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中国社会科学》 2009年第4期）

摘要 本文辨析历史计量学这门学科的英文名称和中文译法，梳理其五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将历史计量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方面，即历史计量学的萌芽及在历史科学中的发展，与新制度经济学结合的历史计量学，超越新制度经济学的历史计量学。指出历史计量学的基本特征就是将经济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其主要特征是可以促进经济理论和经济史料的互动发展。这些特征在历史计量学发展的三个方面表现形式各不同。在过去五十年中，历史计量学的研究范式经历了冲突和裂变，实现了从史学范式为主向为经济学范式为主的转变，并孕育了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创新。本文还分析了历史计量学的学科内容、学科地位及作用，以及历史计量学运动对中国的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 历史计量学　范式 制度变迁 经济增长　新经济史学

历史计量学(Cliometrics)是一门将经济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特别是经济史研究的交叉学科。[1]它诞生于1958年，以康拉德(Alfred Conrad)和迈耶(John Meyer)发表的经典文献“南北战争前南部奴隶制经济学”为标志，[2]至今已走过了五十年的历程。历史计量学的出现促进了经济史研究与经济理论之间的结合，在史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诺斯(Douglass C. North)和福格尔(Robert W. Fogel)因在历史计量学中做出的开创性贡献而于1993年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Cliometrics”一词由数理经济学家雷特(Stanley Reiter)首创，由两个部分组成，前缀克莱奥(Clio)是历史女神，她启迪人们以多种不同的方法研究历史，后缀metrics是度量的意思。“Cliometrics”一词根据权威的经济学辞典的定义，现在译为历史计量学。[3]与“Cliometrics”表述相同内容的英文词汇，还有“New Economic History”、“Econometric History”和“Quantitative History”。其中，“New Economic History”被国内学者译为新经济史学。[4]“Econometric History”早期被关注其发展的国内历史学家译为“计量历史学”、“计量史学”，[5] 还有学者将其译为计量经济史学或经济计量史学。“Quantitative History”被国内学者译为数量史学。这些中英文词汇都是从“history(史学)”的角度对这门学科进行界定和表述的，现在看并不能准确表达历史计量学当前的发展趋势。历史计量学五十年的发展，经历了从传统经济史学中萌芽，随后与新制度经济学结合发展壮大，并最终超越新制度经济学的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历史计量学将经济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但历史计量学的研究范式和学科地位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其研究范式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冲突和裂变，实现了从史学范式为主向为经济学范式为主的转变，并孕育了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创新。其学科地位不断提升，早期的历史计量学仅仅为各“专史”和“断代史”提供方法和技术支持。在历史科学中作为“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分支出现，是众多“具体研究方法”中的一种，而并不具备理论指导的意义。随后的历史计量学逐渐摆脱了这种初创时期的附属地位，通过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运用在经济史研究中，成功地发展成为了新制度经济学这门理论经济学的一个应用分支。当前的历史计量学已经超越了新制度经济学，正在弥补传统经济史和经济理论之间的长期分裂，成为一门介于经济理论与传统经济史之间的独立的理论经济学学科。所以，沿用“history”等“史学”名称，并不能准确表达这种发展趋势，相对而言“Cliometrics”作为一个专有词汇是个较优的选择，[6]现在也有更多的学者使用“Cliometrics”这一名称。[7]当然将“Cliometrics”译为“历史计量学”，并不能完全涵盖当前这门学科的发展趋势，如它仅强调了“计量”这个实证分析的内容，而对经济史研究中模型化分析、经济理论运用及创新等内容，并没有在中文译法中予以体现。在“Cliometrics”更好的译法出现之前，历史计量学这个译法是个不错的选择。本文的侧重点不是概念辨析，而是梳理历史计量学五十年的发展历程，分析这门学科研究范式的变迁，[8]揭示历史计量学的学科地位是如何演变的。

一、历史计量学的萌芽及在历史科学中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至今

(一)历史计量学的萌芽及研究主题的变迁

这一时期的历史计量学其研究主题可以划分成两个阶段，一是对历史学家所关注的重大历史问题的检验和批判，主要涉及经济增长、奴隶制度等“历史学命题”；二是从原来的“历史学命题”中摆脱出来，转向考察和验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命题”，如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历程中的作用等，同时追溯许多现实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历史渊源。

