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

　　　　一、中国经济史学的多样化发展

19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史学，尤其是近现代经济史学研究，多样化发展趋向日益明显，《中国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等杂志有关综述中对此都有所总结。笔者认为，经济史学多样化发展主要有以下两方面表现：

　　（一）研究手段多元化

这首先表现在使用史料的种类有较大拓展。以往偏重于使用官书、政书、文集、地方志、年鉴及其他工具书等图书史料，这二三十年代来经济史学研究不仅发掘了更多的图书类史料，而且也越来越多地运用档案、碑刻、文契、宗族谱谍、广告、各种调查和统计等非图书类文字史料；所用文种除中国原有的汉、满、蒙等文字外，又增加英、日、俄、法、德等文字。“丰富多彩、层出不穷的考古材料（包括出土实物和文字材料，如农作物、工具、城址、甲骨文、金文、秦汉简犊、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史研究，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不断刷新、匡正或深化人们的认识，使研究增添了活力和动力。现代仍然存在于民间和现实生活中的丰富而生动的资料，如民间文书、族谱、碑刻和社会调查、习俗调查、民族调查等，越来越引起经济史研究者的重视和利用。”（注：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百年历程与走向》，《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5期。）口述史料也越来越多地变成文字，被人们运用。近年来，有的学者又提出除了文字史料外，还要重视旧照片、旧图画等图像史料的运用。

与此同时，经济史学研究方法也趋向多元化，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人口学、地理学、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越来越多地被引用，使经济史研究扩大了内涵，提高了理论研究水平。中国经济史学会前会长吴承明先生多次在演讲和文章中对文献学、考据学、历史唯物主义、经济计量学、发展经济学、地区经济和周期论、社会学以及系统论等经济史研究方法作了评介。（注：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有关章节。）他认为研究经济史应根据不同对象和史料条件，采取不同方法；方法论有新老学派之分，但没有高下、优劣之别。吴承明有关方法的见解，在经济史学界，特别是在中青年经济史学工作者中间，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文革”前中国大陆经济史研究偏重生产关系，着重于批判封建主义剥削和资本主义剥削，批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等。19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另一方面也由于研究人员思想逐步解放，视野日益扩大，因而中国经济史学，尤其是近现代经济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十分明显：先前研究较多的一些课题如关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土地制度、中国资产阶级等，探讨继续深入，发掘了一些新资料，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以往研究比较薄弱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通讯业、财政、货币金融、民族市场、城市经济史、地区经济史、人物评传等，研究论著大大增多，研究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例如，在货币金融史方面，既有从宏观上考察中国货币金融史、金融业管理、外资在华金融势力等方面的研究论著发表，又有从微观上剖析一些近代著名银行及其他金融企业的专著出版；在城市经济史方面，有关近代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城市经济史的专著在1990年代接连问世。过去几乎是研究空白的中国企业制度演变、人口经济、华侨投资、房地产业、国际收支、市镇经济史、少数民族和边疆经济史等方面的课题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兴趣，这方面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化。

越来越多的学者在选择研究课题时，更加侧重于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或者给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有关问题以历史的透视，例如上海的经济史学者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加强了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化、市场发育、企业发展和公司制度历史演变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造成较大的反响；厦门大学的杨国桢教授则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倡议开展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些中青年学者响应这一倡议，经数年努力，已经出版了有关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一系列新论著。这样以强烈的现实感和新视野来研究经济史，将使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给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二、跨代专题研究与注重历史连续性

与“文革”前经济史研究偏重生产关系，重视阶级斗争对经济生活影响的状况相适应，过去经济史研究中往往重视一些事件，尤其是改朝换代，对经济的影响；强调这些事件所引起的“断裂或转变”，即强调历史的不连续性；重视断代史研究。随着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拓展，这种状况逐渐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有一个“时滞”，因此到了世纪之交时，在中国经济史学多样化发展过程中，一种新的研究取向日益明显，打破断代的长时段经济史专题研究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可以说，20世纪里断代史研究是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重点，而在21世纪里这一重点将转移到跨代专题研究上来。与之相适应，研究者们也日益注重有关历史连续性的研究。

