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南开经济研究》 2001年 第3期）

摘要：理论是科学研究的灵魂，方法是科学研究得以实现的手段。一篇好的论文资料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则论文就失去了灵气；一个学科要发展，离不开理论和方法的创新。经济史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的学问，要想充满活力，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是不可或缺的。对经济史理论创新的反思目的在于为经济史学的发展寻找新的增长点，以期盼望经济史研究在新的世纪里繁荣发展，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经济史 理论创新 中国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新理论和方法引进为经济史学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增长点，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广阔空间和生命力的所在。回想起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笔者用经济学理论和的方法撰写的第一篇论文《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经济的发展》，问世以后曾引起了分歧，有的人甚至认为这不是经济史。随着改革的推进，理论上的禁锢被打破。如今，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经济史已经在很大范围内，特别是在年轻一代的经济史学工作者中成为时尚。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引进新的理论，掌握和驾驭这种理论并运用它的方法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正如刘佛丁教授在他关于经济史方法论的文章中多次强调的，我们引进新的理论和方法是要掌握一种工具，一种观察和分析事物的手段，就像生物学家手里的显微镜一样，是为了帮助我们掌握一种透过表面看到事物本质的工具和方法，而不只是套用一些概念。为此，我们不妨对世界经济史学理论的发展作一个反思，以便使我们从中受到一些启发。

一、经济史学理论创新的启示

回顾欧美历史学和经济史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以注重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作跨学科的研究为特色的年鉴学派，使经济史逐步跳出传统史学的巢臼成为一门理性的、把复杂的经济社会历史现象作为一个体系来探讨的科学，从而产生了独立于传统历史学之外的现代经济史学。现代经济史学产生以后引入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最流行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价格理论、周期理论、国民收入统计和宏观经济分析，经济增长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向传统史学发起了有力的挑战，正如道格拉斯?诺思所指出的,新经济史学它要求用系统的理论作为一般原则的来源,并要求同样系统地运用数量方法来组织数据资料。

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引用首先在美国经济史研究中取得了斐人的成就。他们采用宏观经济学的方法改写了美国经济史实现了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的再统一。在欧洲则出现了由意大利经济史学家卡洛 Ｍ 奇波拉主编的《欧洲经济史》六卷，从总需求的变动开始全方位的分析了近代工业社会在欧洲的兴起。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经济史的研究引入制度经济学理论，出现了经济结构的研究，这种研究的集大成可以道格拉斯?诺思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和他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为代表，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思把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国家理论及意识形态的理论引入经济史研究，为分析经济史实提供一个新的框架。从而使经济史的研究进入了全方位、立体化研究的阶段，同时也打破了过去在某一项研究中只运用某一种经济学流派理论的方法，给了我们一个综合运用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流派的范例。但是这些研究都是以西方世界的兴起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现代化的。与此同时，西方学者在研究现代化的过程中，特别是研究西方以外的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对现代化理论反思的结果，即世界体系理论（Ｗ ｏｒｌ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ｏｒｙ）兴起，世界体系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从政治、经济和文明三个层面来分析世界历史的发展，重新构建世界秩序，它给我们的又一启示是不同的社会科学学科理论的综合运用。因此，世界体系理论产生后其影响即遍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及人文地理学等主要社会科学领域。随着世界体系理论的兴起，更多的学者把目光转向了东方。近年来许多西方和日本的学者对亚洲，特别是中国的研究呈现出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继１９８４年美国学者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之后，运用世界体系理论的日本著名经济史学者滨下武志教授为代表的一批日本学者对朝共贸易和亚洲流通网络的研究。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从资本积累，货币的作用的视角对东方特别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回眸，以及美国学者王国斌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经济变化、国家形成和社会冲突三个方面，中西对比研究中对欧洲经验的反思。美籍华裔学者李中清、王丰在人口史研究中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探索，他们的研究无疑为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又打开了一扇通向中国经济史研究更高水平和更宽领域的光明之门。

二 中国经济史研究理论创新的反思

８０年代初期文革结束后，百事从新，史学界也开始反思。曾经有过方法论的讨论，从那时起，吴承明先生多次撰文谈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在１９８７年发表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和１９９５年发表的《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两篇论文中，从历史观谈起，系统地分析了现代经济学理论如何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对经济计量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方法、区域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系统论方法等每一种理论对经济史研究的适用性和缺陷所在都有精辟的论述，为我们如何运用经济学理论及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作了具体的指导。吴承明先生指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的方法。经济史它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以及史无定法。

经济史的研究可以根据问题的性质和可能采取不同的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论证。从８０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改革开放和国际交流的广泛开展，我国经济史学界，特别是中青年一代的经济史学工作者开始冲破传统的经济史学体系，在理论方法和研究的框架上进行创新，８０年代中期以刘佛丁教授为代表的南开大学经济史学者，开始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探索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已经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研究框架，并取得了一系列在国内外卓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吴柏均、曹幸穗运用区域理论对无锡、苏南经济的研究，陈争平对近代中国国际收支的研究，朱荫贵对中日两国航运业的比较研究等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出版，向我们展示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但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除了传统的方法之外，主要的创新领域仅仅是在经济学和区域研究方面，其他理论的引进还不多见，与国外经济史学理论的发展相比相差甚远。

三 中国经济史研究和教学如何面对新世纪经济史学理论创新的挑战

面对新的世纪如何把中国经济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中国经济史研究能够为世界经济史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首要的问题就进行理论与方法的创新，为经济史学的发展寻找新的增长点。世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是一种多学科交叉的趋势，这就为我们从事经济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面对新世界经济史理论创新的挑战笔者认为应该解决好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学术的百家争鸣为我们创造了研究的宽松的环境，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信息的多元化为我们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快速方便的条件。我们的经济史学工作者要对自身的条件进行评估，根据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基础条件选择自己能够驾驭的学科领域，确定理论创新的方向，以达到真正能够掌握一门或多门相关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从而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只懂得一些皮毛，盲目的模仿。

第二，要加强国际间和国内的学术交流，加大介绍国外新理论和方法的力度，以扩大理论创新的领域。我们可以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建设我们的物质文明，为什么不能引进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呢。特别是在一些新型的学科领域，我们应该像在自然科学领域一样，勇于跻身于世界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一梯队。

第三，要克服那种西方历史上有的我国历史上也会有的民族心态，在研究工作中形成的“中国情结”改变套用西方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寻找的倾向。不可否认，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明，但是我们更应该承认在近代我们落后了，历史只能说明过去，不能成为我们前进的包袱，更不能成为我们前进路上的障碍，当然理论创新不是模仿，而是要在搞清史实的前提下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创新，对于我们年轻一代的经济史学者来说，吸收西方先进的理论营养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实际进行创新才是最重要的。

第四,从事经济史教学的经济史学者则更多了一层为未来的经济史研究培养队伍的责任.一方面,在不断充实自己更新知识结构的同时要有一种宽阔的胸怀,引导和启发学生进行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允许学生有与自己不同,甚至相反的学术观点;另一方面,要在课程设置上注重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培养和训练,特别是统计学等方法的训练.近年来笔者在国际交往中,深感中国经济史学者在这方面的差距。由于这些差距是我们的很多学者不能参与到国际合作研究中去，失去了与国际前卫水平的学者一起工作的机会，我们常常抱怨统计资料的缺乏，但是当具备了这些资料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有效的利用这些统计资料进行研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