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一代以陶希圣、陈登原先生等为代表,第二代以何炳棣、吴承明、先师傅衣凌先生等为代表。何炳棣先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他也是迄今为止唯一担任过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会长的华裔学者,其成就有目共睹,其学术道路也启人深思。正如张国刚先生所言,今天这个以中国社会、经济、观念史为主题的座谈会,主要目的是请大家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前辈学人所开创的道路。作为引言,我想谈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国际视野问题。

1.为何需要国际视野
    中国史学研究要不要走向世界,要不要全球化,是学界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在我看来,“全球化”是一个很含混的概念,需要从不同的层面理解。在经济层面上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即我们应该积极进入而不是抗拒全球化。但学术方面情况就比较复杂,特别是像历史这样在西方被划归为人文或者艺术的学科,以及与此相类似的民族特性比较强的学科,是否进入全球化的可行性及必要性就值得商榷。但无论如何,即使自己承续的依然是乾嘉学派的研究路径,了解国外的研究情况也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史学研究应该具有国际视野,已为学界所认同。
    社会经济史与史学研究领域中的其他许多学科有所不同。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特别是经济史)诞生伊始便是一个国际性的学科。中国原来没有社会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它始于1930年代,陆续经由日本、欧美和苏联传入,所以其学科规范、理论构架、分析方法等都建立在外来学术的基础之上。虽然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主要局限于经济制度研究及经济史料的考核等方面,但其研究路径与西方并无二致。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成为主流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也同样来自西方。因此,中国经济史研究历来就是国际性的。
    英国前历史学会会长巴勒克拉夫曾经说过:“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对历史学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学。”他并引用戴维斯的话说:“迄今为止,经济学是对历史学唯一作出最大贡献的社会科学。”其主要原因不仅是因为“自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时代以来,历史学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经济因素在历史变革的形成中的重要性”,而且也是因为“经济学在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方面远远走在其他社会科学前面”(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75、114页)。在历史学各学科中,经济史学是最早“社会科学化”的,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经济史使用了经济学所提供的方法。
    基于这样的一种共识,西方的经济史研究也逐渐从对经济制度的考核、经济史料的辨认转向了经济理论指导下的研究,因此,经济史是历史学科中最早社会科学化的学科。众所周知,无论流派如何纷杂,经济学科是没有国界的,以它为基础的经济史研究自然也没有国界———虽然研究对象不同,但研究方法相似。正是因为在经济史学是历史学各学科中最早“社会科学化”的领域,而社会科学如同自然科学一样,是没有国界的,因此经济史学科已是一门国际性学科。
    全球性、国际性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在经济史、社会史研究中国际视野不可或缺,如果硬要闭门造车,学术水平就不可能提高,之前这样的苦我们也吃过很多。

2.国际视野下的社会经济史研究
    从世界范围来看,近几十年来社会经济史研究呈现出三大趋势。
    一是研究对象的变化。从研究的对象内容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早期的经济史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制度方面(当然,这里的经济制度内涵很丰富,与政治制度也有关联),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经济制度史研究。1960年代以后、特别是197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对象大大改变了。譬如经济成长与发展研究、社会组织研究、人口研究、生态环境研究、大众文化与社会经济关系研究,等等,都成为了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对象。1990年代以后,研究对象愈发扩展。如今,国外经济史研究早已大大突破了早期经济制度史研究的狭小范畴,与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人口史、家庭史、妇女史、环境史等变得密不可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依然完全使用1930年代、1940年代研究方法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都越来越少了。
    从研究的时间来看,过去的西方经济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工业革命及其前后时期,中国经济史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先秦两汉乃至唐宋等较早时期,譬如对周礼、均田制、两税法等经济制度史的研究。1970年代以来,研究时间逐渐后移,近代早期(明清)成为重点研究时段。有学者指出,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实力最强,学者最多,学术水平最高。但有些学者为了捕捉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长期特点,将研究对象的时间进一步拉长,譬如有些近代经济史研究者将研究对象追溯到晚明甚至宋代。在此过程中,断代史研究方法已逐渐被淘汰。
    从研究的空间来看,呈现出缩小与扩张的两极态势。无论西方还是中国,过去的经济史研究都把中国看作一个整体。但197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研究的空间单位越来越小。我连续参加了几届代表西方主流史学研究思潮的国际经济史学大会,每届都有数千人参加,研讨会百场以上,但几乎没有人讲中国(或者欧洲、俄罗斯、印度等)如何如何这样宏大的话题,而是讲中国(或者欧洲、俄罗斯、印度等)的某个地区或者某个领域。这种研究方法上的转变无疑受惠于社会学研究。与此同时,政治区划也被进一步打破,譬如一些学者提出的东南亚经济圈,等等。研究空间的缩小和扩张两个面向相辅相成,使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史的认识更为全面和深入。
    从研究的社会对象来看,体现出自上而下的平民化特征。过去关注的主要是上层政策的制定者、杰出人物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等,现在逐渐将目光投向农民、工匠等普通人。在国际经济史学大会上,有的讨论题目就是中世纪某个小镇上的妇女在其小社区里的经济角色、家庭劳动等。
   

