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992年我国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史学界有不少讨论；主要是如何评价我国历史上比较发达的商品流通，它是不是市场经济，或者什么时候进入市场经济。本文拟从经济史角度提出我的几点看法：(1)从传统经济到市场经济有个转变过程；(2)市场机制也有个演变过程；(3)这个转变过程也就是经济现代化的过程，迄今我国尚未完成这种转变。

　　一、市场经济有个转变过程

什么是市场经济，没有一个经典定义。马克思从未用过市场经济一词，只讲商品经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开卷就讲市场，但也无市场经济一词。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学术界对于什么是市场经济莫衷一是，但有两点共识。一，我们所说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指个别市场。二，建立这种体制的主要目的，亦即市场经济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市场机制更好地调配资源的利用，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老是比例失调的状况（当然，实行市场调配后仍需要远景规划、战略性计划调配和宏观调控，这都不在话下）。

将这两个概念用于历史：历史上看，一个社会的经济是发展、停滞或衰退，归根到底是有限资源的利用或配置是优化了还是劣化了。历史上看，经济体制或制度的良窳对经济发展与否有决定性作用。

历史上长时期内资源的利用主要不是通过市场调配的。一块土地种什么，主要是由家庭的需要、地租的需要、政府征税的需要决定的。朱元璋是个实物主义者，不但要征粮、棉、丝，还要按亩征布、帛以至红花、靛蓝，农民就得生产这些。但是，自古就有交换，就有市场，就有市场调配。陈春声研究，到乾隆时，广东的耕地只要一半种粮食，就足够全省人食用了。但广东是个缺粮省，靠外省接济，因为一半以上的耕地种蔗、桑、果木、葵去了。[1]这就是市场调配。历史上，资源调配方式是不断演进的，演进到一定程度就发生制度的转变。市场经济可说是一次大的制度转变。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没有市场经济一词，但都讲过这次大的转变。

马克思的市场观源于重农学派，即工业品与农产品交换形成市场，工农双方都是独立生产者。单纯农产品包括农家副业产品的交换，历史悠久，但还不是现代意义（资本主义）的市场。他说，工场手工业（它是独立生产的）的出现，使农产品进入资本市场，但还没有引起“根本的改变”。要到机器大工业时代，彻底消灭农民家庭手工业，才为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2]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交往和生产力”一节，马克思和恩格斯详述了西欧这个转变过程，并把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6世纪“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形成”，这指脱离手工行会、从事城市间长途贩运的商人。他们造成城市间生产分工，市场扩大，结果是工场手工业兴起。第二阶段始于17世纪中叶，商业政治化。诸如英国、法国的革命，各国争相开拓殖民地，实行保护关税和各种贸易禁令，以至战争。第三阶段始于18世纪晚期，世界市场的巨从需求产生了机器大工业，生产大发展，同时，英法等国已具备了自由贸易的条件，竞争普遍化。[3]“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4]因而，这是一种社会形式的转变；转变后的西欧可说是市场经济了（虽然马克思没有用这个词）。从16世纪到机器大工业建立，前后近三百年。

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观多少带有重商主义色彩。A.斯密的市场促进分工、分工和专业化引起国民财富增长的学说已为人所共知。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提出各种经济发展阶段论。最早，F.李斯特把原始社会以后的发展分为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商业似最晚出。但他实际的论点是，在第一阶段应以自由贸易为手段，力求发展农业；在第二阶段应行“限制贸易政策”即保护关税，来促进工业发展；到第三阶段，如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即可“再行逐步恢复自由贸易的原则”，“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5]到新历史学派的K.毕雪，提出第一阶段是封闭经济，包括种族社会和中世纪庄园。第二阶段是城邦经济，指城市兴起以后的西欧，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换。第三阶段是国民经济，在工业革命以后，这时，生产者都是为市场而生产，商品要经过许多环节才达到消费者手中。[6]毕雪实际上已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了，虽然他没用这个词。

首先使用市场经济一词的大约是J.希克斯1969年出版的《经济史理论》，但也是偶尔使用，更多是用“商业经济”。他认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是由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或转换。这种转换是渐进的，各地有先后，并可有反复。欧洲中世纪是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的混合物，其转换的起点是16世纪“专业商人”的出现，他们要求保护财产权和维护合同，而旧制度无能为力。于是，在西欧出现城邦制度，城邦和商业竞争，导致殖民主义和海外市场的扩张，接下去，就是一个“市场渗透”阶段。他从四个方面详述了这个过程：(1)适应新市场的货币、法律、信用制度的确立；(2)政府财政、税收和行政管理的改造；(3)领主制破坏，货币地租通行，农产品商品化；(4)自由劳动代替农奴劳动，劳动力市场形成。而这一切，导致工业革命，转换完成。[7]算来，前后也是近三百年。