　　（一）从断代史研究向跨代专题研究的重点转移

每个学科的发展在各个时期各有不同的重点。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学科有重大发展，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对本国历史上各个断代都集中了一批学者进行专门研究，出了一大批断代史研究成果。与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相比，可以说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重点是断代史研究。中国历史悠久，新史学初兴阶段需要先把各个断代历史理出个头绪，同时按断代收集史料也较为方便，因而20世纪中国史学在断代史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并也给20世纪后半叶国内教学和科研机构的设置以及学会组织等打下了浓重的断代史痕迹。

但是，随着学科的继续发展，到20世纪末时断代史研究的局限也日益明显。过于强调断代史研究，容易割裂事物的前后联系，容易束缚研究者的视野。在经济史研究方面，就出现了研究各断代经济史的学者分别强调所研究朝代经济的发展，而为此贬低以前朝代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

按照布罗代尔等人的观点，历史发展是在多元时间体系中进行的，一般可分为短、中、长三种时段，分别受快、中、慢三类变量的作用，将三种时段结合起来研究，才能显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意义。就中国史学发展状况和走向来说，在新世纪里需要加强打破断代的长时段专题研究，这一点对于经济史研究尤其重要。经济史研究主要构成，不是着重于快变量研究的事件史，而是着重于慢变量、中变量研究的形态史、结构史。毋庸讳言，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尤其是改朝换代、变法改制等都对经济影响很大，甚至一个诏令的颁布，一个条约的签订都可成为划分经济史发展阶段的标志。但是过于强调这些事件对经济的影响，就会忽略原有经济结构、文化与科技、社会组织、地理环境及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作用，犹如考察江水流动仅注意风和潮汐对江面波浪的作用而忽略地球转动、地质构造、流域面积与降雨量等因素对江水流动的深层次作用一样。《中国经济史研究》前主编李根蟠教授提出，研究经济史不仅要重视“横观”，更应当重视“纵观”，注意考察各类经济关系中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认识其来龙去脉以及在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点与原因等。他认为经济史研究应注重中长时段的考察，“经济史若局限于一个断代，往往看不清来龙去脉和长期趋势”。（注：李根蟠：《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应在继承中发展》，2002年“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研讨会论文。）

在世纪之交时，中国经济史研究工作者们已经开始关注传统经济的近代化过程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之间历史的连续性，注重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时段研究。这一期间，跨代经济史研究的热点大致可从中国经济史学会几次年会的主题（注：1996年武夷山会议主要讨论传统社会的商品经济与市场，以及向现代化过渡等问题，1998年上海会议主要讨论城市发展与市场发育等，2000年武当山会议主要讨论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等，2002年太原会议主要讨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市场机制演变历史等问题。）看出。这几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与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合作，围绕“传统经济与近（现）代化”这一主题，召开了有关“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研究”、“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中国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等一系列小型讨论会，这些会上所讨论的问题都反映了注重跨代长时段研究这一趋向；进入21世纪后最初几年的迹象表明，这一趋向在新世纪里会进一步加强。断代史研究与跨代长时段研究相互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合乎逻辑的发展。可以说，在21世纪里断代经济史研究仍将继续有所发展，而打通断代的长时段经济史专题研究在前者发展的基础上会有更快的发展，很有可能后来居上成为新世纪经济史研究的重点。

　　（二）贯通古今的长时段专题研究与共和国经济史研究断层的填补

在跨代经济史专题研究中，贯通古今的长时段经济史专题研究意义更大，其发展可能也比较快。在新世纪里，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继续深化，以及进一步对外开放，现实经济中也不断出现许多重大经济问题，例如，加入WTO后中国农业发展前景，国内保险、通讯、证券、汇兑等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机制，金融体制与国民经济的关系，中国对外经济联系与国内产业结构变化的关系等等，将对经济史研究提出众多的新要求，也将带动诸如历代“三农”史，城乡经济往来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近现代中国对外经济联系与国内产业结构变化的关系，历届国家政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财政及金融制度关系史，企业制度和工商组织史、各个时期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等方面贯通古今的长时段经济史专题研究。在新的形势下，一些学者已提出要回到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研究理路上来。