20世纪50年代，经济史学家为解释贫富国家之间悬殊的收入差距，将研究的焦点放在“理解经济增长的来源”、“寻找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等问题上。诺斯早期所开展的历史计量学研究，就是围绕回答这些问题展开的一次有益尝试。其实，统计和计量方法在历史计量学诞生以前，已经在传统的经济史研究中有所运用。但这种运用只是利用简单的统计分析得到数据，注释或佐证某种观点的正确与否。要回答上述问题，利用传统的方法，如简单地罗列进出口贸易额、工农业总产值等宏观统计数据，而不再在理论指导下进行深入的数据分析，是无法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的。诺斯的研究区别于传统经济史学的一点，在于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观点为指导，寻找美国经济史中的诸如出口和区域专业化发展等数据，来验证这些新古典理论中指出的所谓“决定要素”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9]同时代各种经济理论的迅速发展，为历史计量学尝试的不同的理论指导提供了可能。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界还有学者提出，交通运输成本的降低，可以增加国民收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10]到1957年经济学家索洛进一步提出了由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11]诺斯和福格尔等学者在这些理论指引下将研究对象从整体经济转移到具体产业上，以美国的交通运输业作为案例，验证技术进步对交通运输业的影响。诺斯使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和间接计量的方法，[12]从微观的视角研究了1600-1850年间海洋运输中生产力的变化。结论是技术进步导致经济增长的传统解释无法得到验证。[13]福格尔利用社会储蓄的概念和反历史事实计量的方法，[14]从宏观的视角研究19世纪后期铁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到了相同的结论，铁路并不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15]随后一些经济学家延续这个研究思路，考察了铁路对欧洲经济增长的影响，[16]还有的学者分析了铁路以外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7]他们都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即单靠一项新技术并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革命性影响。这样，通过对诸如出口、贸易等新古典因素以及技术进步的考察，诺斯认识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遗漏掉的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于1971年与戴维斯合著了《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提出美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仅是新古典理论所说的要素积累的结果，而且也是制度不断完善的结果。[18]此时的诺斯开始认识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制度既定”的假设从经济史分析中看确实存在局限，他转而寻求与新制度经济学结合，发展历史计量学。而要考察制度差异如何引发国家之间不同的经济绩效，单靠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显然不够，诺斯随后将历史计量学的研究对象从美国转向了欧洲诸国。

除了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研究经济增长的热潮之外，20世纪60年代后期伴随着美国民权运动的兴起，一些经济史学家开始关注奴隶制度、少数民族等问题。这在历史计量学的早期文献中也有所反映，其中最经典的是福格尔和恩格尔曼(Stanley L. Engerman)对南北战争前美国奴隶制度的研究。他们通过收集、整理相关统计数据配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证明奴隶制具有效率高的特点，特别是在大种植园中奴隶制的规模经济特征十分明显，对奴隶主而言有利可图。从而否定了传统认识中“奴隶制是种无效率和不盈利的生产方式”的观点。他们还通过反历史事实假设的方法，研究证明了如果没有南北战争，那么奴隶制度就不会自动崩溃，并将继续存在下去还可能会自我强化。[19]

美国历史计量学的迅速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引起了英国学者的关注。只是英国研究历史计量学的主体是历史学家，而不像美国那样主要由具备经济史知识的经济学家组成。研究主题集中在英国工业革命前后的经济发展问题。苏联的学者也对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框架下发展、运用历史计量学进行了早期探讨。[20]这些研究引起了国内历史学家的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被译成中文引入国内，还有学者对历史计量学从学科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21]但随后并未能不断涌现将历史计量学与中国问题结合的具体研究成果，历史计量学的研究在中国历史学界逐渐沉寂。

进入20世纪80年代，历史计量学逐渐摆脱了对以往历史定论的讨论和批判，开始拓展自己的研究主题，并注重和当前的经济问题相结合。这些研究主题涉及生产率的增长、社会不平等问题、人口老龄化、外来移民等，其中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市场机制的研究逐步成为热点。许多学者通过整理历史资料、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工具和统计分析，检验和评价了市场机制在人类经济发展历程中的作用，并对非市场制度的存在进行了考察。[22]这些研究成果试图验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即市场机制支配着历史上的各种交换关系，市场的发育和扩展提升了经济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市场交易的统治地位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早已出现，而并不是像历史学家所说只是最近的产物；非市场制度只是作为市场制度的替代物而存在的。

(二) 作为历史科学分支的历史计量学的基本特征、学科定位、范式冲突和发展前景

作为历史科学分支的历史计量学，虽然研究主题有所发展，但其基本特征一直未变，即将经济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运用于经济史研究中。它并不是更强调计量的运用，而是依靠经济理论来计量那些过去认为无法计量的东西。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理论来决定究竟哪些内容需要计量；二是用经济理论来指导间接计量中数据的转化和换算问题。借助经济理论和计量方法，可以更好地去寻找经济史中数据和现象背后隐藏的答案。此时的历史计量学较好地实现了宏观和微观分析、模型和计量分析的结合，而这一特点在随后历史计量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结合中被遗漏了。这时的历史计量学成功地在经济史和经济理论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拉近了两者之间的距离、促进了两者的融合。但此时经济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一样，对经济史研究而言仅仅是一种具体的方法论，扮演了工具的角色，无法和史学理论相提并论。另外，历史计量学中经济理论的运用，也并未与经济史研究形成互动，更谈不上发展经济理论。此时的历史计量学的学科定位，就是历史科学中一个较低层次的分支，[23]作为经济史研究的工具提供者的角色出现。

