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经济史在美国汉学界一向占有重要地位, 过去几十年中,可谓著作不断,名家辈出。但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边缘群体和下层社会研究的勃兴，经济史研究逐步式微，有关论著大幅减少，一些领军人物兴趣他移。以探讨华北小农经济和内卷化理论著称的黄宗智教授（Philip C. C. Huang）转向中国法律史研究， 另一位以区域经济研究知名的学者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则转向满学研究。 另一方面，美国学术界高涨的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趋势和东亚经济的崛起，推动一些学者从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论诠释16、17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世界影响。在这些成果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这两部著作涉及的范围，都不限于清代经济发展，严格地说，不是清代经济史论著。但是，他们从全球视角，通过相互比较和多学科综合分析的方法，对18世纪中国经济的世界地位及其衰落的原因等清代经济史的核心问题，给出全新的答案。其具体结论固然大有商榷的空间，但其视野之开阔，方法论之新颖，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这两部著作代表了世纪之交西方英语世界清代经济史研究的最新动向。

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和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首先是要挑战西方经济史研究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偏向。18世纪末叶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和西方殖民势力在全世界的得手，西方学者在讨论中国或亚洲历史时相信西方，更具体地说，西欧社会经济历史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缺乏西方式的近代化发展，不是因为他们的历史发展轨迹与西方不同，而是因为其本身的文化、政治、经济缺陷导致其历史的反常和歧变。而且，中国只能经由西方的冲击才能回到正确的历史轨道上来。因此，他们毫无顾忌地用那些从西欧历史经验中归纳出来的理论框架去诠释和总结中国社会的经济变化，或者把中国社会看作一具尘封千年有待西方冲击才能唤醒的木乃伊。一个典型的例证莫过于费正清的朝贡贸易体制理论。按照费正清的观点，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漫长世纪中，落后封闭和自我中心的朝贡体制是中华帝国管理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它使中国孤立于世界近代化的潮流之外。直到鸦片战争之后，它才在西方坚船利炮的轰鸣声中黯然消失。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对西方中心论的批评在美国汉学界日渐高涨。费正清和其他学者从西方视角对中国历史的解说受到尖锐批评和有力的挑战。但是，由于美国汉学界的学术重心在八十年代之后从上层转向下层，从经济转向社会和民间生活，经济史以及其他与经济史有关的领域（如贸易史）不再为人所重视。因此与其他领域（如妇女史、学术史、城市史）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相比，经济史研究中的相关讨论就未免单薄。而在费正清于半个世纪之前首先开拓的美国中国外贸史研究领域中，这样的批评迄今尚未展开。直到1997年，随着王国斌（R. Bin Wong）的《转变中的中国：历史变迁和欧洲经验的局限》问世，这种局面有了明显的改观。正如其书名所显示的那样，王著的志趣是反省西方历史经验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局限性并寻找中国研究方法论上的突破。这是一部比较研究论著。但是，与我们通常所见到的众多中西比较研究不同，著者不是以西方历史发展为参照，解释中国何以没有出现工业革命，而是从经济发展、人口变化、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等方面展示中西发展的异同。王国斌认为，许多困扰中国历史的问题在同时代的西欧同样存在。例如，清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内卷化问题在同时期的欧洲也相当普遍。另一方面，西欧许多被认为有助于工业革命发展的进步在同时代的中国也不难发现，中国在许多方面的发展甚至更为出色。王著还吸收欧洲史研究的有关成果，认为西方工业革命的发生与美洲的征服息息相关，而中国在这方面的落伍与海外资源的缺乏有关。无庸置疑，王国斌著作中的许多论述对于清代经济史的研究颇有启发性。但是，王国斌在书中所关注的仍然是中国和欧洲历史的整体性异同，所论述的时段跨越中国帝制时代、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因此，他不可能在书中专就清代经济史的诸多问题展开详细的论述，书中有关清代经济发展的论述发人深省，但有待于进一步的展开。所以，王国斌的著作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反映了美国清代经济史研究的新动向，倒不如说体现了美国中国研究中比较史研究的新走势。

相形之下，前不久问世的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和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尽管也属于比较型研究，但是，由于这两部书集中于16、17、18世纪中西经济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直接关系到对清代经济史发展诸多问题的重新认识，更能够反映出美国清代经济史研究的新动向。