要进行贯通古今的长时段经济史专题研究，原先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断层就必须要填补。所幸的是，共和国经济史研究从1990年代以来进展很快，尤其是在50周年国庆前后，出版了一大批共和国经济史研究专著，有关论文发表的数量则更多。共和国经济史料整理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其中重要者首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央档案馆合作的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成果，收录汇编的资料出自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档案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国家建设委员会、财政部、贸易部、海关总署、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等经济主管部门的档案资料。这些材料在几十年前绝大部分属于绝密、机密文件。它们对于全面总结新中国建立后有关经济决策和经济运行的历史经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必将为今后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打下厚实基础。可以说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拓荒”时期已经基本结束，新世纪里这方面的研究将会有更大发展。

　　（三）注重历史连续性的研究取向

开展贯通古今的长时段经济史专题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来看，就是要注重历史连续性的研究。太史公“通古今之变”的史学观，就是要反对割断历史，提倡对历史连续性的研究。马克思在论历史时也指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在“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每一代必须接受前一代留下来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历史上形成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51页。），只能继承下来进行改造。注重历史连续性的研究，可以说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也是对“历史”（注：这里仅指“历史1”，即客观的历史，或曰“历史本体”，没有“历史学”的含义在内。）概念更为深入本质的认识。

与以往强化断代史研究的状况相适应，前一阶段国内一些学者看待“历史”，往往片面地强调它的不连续性，强调“历史”是“过去”的事情，例如，一位资深史学理论专家就这样解释：“历者过也，史者事也，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注：吴泽：《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实际上，历史是连续性与不连续性的统一，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互联系的统一。例如，生活在寒武纪早期的海口虫虽然现在已成为化石，但是它的头及脊椎等中枢构造特征，一直演化留存下来，至今仍留在所有人及其他脊椎动物的体内，而且还将留存下去；又如，人类社会的社会分工，过去早已进行，现在和将来都还要继续进行下去。上述关于“历史”的解释，最好改为：“历者经历也”，既有过去经历的含义，也有正在经历和将要经历的含义。这样，可以更为深入地认识“历史”的本质特征，有助于强调对于历史连续性的研究。

以往大陆学者经济史研究偏重生产关系变革，强调一些事件所引起的“转变”作用，这样做实际上是在强调历史的不连续性；过去西方国家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所宣扬的“冲击—反应模式”，强调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之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停滞与落后等，也是在强调历史的不连续性。而吴承明先生等人过去对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最近十几年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们对中国明清至民国时期、日本江户时代的社会经济所进行的新探讨等，则突出反映了注重历史连续性研究的趋向。

对“经济史”概念的理解，应当突破“过去发生的经济事情”这一认识的束缚，理解为“较长时段经济发展的过程”会更确切些。即使研究者出于工作需要，研究对象时限暂限于某一断代，心中也应有“通古今之变”这一全局。在世纪之交时，不少经济史研究者认识到研究工作应当注重古为今用，在选择研究课题时更加侧重于对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有关问题以历史的透视。例如，有不少学者认识到，进行商会改革，建立和改进各类工商同业组织，已是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我国近代曾经在各市县广泛成立了商会及各种工商同业组织，它们按照当时政府颁布的有关法令办事，充当了政府与企业间的中介人，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加强对于近代商会及各类工商组织的研究，可以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因此进入90年代以来，有关近代商会及各类工商组织的研究出现高潮，国内有关近代商会及各类工商组织的论著不断发表。

又如，国内一些学者打破断代界限，就有关中国历史上财政、金融、市场发展等专题进行合作研究，其研究成果将以《中国金融通史》、《中国财政通史》、《中国市场通史》等形式在21世纪初相继问世。这些都反映了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史学界注重历史连续性研究的取向。

　　　　三、经济史研究应打好基础，迎接新发展

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展，中国经济史研究越来越关注当前的经济改革和市场化进程，诸如有关各类市场史与经济运行机制发展过程的研究，传统经济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中外经济关系与民族经济发展历史的研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作用的研究、中国企业发展与企业制度演变史的研究等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已对经济史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注重历史连续性研究也需要不断创新，而经济史研究为此也需要打好基础，以迎接今后新的更大发展。本文在这里主要讨论以下有关问题：