尽管如此，在历史计量学中，史学研究范式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仍然在方法论和理论层面发生了冲突。在理论层面，被传统经济史学家视为“局外人”的历史计量学者，他们的许多研究结论推翻了传统经济史学家“习以为常”的观点。而得到这些新颖结论所使用的统计、计量和建模等定量方法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社会储蓄等概念，对传统经济史学家而言比较陌生并在短期内难以掌握。面对自己无法掌握的方法和重复检验的结论，习惯于案例描述进行定性分析的传统经济史学家对此无法接受。在方法论层面，传统经济史学家习惯于利用描述和归纳来构建理论，而间接计量、反历史事实假设则更多体现了经济学善于抽象和演绎的思维方式。在哲学意义上历史研究更注重整体主义的考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尤其如此；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却一直沿袭着个体主义的传统。上述冲突随着历史计量学的发展，以双方的相互妥协而得以化解。在方法论的哲学层面，经济学分析强调的个体主义作为历史研究整体主义传统的补充出现。历史计量学作为理解经济史的独特视角，以一个分支的身份“委身”于历史研究的学科体系中。描述归纳和抽象演绎也在个案研究中互为补充、互为支撑。而且随着新一代兼具史学和经济学知识的年轻学者的涌现，具体分析方法上的冲突，即分析技巧和工具的使用也逐渐得到缓解。更多的经济学者和史学学者合作发表历史计量学论文，[24]这一点也可以从诺斯和福格尔各时期的文献中看出，这两位历史计量学的开创者都是很好的合作者。

目前历史计量学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学术影响力逐渐增强，[25]国际上已拥有了专门的历史计量学协会、杂志和年会。[26]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历史计量学的发展一直停滞不前。这一方面是由于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本身与历史计量学在研究范式上的冲突造成的。这就需要史学家坚持“一切经济理论都是方法论”的胸襟，[27]向经济学家学习，丰富并选择自己适用的经济学理论和工具。造成这种困难局面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供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进行学术交流的时机和平台。当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历史计量学研究时，系统的西方经济学教学在国内才刚刚起步。历史学家缺乏合格的合作对象，即掌握现代经济理论和分析工具的经济学者。目前国内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水平正逐步与国际接轨，上述条件和时机都已经具备，当务之急是为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提供必要的交流和合作平台，如创办协会和年会、开办杂志或专栏等，通过双方合作撰写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并参与国际历史计量学运动，来提升国内历史计量学的研究水平。

二、与新制度经济学结合的历史计量学：20世纪70年代至今

(一)历史计量学以问题为导向实现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结合

推动历史计量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结合的是诺斯。他在分析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时，通过研究19世纪开挖和建设运河等案例，发现人们要从交易中获益，往往需要进行产权交换、发明新的经济组织和制度安排。这一发现使诺斯认识到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从而摆脱了以往“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观点的束缚。诺斯还分析了资本市场演化、公司制产生等现象，这些都是历史上曾经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发现新古典经济学可以解释经济增长中这些因素的作用，却无法说明其起源。而要理解这些因素、特别是新的制度安排是何时和如何产生的，需要其它理论分析工具。此时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正突飞猛进，科斯在其经典文献中已经指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分析中遗漏了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的交易费用，[28]随后阿尔钦(Armen A. Alchian)、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张五常(Steven N.S. Cheung)和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等人发展了产权理论、契约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这些理论刚好满足了诺斯经济史研究中对经济理论指导的需要，历史计量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当然历史计量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结合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问题导向”的指引下逐步推进和完善的。在先前的研究中诺斯已经发现要考察不同制度如何引发国家之间经济绩效的差异，单靠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已经不能回答上述问题。诺斯随后将历史计量学的研究对象从美国转向了欧洲，寻找可以进行比对的研究对象。体现这一转变的研究成果，正是诺斯和托马斯在1973年合作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29]诺斯关注的问题一如既往，即“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但这次的案例素材来自近代欧洲多个国家的经济史。长期以来对此问题的传统解释，是蒸汽机车、纺纱机器的出现引发英国的工业革命，导致了上述现象。而诺斯对此的解释沿袭了《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中的发现，即传统观点中提及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经济规模等因素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有效的经济组织和制度安排才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关键，它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有效的激励，增加个人和社会的福利。