八十年代兴起的以D.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史学，把经济的发展归之于向有效的经济制度的变革，尤其重视产权制度的完善化和交易费用的节约。诺斯认为，人类历史上有两次重大的关系人口与资源的“经济革命”，一次是大约一万年以前的定居农业的出现，一次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是由1450—1650年间欧洲人的海外扩张和市场扩大开始的，它引起欧洲政治、经济结构的变革。一方面，它迫使具有完善财产权规定和自由竞争的“普遍法”取代中世纪和王权时代的约束；另方面，它使生产组织发生变化，“从手工业到领料加工制再到工厂制”，完成制度变革。这个变革“经历了三个多世纪”。[8]由于我国正在进行体制改革，新制度学派经济学连同诺斯的经济史理论已为国人所熟知。

　　二、市场机制也有个演变过程

无论在传统经济或在市场经济中，所谓市场调节生产或资源配置，都是通过市场机制。在传统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市场机制也是不断演变的。不过，市场机制是只“看不见的手”，他究竟怎样演变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只是经济学家对市场机制的解释和分析的方法的演变。我常说，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9]所以，这里说“市场机制的演变”，实际是经济学家解释和分析市场功能的方法的演变。不同学派有不同的市场理论，我只能择其当时比较通行或比较实用的方法来讨论，自不免主观成分。

指导市场机制的，一般称为“价值规律”。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资源调配被归结为劳动时间（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节约和它在各部门间的比例分配。而决定商品价值的是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或“抽象劳动”。这本是难以计量的，尤其物化劳动。但是，在交换比较简单、物化劳动比较直接的情况下，人们凭经验是可以理会的。例如“抱布贸丝”，交换双方对生产布和生产丝要花多少劳动都是心中有数的。[10]所以恩格斯说：“马克思的价值规律，从开始出现把产品转化为商品那种交换时起（按指五千到七千年以前），直到公元十五世纪止这个时期内，在经济上是普遍适用的”；直到15世纪止，它起着“支配作用”。[11]

16世纪西欧进入资本主义以后，市场空前扩大，竞争加剧，原来采用劳动时间度量的价值规律不能有效地解释市场的运作了。于是，马克思提出“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理论。就是说，市场上商品价格的形成不再以劳动价值为基础，而是以成本价格加平均利润的“生产价格”为基础了；在市场上调节生产和资源配置的价值规律，也要从生产价格的组成上来分析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市场机制的原理发生了变化。而马克思的生产价格，实际上就是A.斯密的“自然价格”、D.李嘉图的“生产价格”“生产费用”[12]，它们都是由生产成本或费用、利润的平均值（有的如地租实际已采用边际值）组成。这种分析方法，在资本主义早期（16世纪到1870年代）大体是适用的。

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日益扩大和复杂化了。现代经济，不仅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日臻完备，还有无形财产和技术、信息市场，专利权和知识产权市场，货币衍生品、期货、期权、风险市场；所有市场都要有个价格，市场上没有的东西也有个影子价格。这些价格，很多是不能用生产成本来考察的，于是，经济学家必需有新的理论来解释和分析市场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机制又改变了。

在众多的新经济理论中，比较通行和比较实用的是新古典的均衡价值论。这种理论用“均衡”来描绘极其复杂的交易中的各种力量，恐怕是唯一可行办法，而其主要特点是不再用平均值、而是用边际值来进行分析。经验证明，无论买方或卖方，要得出最优决策，不能只看平均数，而需考虑边际值。实用上，边际分析比较容易计量，也比较精确。最早的边际分析是抛开古典的生产成本说，专从买方即需求（消费）方面进行评价的，但到新古典经济学中，已兼顾需求和供给（生产）了，最优价格决定于边际需求和边际供给的均衡，最优生产（投资）是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水平上经营，资源替代成本或机会成本的均衡使资源获得最佳收益，而这也就是资源配置的优化。

现在我们也常把上述这些原则叫做价值规律。但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忽略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只适于静态或短期分析。作历史研究，还必须运用马克思的历史观和新制度学派的理论。并且，(1)国家政策，尤其基础建设、国防、环保等政策，造成一条很大的非市场的资源流通渠道；(2)托拉斯、跨国公司、大公营企业的内部交易，造成另一条“看得见的手”指挥的资源流通；(3)垄断、寡头垄断、协定价格、博奕交易，都造成对均衡价格的破坏；(4)传统偏好、文化和习俗刚性、法律的破绽，都会在这里或那里造成市场失灵。总之，均衡价值论作为市场规律，实际是漏洞百出的。我们用它来解释和分析市场机制，也可说是出于不得已；当然，也可从其他理论（如合理预期论、激进经济学、模糊经济学）中，吸取某些补充。

　　三、市场转变过程实即经济现代化过程，我国尚未完成这个转变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实即经济现代化或近代化的过程。[13]因为，它不仅是市场量的空前的扩大，市场交易的内涵和市场机制的原理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这一切，又都是以政治、法律、经济体制和制度的相应变革为前提的。上引马克思所说，“commerce方式”的不适应导致人们“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应是最好的概括。

这里我把过渡到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看来比过去把资本主义化作为现代化标志更符合历史实际。任何传统社会，除非中途灭亡，它迟早总要进入现代化社会，这在逻辑上是无误的。但历史上，却不一定必须经过资本主义，我国实际上就是越过“卡夫丁峡谷”，由半封建进入社会主义的。市场作为调节生产的手段，市场经济作为现代化经济的形式，与基本生产资料所有制（不是指财产权或产权）并无主从关系。这也是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根据。