　　（一）关于经济史计量分析方法

计量方法是史学现代化的有力工具。它可以应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电脑技术来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数量关系。它要求定性分析要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它可以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以尽量避免随意性定性判断，它还可以揭示多种变量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经济事物发展变化趋势，可以使人们对许多历史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对于特别是经济史领域深入进行历史连续性研究有重要作用。

1980年代中国史学界不少人曾一再鼓吹学习西方计量史学方法，开展中国计量史学研究，但是近20年过去了，中国史学在这方面的进展不大，成绩较好者可能还是要数经济史领域。1980年代以来，吴承明先生曾多次强调了经济史研究中计量方法的重要性，他希望在有关经济史的研究中“凡是能够计量的，尽可能作些定量分析”。（注：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有关章节。）吴老还身体力行，带领一批经济史专家对近代中国工农交商等各部门的收入、各类资本在不同时期的增长、国内市场的变化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计量分析，这些分析使人对近代中国经济史上主要数量关系有了较为清晰而深入的了解。例如，在论及清代国内市场发展时，同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中国经济史室的学者新近出版的两本书，一本论述了清末市场上度量衡混乱等流通“梗阻”（实际上有些“梗阻”是从清前期延续下来的），并指出中国货物由内地运至通商口岸的百里路程运费往往高出出口后万里海运的运费（注：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较为强调了当时市场不发展的一面；而另一本则较为强调了清前期国内市场发展的一面（注：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中），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不同的作者观察问题的视角不一样，如果没有定量分析帮助进行历史纵向比较，读了上述两本书后容易使人得出清后期国内市场发展不如清前期的印象。读者如果要想了解从清前期到近代国内市场发展总的过程，必须借助于有关定量分析。所幸的是，吴承明等学者对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在广泛考证了各种资料后指出，粮食、茶叶、蚕茧、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1840—1894年年均增长率不足1.3％，但比起鸦片战争前已大大加速，1895—1920年间年均增长率为1.6％，1920—1936年间约为1.8％，他们又用海关的土产埠际贸易统计和历年厘金收入、常关税等还原法估算1870、1890、1908、1920、1936年五个基期市场商品总值（包括进口货）分别约为10.4、11.7、23.0、66.1、120.2亿两（规元），五个基期之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20％、1.14％、6.28％、2.89％。（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王水：《评珀金斯关于中国国内贸易量的估计——兼论20世纪初国内市场商品量》，《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许涤新、吴承明等上引书第二、三卷有关章节；吴承明：《近代国内市场商品量的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这些数据使人对中国国内市场不断扩大的状况有了大致清楚的了解。可以说，计量方法已是经济史研究，特别是有关历史连续性的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

尽管计量方法也有它的局限，必须与其他方法相结合进行研究，但是对计量方法越来越重视，已成为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大趋势。许多研究者对于过去那种笼统的定性叙述已感到不满意，尽可能收集资料作定量分析，在关于历代亩产、劳动生产率、商品流通量、货币需求数量、物价变动、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国际收支、对外贸易条件、中国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变动因素等方面都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在新世纪，这方面的探索将会取得更大成果。

　　（二）关于中国长期经济统计

与国外学者的有关研究相比，在经济史计量研究方面中国学者仍有很大差距。不用说外国学者对各自本国经济史的研究了，即使就外国学者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来说，近几年日本学者、欧美学者都在对中国长期经济统计问题进行研究，他们的工作已经走到了中国本国经济史研究者的前面。从1995年夏季开始，日本政府文部省以一桥大学的研究团队为核心，组织有关亚洲（包括中国）长期经济统计的研究（简称“COE”项目）。其最终成果既准备出书，又打算上国际互联网。这一大项目完成后，将在世界经济史学发展史上树立一丰碑，对推动亚洲经济学的发展也会起到很大作用。在欧洲，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资深研究员、国际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所著《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对中国19、20两个世纪经济增长情况作了长时段的分析，并将中国与日本、美国、俄国、印度及欧洲等进行了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在国际经济史学界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都希望通过对中国跨代历史资料的整理利用，来把握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