诺斯这时将历史计量学从历史科学分支的附属地位解放出来，首次实现了经济史研究与经济理论的互动：一方面，通过经济史分析补充经济理论。通过对英、法、荷兰和西班牙等国家的对比分析，诺斯在史料分析中发展了两个新观点：一是有效的制度安排由于搭便车和交易成本的存在，未必能自动产生。二是发展并不是与时间无关的生产函数，它与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之间存在路径依赖，[30]而后者是由政治系统实施的。改良后的政治制度实施对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是富国之路。可以说，对史料的描述归纳在诺斯提炼新观点时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利用经济理论来分析史料。虽然诺斯此时还未提出自己的制度变迁理论，但他从契约理论的视角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分析西欧历史上庄园制案例，以此来成功解释了西欧封建主义的兴衰。[31]这个模型有初始条件、外在变量和决定因素，综合运用了产权、交易成本和公共产品理论。从研究范式上看，诺斯此时运用的是标准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式。[32]但诺斯在具体理论层面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有所发展，将“制度”这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遗漏的变量作为其分析的对象，并将时间变量引入其分析中，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制度既定”、“发展是与时间无关的生产函数”的局限。为下一步通过经济史发展一个完整的制度变迁理论打下了基础。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形成体系的，[33]由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组成，仍以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产权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诺斯还就制度变迁的动力、方式、主体、评价标准等进行了回答。这是对《西方世界的兴起》观点的发展和系统化，也是历史计量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结合的结晶。在产权理论中，诺斯坚持了新制度经济学提出的产权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但通过创建自己的国家理论，他进一步揭示了新制度经济学所未能说明的内容：为什么由国家实施产权制度？国家如何选择和实施产权制度？诺斯洞察了政治制度与产权制度的关系，提出了两个命题：政府实施产权保护等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升经济绩效；政治市场中交易成本过高往往导致相对无效率的制度出现，有效的制度变迁未必发生，制度选择和路径依赖反映的是政治集团间利益的分配。这两个命题以及诺斯就制度变迁动力提出的第三个命题，即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和市场扩展等因素可以引发原有制度的变迁，从而影响经济绩效等，成为后来者实证研究的重点。诺斯为了回答他先前发现的制度变迁中“搭便车”问题而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将其作为产权和国家理论的补充。诺斯早先发现，有效的制度安排由于搭便车和交易成本的存在，未必能自动产生和顺利实施。诺斯提出由于意识形态的存在，可以教育大家减少搭便车的行为并降低制度运行和变迁中的交易成本。诺斯通过发展意识形态理论弥合了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之间存在的逻辑“缝隙”，意识形态成为国家和产权等制度之间的“填充物”和“润滑剂”，也使诺斯的理论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虽然诺斯制度变迁理论沿用的仍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但他进一步扩展了其研究对象，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很少涉及的国家和意识形态纳入进来。历史计量学在第一次实现史学和经济学交叉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政治学、社会学等其它社会科学的内容，实现了第二次跨学科发展。这种跨学科发展的步伐并未终止，历史计量学第三次吸收和借鉴的理论来自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在《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一书中，[34]诺斯表达了对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理性”假设的怀疑和批判，并讨论了“有限理性”假设在制度及其变迁中的应用。沿着“有限理性”的思路进行延伸，诺斯便将自己当前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吸收和借鉴认知科学上。对“完全理性”假设的怀疑和批判，正是诺斯超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始。

在经济史分析中对经济理论的不断借鉴、吸收、扩展和超越，恰恰反映了历史计量学的主要特征，促进经济理论和经济史料的互动发展。而且只有历史计量学具有这个独特的优势。经济理论不仅应该能够解释现实，而且还应能说明过去，何况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现实明天看就是历史。浩如烟海的经济史料时间跨度长、数据多、案例丰富，作为经济理论的“试金石”具有其它资料无法替代的作用。与新制度经济学结合的历史计量学，这个特征表现更加突出：首先，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经济增长源于技术变迁”这个结论的怀疑和历史检验，促使诺斯发现了制度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命题。其次，诺斯在分析经济史案例时发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制度既定、时间无涉”这个理论假设的不足，通过借鉴和发展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利用交易费用进行制度的供求分析，发展了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理论。最后，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完全理性”基本假设的怀疑，促使诺斯转向有限理性假设和认知科学。整个过程是以“问题导向”为指引，从反方向逐步颠覆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假设、推导和结论”的逻辑链条。在当前的研究中诺斯走得更远，不仅放弃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而且试图超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走向吸纳认知科学等多学科发展成果的道路。历史计量学本身就起源于不同学科间的交叉和碰撞，其跨学科发展的步伐将一直持续下去。