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和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工业革命为什么出现于18世纪的英国而不是同时代的江南地区。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过去近一个世纪明清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传统观点认定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在许多方面已落后于同时代的英国，因而没有产生与工业革命相媲美的经济社会变革，由此把研究的重心集中于是什么原因导致江南地区相对于西方的发展滞后。彭慕兰在他的书中首先批判了这种在中西明清史研究中广为流行的江南发展滞后说。他以过去几十年中中西有关研究成果为基础，系统比较了江南地区和同时期英国的各种经济因素，如人口、人民生活水平、生产资料、劳动生产率、农业生产状态、科技水平的差异，认为在这些方面18世纪末的西欧并不具有独一无二、江南缺乏的优势。其次，作者比较了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土地、劳动力市场以及农业手工业产品市场，认为17、18世纪中国的市场运作更接近于斯密型的自由竞争模式。在他看来，把18世纪中国小农经济视为“内卷化发展”是错误的。彭慕兰还考察了当时中西技术发展之异同。在他看来，许多当代学者视为17、18世纪带动西欧技术发展突破的重要发明其实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影响，它们的重要性直到工业革命之后才体现出来。因此，当时中西之间并不存在后世想象的那种科技差距。根据彭慕兰的研究，17、18世纪的西方不仅在发展水平上与中国接近，其所面临的问题也和中国相近。例如，所有关于乾嘉时期的讨论无不注意到人口增加过快、森林减少、可耕地数量遽减等对当时中国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彭慕兰认为，这类问题不仅困扰着中国的发展，而且在同时代的西欧也相当的严重。

既然中国和欧洲直到18世纪下半叶还处于同一起跑线上，那么为什么是英国而非中国发生工业革命呢？彭慕兰认为这种变化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其一是英国煤矿的地质状况和地理位置。其二是美洲殖民地所产生的生态缓解作用。首先，英国的煤矿距离经济中心地区较近，运输成本较低，这有利于煤炭的推广应用。煤炭的普及又为煤炭生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但是，英国煤矿含水量高，为强化抽水功能，满足市场不断扩大的煤炭需求，对抽水设备的不断革新便应运而生，最终导致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与之相反，中国的煤矿远离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运输成本非常高，因此，煤炭很难得到广泛的普及。而且，中国煤炭产区地质相当干燥，无需强大的抽水设备。换言之，中国煤矿的地质条件决定了中国的煤炭业发展难以产生蒸汽机那样的技术突破。除煤矿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外，另一个拉开中西差距、导致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因素是英国的殖民扩张所带来的生态缓解（ecological relief）。彭慕兰认为，18世纪，中国的江南和英国都面临着人口增长，耕地不足，燃料食品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困扰。清朝通过鼓励人口向边远地区流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与此同时，由于东西欧政治经济制度的巨大差异，西欧的剩余人口无法东迁，只能迁往英国的北美殖民地。结果，美洲殖民地缓解了英国及其西欧国家的人口压力。更重要的是，大量的人口进入美洲之后，他们又生产英国急需的糖，棉花，木材，将其源源不断地输入英国本土，减缓了对于英国本土的资源和耕地压力。据彭慕兰估算，美洲殖民地运回英国本土的产品相当于2500万亩土地的产量，而当时英国本土的总耕地数目也不过2000多万亩。此外，美洲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也有利于工业革命的兴起。这是因为当地的奴隶种植园只生产原料，而依赖英国提供制成品，因此成为英国纺织品的巨大市场。由于市场的扩大，技术更新乃至革命性发展自然应运而生。与之相反，18世纪的江南既无海外殖民地实现资源耕地的生态缓解，也无一个稳定广阔的商品市场。当时，部分江南纺织品虽运销华北乃至满洲各地，但是，当地农民为节约开支，模仿江南农民，自己纺织，反过来最终缩小江南纺织工业的市场。市场的减小意味着生产成本的加大，在这种环境中，对于江南纺织业而言，技术投入和更新变成一种不现实的奢望，更遑论工业革命了。

贡德·弗兰克的关注点与彭慕兰有所不同，更在意于中国经济对16至18世纪全球经济的影响，并就此提出新的诠释。他严厉批判时下流行的世界体系理论等其他强调西方经济在18世纪及其以前占主导地位的论点。同彭慕兰一样，贡德·弗兰克认为18世纪末之前，中国的经济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都居世界领先地位，可与中国相媲美的不是西欧各国而是印度。中国不仅是当时世界上主要制成品生产国，而且直到18世纪末仍然是全球贸易中心。相形之下，欧洲制造业并没有任何可以进入中国市场并与当地产品相竞争的产品，因此，西欧各国在当时的世界贸易体系并不具有欧洲中心论者所强调的中心地位，相反，他们是通过参与亚洲内部的贸易活动牟取欧洲急需的财富，借助美洲殖民地生产的白银购买中国商品。另一方面，美洲白银的输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扩大了原有全球性贸易网络。但是，贡德·弗兰克的中心议题不仅在于强调中国经济在19世纪以前世界的中心地位，更在于复原为西方中心论所遮蔽的当时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网络。因此，除中国讨论外，他还广泛涉及同时代其他亚非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其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角色。这就限制了他对中国的论述，其相关分析较之彭慕兰略显逊色。

简言之，彭慕兰和贡德·弗兰克不是专攻清史的学者，但是他们的论著从全新的全球视角颠覆了有关清代经济发展核心问题的传统解释。尽管其观点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讨论，但其所提出的问题是清代经济史研究者难以回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