    二是史观与方法的变化。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史包括经济史研究中争论最大的是“西方中心论”。细节无须赘言,我想说的是,那些与“西方中心论”针锋相对的观点,比如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论”,在学理上是否站得住脚?事实上,西方也好,中国也罢,作为世界的一部分都是有局限的,因此无论以何种“中心论”来看待中国这个研究对象,都不可能客观地认识中国的实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心论”本身就值得反思。
    那么,应该如何对待西方社会科学所创造的这套话语系统、分析结构呢?有的学者,比如黄宗智主张破除西方话语系统,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系统、概念系统、分析系统,他将其称之为范式。但随之而来的批评便是:这样做得到吗?在国际化的当下,我们能否将西方社会科学系统中的“西方中心论”成分剔除掉,而保留它的研究方法?诸如此类的争论一直在持续。
    在我国,早期的经济史研究基本上采用的是历史学的方法,比如考证、实证等。20世纪中期开始从历史哲学、历史规律的角度来研究历史,这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研究主题的扩大,史学研究中的各种社会科学方法已经密不可分地融为一体,使用单一研究方法的情况也越来越少。即使一流经济学家,其研究成果也深受社会科学以及环境科学等自然科学的影响。研究方法的增加和改进,使经济史研究的转变成为可能。例如,在最近两届国际经济史学大会上,一个焦点问题就是生活水平问题。经济学认为,生活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最有说服力的标准。虽然经济史研究的对象依然是收入、分配、消费等,但是研究的范畴受到了社会学的深刻影响,往往缩小到某个社团、某个小地区生活水平。不同的历史学家用此方法进行研究,然后把他们做出的研究成果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便有了跨地区、跨国、跨大洲研究的气象,得出的结果也更有意义,体现了经济史研究的重大进展。
    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使纯粹的经济史研究不复存在,它更多的呈现为经济史、社会史、观念史、生态史、文化史等各方面的糅合样态。
   

    三是研究的国际化。过去我们常说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日本风格、中国风格、苏联风格、美国风格、欧洲风格等,但今天各种风格似乎越来越趋同了。有人说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我觉得也不尽然。当然,从语言方面来说,由于英语的强势地位,使得美国的学术成果往往格外受到重视。还有些国家尚未摆脱殖民地心态,认为用英文发表的文章才算一流的,用本国文字发表的文章是二流的,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偏向。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也是不可阻挡的。一个好的研究者恐怕很少有不留意国外同行正在说什么、做什么的。
基于上述关于经济史研究趋势的三大判断,我们应该具有国际视野。

3.结语
    较之1950年代,今天我国的经济史学研究大大衰落了。过去作为五朵金花中的重头学科,经济史研究曾经对政治史研究、国家政策制定等产生过深远影响,但现在的作用似乎越来越小了。我认为这是件好事,这意味着经济史学与其他学科联系得更紧密了。在老一辈学者譬如何炳棣先生的学术研究道路上,经济史—社会史—观念史的演进轨迹也依稀可辨。何先生最新发表的一部著作是《〈孙子兵法〉考》和《〈老子〉考》,这是思想史研究。孔飞力写的最后一部书《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也是关于观念史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历史学之外的不同领域的学者进入到经济史的研究中。例如参加国际经济史学大会的经济学家要比历史学家多得多,其中也不乏一流的经济学家,比如在去年举行的第14次国际经济史学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的学者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Robert W. Fogel)教授。这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领域取得成功之后,希望能在历史中得到印证,于是转向经济史研究。需要指出的是,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Robert Solow)所指出的那样,某些西方经济史学者过分尾随经济学,认为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而当代经济史也像经济学那样,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因此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他呼吁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的一碗粥”。
    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其他领域的学者进入经济史的研究中,经济史的研究队伍越来越扩大了,而不是相反。一方面,原有的一些研究模式正在逐步消除;另一方面,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正在逐步加强。只有这样,历史研究的终极目标———全方位地看待历史才能实现。
    因此,面对这样一个大趋势,我们就不能“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要使中国经济史重振雄风,走向辉煌,开拓国际视野,把我们的研究“融入世界”必定是最重要的措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