与新制度经济学结合的历史计量学激发了众多学者的兴趣，许多文献不断涌现以至汗牛充栋。这些文献多是对诺斯开创性工作的补充和发展，或是更广范围内的案例分析。在这些文献中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研究方向，是对诺斯提出的三个重要命题的经验分析。有些学者延续了诺斯案例分析的传统，选择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微观案例进行分析，支持了国家实施产权保护等制度可以促进经济绩效的观点。如Haber对比分析巴西、墨西哥和美国的工业化垄断程度的案例；[35]Rosenthal对比分析英法两国排水和灌溉系统的案例。[36]其他学者在数据选择和分析工具上更进一步，采用跨国数据进行大样本计量分析，为诺斯的观点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经验证据。如Knack和Keefer定量分析了高效政府和制度、制度和经济绩效间的相关性，发现产权和投资、经济增长间存在强相关性。[37]Besley采用工具变量法研究加纳的土地产权对投资的影响，认为对土地拥有产权会引发家庭采取更多的投资行为。[38]学者如Libecap对美国渔业、矿业等行业中产权形成过程的分析，[39]Alston等对巴西土地产权制度的形成进行的计量分析，[40]从经验分析的角度支持了政治过程影响制度变迁的观点。另外，Levi对诺斯所提出的“文化可以减少交易成本”的观点进行了实证分析；[41]Wallis和诺斯合作还尝试对美国经济中的交易成本进行了量化研究。[42]其它更多的经验分析文献集中在了《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一书中。[43]这些学者的研究不仅仅验证了诺斯提出的相关命题，更重要的是弥补了历史计量学在这个时期擅长理论分析而缺乏经验研究的不足。有些学者已经开始使用计量经济学等新发展的分析工具，对制度等其它过去无法定量分析的对象尝试进行定量研究。这些努力恰恰反映了历史计量学在与新制度经济学结合后，向其最基本特征的回归：在经济史分析中将经济理论和定量分析相结合。还有

(二)中国学界的反映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作为历史计量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结合的成果，在中国经济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却少见史学家参与的身影。[44]这种源自西方经济史的理论，也被更多地运用到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上，并形成了所谓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它被认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特定的制度变迁，即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45]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一度成为国内经济学者关注的焦点。作为国际上历史计量学运动的一部分，中国过渡经济学的发展也经历了借鉴、吸收、扩展、反思和批判等几个阶段。[46]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一些改革推动者和经济学家在探索具体改革案例的实践活动中，产生了对制度变迁理论指导的需求。此时可供借鉴的理论除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外，后来又引入了东欧的改革理论和西方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47]但这些理论在与中国改革实践的结合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并未能形成理论指导的“有效供给”。这就为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引入”创造了条件。中国过渡经济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主题是“借鉴和吸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时中国经济转型已经逐渐取得一些成果，亟需在理论层面予以总结和指导。随着诺斯制度变迁理论传入国内，许多学者开始吸收和运用其观点有意识讨论中国改革的过渡过程。[48]诺斯的理论在国内盛极一时，成为回顾改革历程和指导下一步改革实践的重要理论。第二个阶段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主题是“扩展”。国内经济学者摆脱了对制度变迁理论的简单运用，开始根据中国经济转型的实际，尝试对其理论观点进行补充和扩展。主要有两个努力方向：一部分学者为了弥补中国过渡经济学也是制度变迁理论本身重理论讨论而缺少微观实证分析的不足，在国内组织了数次对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的研究。[49]另外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案例分析中归纳出中国制度变迁的特质，丰富诺斯的理论观点。[50]第三阶段开始于2000年，主题是“反思和批判”。这时国内对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开始能够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和反思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一些学者从应用层面，对以往的过渡经济学研究进行了批判性回顾。[51]另外的学者从理论视角，将诺斯与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进行多维度、分层次的对比研究，[52]探讨其理论体系的不足。还有学者引入了其它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制度变迁，并对比分析这些理论与诺斯理论对中国问题的解释力。[53]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在解释中国经济转型问题中重新得到了学者的关注。

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作为国际历史计量学运动的一部分，也具有与后者不同的特征。首先，研究对象不同。历史计量学的分析对象是西方经济史，而中国的过渡经济学是借助历史计量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结合的成果，分析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践。这说明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进程短期内实现了制度的迅速变迁，而这些现象只能在西方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观察到。经济史中的数据往往样本丰富而且时间跨度长，历史案例的研究多有定论且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明确。而中国过渡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经济转型的现实并不具备这些特征。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进行了30年，缺乏长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进行相关主题的经验实证分析。另外，发展自经济史的经济理论，实质上是以不同的现实视角观察过去，并不会对研究对象即历史事件产生什么影响。但如果将这种理论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来指导实践，情况就不一样了，理论“失之毫厘”实践将会“缪之千里”。其次，参与主体不同。中国过渡经济学主要由参与改革实践的经济学家推动，多关注现实问题，史学家很少参与其中。而推动国际历史计量学运动的既有经济学家又有史学家，他们合作发表论文。研究对象不仅涉及历史问题也分析现实案例，在相互佐证两者结论的同时又检验和发展了经济理论。对史学知识的匮乏、与史学家合作的不利，对中国过渡经济学研究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通过对现实案例的分析所得到的一般性结论，没有结合历史分析，往往表现为普适性和说服力不够；[54]同时提炼中国过渡经济学理论特征的工作也无法得到中国经济史的支持。再次，国际历史计量学运动正在尝试超越新制度经济学，而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在经历了“反思与批判”后陷于了迷茫。这种徘徊源于对下一步使用何种研究范式的不同理解：其一，在理论层面正如前面所述，各种理论观点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二，在下一步如何进行案例分析并提炼中国过渡经济学理论特征的问题上，不同学者就方法论也存在争议。[55]中国过渡经济学不同于国际历史计量学的最后一个特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在指导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践中一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运用和发展其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问题的努力从未间断。由于受当时经济学发展水平的制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缺乏相应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对中国当前的经济转型问题进行细致、微观化的案例研究，运用这种理论就会有些力不从心。另外，在具体案例或大样本分析时，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也需要计量、博弈论等现代的定量分析工具的支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微观基础，并配以现代化的定量分析工具是运用这种理论于中国现实问题的当务之急。