历史上我国商品交换比较发达，但是，用上两节所述标准看，它还不是市场经济。它也有个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何时开始转变，也要联系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过程来考察。

傅衣凌晚年提出的“明清社会变迁论”，指出“从16世纪开始，中国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发生一系列变化”，但因种种原因，这些变化有中断以至倒退，但最后仍未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14]我深佩其说。

我以为，中国市场的转化也是从16世纪即明嘉靖、万历间开始的。这时出现的徽商、山西商、陕西商等大商帮即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商人阶级”、希克斯所说的“专业商人”；同时，也有工场手工业出现，即过去我们强调的资本主义萌芽。在社会风气、社会群体组织上也有一定变化；出现了不少“离经叛道”的文学作品引发起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我曾有文分析这种情况。[15]并指出，这时的商帮与马克思所说的“纯商人”尚有一定差距，其社会影响太弱。而最重要的，恐怕是没有引起希克斯所说的“政治渗透”，在产权、商法、税制上毫无变化，仍然是完整的封建专制国家，没有商人权利，并坐失了海上和外贸的优势。随着17世纪市场危机和大规模战争的到来，现代化萌芽销声敛迹。进入清代，尤其是康、雍、乾盛世，商业有很大发展，商帮资本由百万两级增至千万两级，市场扩大到边疆地区，市场一体化颇有成绩。我亦有文论述这种情况。[16]然而，愈是“盛世”，统治者愈趋保守。封建专制加强，启蒙思潮被扼杀。迄19世纪，尽管市场大发展，却无任何制度性改革，反不断出现禁海、靖边、闭关、康熙不景气、道光市场危机等逆流；嘉庆以后，长途贩运贸易实际上衰退了。

进入20世纪后，我国已有了现代化产业，口岸城市勃兴，并与国际市场接轨。然而，以抗日战争前而论，我国尚未转变为市场经济：(1)占国民经济最大比重的农业仍然是传统的小农经济体制，商品率很低；新兴产业集中于纺织和食品业，尚未形成部门体系。这种二元经济的结构刚性和由此造成的低供需弹性，从根本上限制着市场调配资源的作用。(2)现代化市场被定义为“一个价格”，如两地的价格差等于运费，则属一个市场。三十年代的中国远未达到这个程度。又因许多产品和劳务价格受国际市场支配，与成本脱节。尤其农产品市场，实际是扩大了的集贸市场，没有权威性的集中价格，即使有也辐射性甚弱。加以工农、城乡价格剪刀差，就进一步破坏了边际成本和收益的均衡。(3)市场现代化是由人格交易向非人格交易的转变，这需要一系列的成文和不成文的法律，以明确产权，中立化规则，规范行为和执行罚则。市场经济必须是法制经济，这一点，在当时尚不存在。

抗日战争爆发，又出现向实物经济倾斜的逆流。1953年开始实行计划经济，限制以至取消市场调配资源的功能，就更谈不到转变了。

我国真正有意识地向市场经济转变，还是在邓小平时代。这时，我国已经有了颇为完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就生产力说，比西欧工业革命时期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但要实现市场经济体制，还是不容易的。邓小平说：“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17]我想，这可以指上述16世纪即嘉、万时的变化。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说九五期间要“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10年“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说转变完成。从16世纪到2010年，约500年，比西欧多用200年，何以故；这正是我们经济史要研究的问题。应当把这五百年作为经济史的重要课题。它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它经历明、清、民国和新中国五十年，历经风风雨雨，惊涛骇浪，其间迭次顺流和逆流，都值得借鉴。

注释：

[1]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页27—28。

[2]《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页816—81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页59—67。

[4]同上第四卷页321。这里“交往”是借用英文commerce，比上引《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德文Verkehr更接近商业行为。

[5]李斯特(Friedrich List)《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6]Karl Bücher,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1893，（《国民经济的形成》）。

[7]希克斯(John R.Hicks)《经济史理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8]诺斯(Douglass C.North)《经济史上的结构和改革》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尤其“工业革命的反思”章。Property right原译“所有权”，不妥，兹改为“财产权”即通称“产权”。

[9]参见拙作《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10]“里谚：君有三尺绢，我有五尺布，相与值贸之，粗者不贫，细者不富。”（同治《余干县志》卷三市镇）。

[11]《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页1019。

[12]同上注，第九章和页221。

[13]“现代化”与“近代化”为同义语。我过去文章因为是讲历史，多用“近代化”；本文涉及当代和21世纪，故用“现代化”。

[14]傅衣凌《明清社会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5]拙作《十六与十七世纪的中国市场》，《货殖——商业与市场研究》第一辑，1995年；《世潮·传统·近代化》，《近代史研究》，1993年3月号。

[16]拙作《十八与十九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货殖》第三辑，1997年；《利用粮价变动研究清代的市场整合》，《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