从科研角度，站在客观立场上，用科学的方法，对历届政府及其他组织编制的各类经济统计及其所用方法、资料来源等进行审慎考证，并收集其他方面资料进行对照和补充等，整理编制较为全面系统的长期（一般在百年以上）经济统计，是一项多学科结合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它对于更好地认识国情、对于制定宏观发展战略、对于发展经济学科及深化经济史研究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对以往国内外学者有关中国经济史计量研究的得失进行系统总结，借鉴好的成果与方法，下大功夫对中国数百年来经济统计资料进行搜集、考证、整理及分析，并适当进行国际比较，做成《中国长期经济统计分析》丛书。

笔者设想中的这一丛书，研究对象主要是从19世纪（视资料情况可适当向前延伸）至20世纪末中国（大陆）各类经济统计资料，拟分《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矿业（上）》、《矿业（下）》、《工业（上）》、《工业（下）》、《农业（上）》、《农业（下）》，《交通通讯业（上）》、《交通通讯业（下）》、《商业及其他服务业（上）》、《商业及其他服务业（下）》、《物价（上）》、《物价（下）》、《人口和劳动力》、《资本形成》、《储蓄和通货》、《综合》等卷。其中，“农业”指大农业，包括林业、牧业、渔业和养殖业；“工业”包括建筑业等；（上）（下）时间划分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界。（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分类，是否要将诸如能源工业、轻纺工业等另行分卷，以后可以再讨论）

各卷在经最大可能搜求以往有关统计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资料来源、统计方法等进行认真细致地考证，去伪存真，并根据新搜集的其他资料进行补充和修正，整理编制成系列统计表；然后在新的经整理修正过的统计表基础上进行各阶段增长分析、结构分析等，并进一步讨论所研究行业或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作用等（注：笔者个人打算这几年先把《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卷（已在清华大学立项）做好。这一卷做好后，有此卷作样品，申请国家有关方面或国外一些基金支持时就比较容易获得信任。（可以先申请一些经费，开展某几卷工作；再接着申请经费支持）。此时，日本COE项目的成果应当已问世。我们可以一方面翻译和研究他们的成果，一方面可以次第开展其他各卷的工作。）。

《综合》卷是在前面讨论基础上，整理GDP、人均GDP、GNP、人均GNP、国民收入、人均国民收入等综合性指标，并进行分历史阶段、分地区的考察，再作国际比较研究。

　　（三）关于中国历史地理信息数据库

中国古代有着“左图右书”进行研究的良好学术传统。当代，这一学术传统在一些西方学者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例如，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的P.Bol（包弼德）教授、澳大利亚格里菲思大学空间信息网络中心主任L.W.Crissman（库里枢）教授等，近年来利用电子地图技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为中国史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也与他们合作，已初步开发建成中国历史地理信息库（简称CHGIS）。我们应借鉴他们的方法和成果，在做《中国长期经济统计分析》丛书的同时，利用收集整理好的历史统计资料和电子地图技术，组建中国经济历史地理数据库。例如，在做《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卷的同时，可以先将近现代各年（每年各做一套文件）各口岸进口、出口商品量、值等在电子地图上标出。等以后《物价》卷做好后，可以再根据各地物价变动的回归相关分析，将各口岸有关年份的大致腹地范围等在电子地图上标出。在做《矿业》卷的时候，也可以将各年各地探明矿藏种类、数量、各年各矿产量标在电子地图上。其他诸如做《工业》、《农业》、《交通通讯业》、《物价》、《人口和劳动力》等各卷时，可以放入电子地图内的数据种类是很多的。我们还可以将中国地形电子地图技术与历史上各地有关灾害的记载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辨别历史记载的真伪，总结各种灾害的变化趋势等。电子地图技术应该成为新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的重要手段。

这一套丛书和这一数据库，可以为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的计量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提供新的研究手段，是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的两项基础工程。它们对中国史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说都属于顾炎武所说“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注：顾炎武：《日知录》卷19，著书之难。）的研究项目，是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的两项基础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