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作为国际历史计量学运动的一部分，下一步的发展应该是从实证分析入手。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建设已趋完备，无法像现实中国这样为制度变迁研究提供如此丰富和生动的素材。这是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和历史计量学难得的发展机遇。面对这些素材，首先进行充分的实证分析，无论是个案研究还是大样本的检验，目的就是总结出能够真实反映经济运行和制度变迁基本特征的典型化事实。[56]因为，理论的竞争固然可以促进各自的完善，但没有总结出的典型化事实的支持，纯粹的理论比较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从这些典型化事实中发现中国当前经济运行和制度变迁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并进行模型化分析，从而为检验和发展经济理论打下基础。这也正反映了历史计量学发展的规律和主要特征：经济理论与经济史料互动发展。要总结典型化事实，将研究视角从社会现实延伸到历史也是必需的。因为规律和理论既应该是现实的也应该得到历史的检验和支持。这就要求将实证研究的视野从当前放宽到整个经济史，要做这项工作就必须加强经济学家和史学家之间的合作，这一点和历史计量学在历史科学中的发展要求是一样的。而眼下急需推进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建设一个大型的、权威的中国经济史数据库。收集整理近30年来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运行数据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把数千年来中国经济史中的人口、土地、经济运行等数据也包括进来。从而完整地将中国经济发展中各类数据的时间序列从古到今连接起来。使这些宝贵的数据资源不再分散于各类史料和文献的角角落落，而是通过梳理和加工使其更具利用价值。这需要经济学家和史学家的分工合作，统一计量单位、换算数据，并以经济理论为指导弥补缺失的数据。通过构建这样的数据平台，一方面为国内外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提供基础数据，为经济学家和国外中国问题的研究者扫清数据障碍，使学者们撰写实证研究的文献成为可能。当然，这些数据和文献本身也可以使国内外学者更加全面、正确地了解中国经济的现实和过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可以从这些实证研究中，总结中国经济过去和现在运行的典型化事实，发现其一般性和特殊性并进行模型化分析。从而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提供经验支持，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寻找理论渊源。

(三) 与新制度经济学结合的历史计量学的学科地位、范式冲突与分裂

与新制度经济学结合的历史计量学形成了自己的主要特征，即促进经济理论和经济史料的互动发展。在诺斯的努力下除了将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到经济史分析中，还逐步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制度变迁理论。这一转变促使历史计量学在经济学中的学科地位得以提升，历史计量学成功地发展成为了新制度经济学这门理论经济学的一个应用分支。但它又不仅仅只是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在经济史中的简单应用，而是发展了系统的制度变迁理论，从而在理论经济学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摆脱了历史计量学初创时期在历史科学中的附属地位。

与新制度经济学结合的历史计量学，引发了史学和经济学两种研究范式的进一步冲突，但这次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占据了上风。诺斯这一时期的历史计量学研究，突破了以往研究中“历史优先、先史后论”的史学范式，实现了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的互动，开启了在经济史研究中完善和发展经济理论的历程。从而使历史计量学研究中“逻辑优先、先论后史”的经济学范式成为共识，经济史中的史料逐渐变成了经济理论的素材和佐证。

