国米价升高，供给过剩的中央市场米价下跌。另一种解释是“迴米为大名贷担保说”，藩提供年贡米为大名贷担保，因此不管米价高低，每年都必须为中央市场提供一定量的迴米。以上两种说法都着眼于流通米的大宗是年贡米这一江户时代米的特殊性格上，并未从商品市场机制理论来说明米的流通。

宫本又郎认为除此而外，还应考虑交易成本。中央市场米价虽低，但不应认为米集中在那里是反常的。这是因为中央市场最重要的功能不是高价出售财货，而是在任何时候都能迅速地买卖大量的财货，对每年必须出售大量年贡米的幕藩领主来说，在每年固定的市场上出售米，交易成本低，能享受到换取货币的便利，市场的经济合理性便在于此。在这种场合价格毋宁说是次要的问题。

宫本又郎在“近世米价的变动和大阪米价供求”⑥一文中还探讨了大阪的“过年米”即每年年末米票市场发行余额同大阪和地方的相对米价(大阪米价与平均地方米价之比）之间的相关关系。过年米等于诸藩在大阪的迴米仓发行的米票总量（A)扣除与米票兌换、从库藏中提出的现米的总量(B)，也就是在把米票作为交易物品的大阪堂岛米会所的现米市场上每年年末供给的米票总量。某年的过年米比上年增加或减少，就是该年的A比B增大或缩小，由此显示出大阪米票是相对供给过剩或需求过剩。宫本认为，过年米与大阪地方的相对米价有逆相关关系，即大阪米票发行余额多（即过剩供给）时，大阪米价比地方米价低，反之，米票发行余额少(过剩需求)时，大阪米价相对升高。价格适应供求状况而变动。由此可见，以价格为标志调整地域间供求的价格机制是有效的。

最后，江户时代中后期米价的地域差呈缩小倾向，首先出现在西日本，东日本稍滞后。这与经济发展的地域差，特别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地域时滞不无关系。文政以降大阪米价与其它各地米价相比下降，从而导致由水路运往大阪的大米数量减少，这被看成是大阪经济地位下降、畿内地域人口停滞、大阪中央市场功能动摇的结果。宫本又郎认为这里所涉及的“大阪米价”性质问题不仅与米的供求状况有关，还与大阪的大名金融市场状况有关。见于各种史料并为物价史所利用的“大阪米价”系大阪堂岛米会所所创设的米票行市。虽然这个米票行市无疑反映了大米现货的价格，但其反映程度是否任何时代都一样是应当存疑的。随着近世后期没有现米支持的“藩债证券”的米票的大量发行，米票价格(即大阪米价)是很可能与现米价格发生背离(即趋向便宜)的。

注解：

①速水融《日本经济史的视角》第5章“近世初期全国人口推算”，东洋经济新报社，1968年；同《近世农村的历史人口学研究》，东洋经济新报社，1973年。

②中村哲《明治维新的基础结构》，未来社，1968年。

③梅村又次：“幂末的经济发展”，《年报近代曰本研究：幕末维新的日本》，山川出版社，1981年。

④该文载《大阪大学经济学》24—3，1974年。

⑤该文载《经济研究》26—4，1975年。

⑥该文载《大阪大学经济学》25—2.3，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