但是沿袭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特征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与历史计量学的结合中，也在历史计量学研究范式内部造成了分裂。这种分裂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虽然历史计量学的研究对象开始涉及文化、意识形态、国家等宏大主题，也注意到制度和诸多因素的相互影响，但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人主义传统还是逐渐主导了此时历史计量学的基本方法论。在理论构建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千篇一律”的逻辑框架，如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面对约束条件，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在边际均衡点做出最优选择等，变成了经济史料的“刑具”，描述归纳已经沦落为了抽象演绎的补充。在具体方法论层面这种分裂表现更加突出：一是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范畴，在经济史中对其观点的运用，造成以往历史计量学研究中宏微观分析并重的传统消失了。历史计量学变得更加“依重”微观理论、案例和数据，即使后来对诺斯相关命题的经验分析也多是从微观数据切入的。二是虽然通过与新制度经济学结合，历史计量学扩展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如将制度、时间、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作为了其考察对象。但由于受经济学分析工具发展水平的制约，短期内无法对这些因素实施计量和模型化等定量研究。从而使历史计量学定量研究的特长无法体现，也丧失了历史计量学早期曾经出现过的计量分析与模型化研究相结合的优点。可以发现这个时期对诺斯相关命题进行模型化研究的文献数量很少。三是历史计量学采用和新制度经济学一样的“个案研究”法，使自己结论表现出小样本的特殊性，无法有效证明自己理论的普适性，而后者需要大样本检验和抽象模型构建。在具体理论层面，历史计量学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制度变迁理论也面临挑战。一是借用交易成本、产权和公共选择理论形成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意味着只能考察由国家界定并实施的制度，而无法对“自我实施”的制度，[57]如国家本身、文化等进行考察。二是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国家理论过于简化，与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组成的制度变迁理论并不是一个动态的内生的理论结构。三是交易费用理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这种理论尽管在经验上是成功的，但在理论模型化方面却举步维艰，同时它还面临如何回答交易成本来源和内生化的问题。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制度变迁理论的深化。所有这些问题已经迫使历史计量学下一步要超越新制度经济学，寻找新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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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其中定量分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统计、计量的实证分析，二是数学建模。这个定义参见Claudia Goldin, “Cliometrics and the Nobel,”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9, no. 2 (Spr., 1995), pp.191-208. 福格尔(Robert W. Fogel)曾经这样表述历史计量学，说历史计量学“产生于历史问题和先进统计分析的结合，在这里，经济理论是女傧相，计算机是男傧相”，参见Robert W. Fogel and Geoffrey.R.Elton, Which Road to the Past? Two Views of Histo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p.2. 其实这个描述并不全面，仅强调了利用经济理论进行统计和计量分析的方面，没有将历史计量学定量分析中构建模型的内容包括在内。由于福格尔长期坚持历史计量学经验分析的传统，这种表述符合他对历史计量学的理解。

[2]Conrad, Alfred and John Meryer, “The Economic of Slavery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66, no.2 (Apr., 1958), pp. 95-130.

[3]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一卷第492页。

[4]历史计量学诞生以前的经济史中很少运用经济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历史计量学的奠基者诺斯为了区分历史计量学与传统的经济史学，首创了新经济史学(New Economic History)一词，此举虽然简单易行但却显得笼统。

[5]“计量历史学”的译法参见科瓦利琴科主编：《计量历史学》，闻一、肖吟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计量史学”的译法见霍俊江：《计量史学基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6]称为历史计量学比称作经济史更合适还有一个原因，当前历史计量学的研究对象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史，还包括了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内容。

[7]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了历史计量学的两位创始人迈耶和诺斯的文章中，当前历史计量学的领军人物之一格雷夫(Avner Greif)文章中也使用该词。参见John R. Meyer, “Notes on Cliometrics’ Fortie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7, no.2,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Hundred and Four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May,1997), pp.409-411. Douglass C. North ,“Cliometrics-- 40 years later,”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7, no.2,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Hundred and Four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May,1997), pp.412-414. Aner Greif,“Cliometrics after 40 year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7, no.2,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Hundred and Four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May,1997), pp.400-403.

[8]此处的研究范式主要包括理论和方法论两个内容，具体为四个层次。理论层面主要指一种理论的基本假设、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的构成、主要结论。方法论包括三个层次：哲学方法即基本方法论，例如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个人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整体主义；二是理论体系构建的方式方法，例如是逻辑方法中的归纳还是演绎，是历史方法的描述性分析还是逻辑方法的形式化抽象，是宏观分析方法还是微观分析方法；三是具体分析方法，例如是具体个案的定性描述，还是大样本统计、计量的定量分析和建模推理。

[9]诺斯在1961年发表了名为《美国的经济增长，1970-1860》的专著。他用大量数据分析、检验诸如出口和区域专业化发展等新古典要素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参见Douglass C. North,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1961.

[10]诺斯和福格尔对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关注，主要受Goodrich相关研究的影响，后者强调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参见Carter Goodrich, Government Promotion of American Canals and Railroads 1800-189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11]Robert M. Solow,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39, no.3 (Aug., 1957), pp.312-320.

[12]所谓间接计量方法实际上就是把不能直接进行比较的数据，通过转换处理，或者是选取一些可以操作的“中间变量”，使这些数据变成可以进行比较的样本。

[13]诺斯的研究指出，这一历史期间虽然海运生产率有明显提高，但海运技术并没有发生显著的进步，相反海盗的减少、市场的发育、贸易的扩展等因素是海运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诺斯认为，技术进步尽管重要，但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参见Douglass C. North, “Sources of Productivity Change in Ocean Shipping, 1600-1850,”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76, no.5 (Sep.-Oct, 1968),pp.953-970.

[14]所谓反历史事实计量是指在进行经济史分析时，根据推理和演绎的需要，提出某种与历史事实相背离的假设。以这种假设为分析前提，探讨和估算经济生活中在这种假设下曾经可能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当然这些变化作为一种结果也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但这种假设和结果却可以揭示历史上的另外一种可能及其结果。

[15]福格尔假定当时美国西部不存在铁路，通过分别建立“存在铁路”和“不存在铁路”的运输成本模型，利用当时的工业统计资料和数据，得到如下结论：铁路作为一种运输手段，尽管在美国经济增长中起到了一些作用，但这种作用在传统的观点下被夸大了，铁路并不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参见Robert W. Fogel,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Railroad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 Report of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22, no.2 (Jun. 1962), pp.163-197.

[16]Rainer Fremdling, “Railroads and German Economic Growth: A Leading Sector Analysis with a Comparis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37, no.3 (Sep., 1977), pp.583-604. Patrick O’Brien,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ailway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7.

[17]如冯•藤兹尔曼1978年对英国蒸汽机车的研究。参见G.N.Von Tunzelmann, Steam Power and British Industrialisation to 186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18]Lance E. Davis and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19]参见Robert W.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4. Robert W. Fogel, “Three Phases of Cliometric Research On Slavery and its Afterma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65, no.2,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y-sev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May, 1975), pp.37-46. Robert W.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Explaining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Slave Agriculture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67, no.3 (Jun., 1977),pp.275-296. Robert W.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Explaining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Slave Agriculture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Rep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0, no.4 (Sep., 1980),pp.672-690.

[20]Kovalchenko, I.D. et al, Mathematical Methods in Historical-Economic and Historical-Cultural Studies, Moscow: Nauka, 1977.

[21](英)罗德里克•弗拉德：《历史计量法导论》，肖朗、刘立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同一本书的另一版本是王小宽译的《计量史学方法导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科瓦利琴科主编：《计量历史学》，闻一、肖吟译。霍俊江：《计量史学基础》。

[22]相关文献的一个较全面综述参见Avner Greif, “Micro Theory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Through Economic History,” in David M. Kerps and Kenneth F. Wallis, eds., Advances in Economic Theory,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79-113.对相关文献的一个简要中文概述参见韩毅：《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历史演进：评价与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23]霍俊江对历史计量学在历史科学内部的位置进行了划分，他认为在历史科学中历史哲学作为最高层次，各专史、断代史是最低层次，中间是史学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与方法又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方法论研究和具体研究方法。历史计量学与考据学、心理史学、叙述史学并列在具体研究方法中，对处于最低层次的各专史、断代史提供具体研究方法上的指导。参见霍俊江：《计量史学基础》，第166页。

[24]Robert Whaples对此作了定量分析，指出专业经济史杂志上在20世纪40和50年代，合作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仅为3%，60、70、80年代这个比例增加为10%、22%和24%。参见Robert Whaples, “A Quantitative History of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Cliometric Revolutio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51, no.2 (Jun., 1991), pp. 289-301.

[25]Robert Whaples对历史计量学对经济史研究的影响作了定量的分析，从论文发表情况看，20世纪60到70年代历史计量学已经成为经济史学家关注的焦点，到80年代时专业经济史杂志上发表的80%的论文可以归结为历史计量学论文。作者还用相关统计表明了历史计量学和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相融合的趋势。Robert Whaples文献同上。

[26]国际历史计量学协会名称是“The Cliometric Society”，成立于1983年，已经成功举办了六届“世界历史计量学大会”。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有各自的历史计量学组织和年会，其中美国历史计量学年会发起最早，源于20世纪60年代，首届在Purdue University举办，现在每年举办一次。历史计量学的专门杂志主要有两种，一个是“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另一个是“Cliometrica”，全称是“Cliometrica - Journal of Historical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 History”，其中后者可以网上免费下载。

[27]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28]Ronald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vol.4, no.16 (Nov., 1937), pp.386-405.

[29]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此书的内容是在两位作者分别于1970和1971年发表在《经济史评论》上两个论文《西方世界成长的经济理论》和《庄园制度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完成的。

[30]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诺斯指出这是因为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现存的制度状态限制着未来的选择。过去的制度框架，使当前各种制度选择受到影响，可能被锁定在某种制度路径中。

[31]《庄园制度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型》一文的分析较《西方世界的兴起》中的相同内容，更具有理论性，模型更加完整和突出。

[32]包括个人主义的哲学基础，抽象演绎的理论模型，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以及成本收益分析法等。

[33]道格拉斯•Ｃ•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34]道格拉斯•Ｃ•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35]Stephen H. Haber,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and the Capital Marke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razil,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30-193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1, no. 3 (Sep., 1991), pp.559-580.

[36]Jean-Laurent Rosenthal, The Fruits of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37]Steven Knack and Philip Keefer,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ross-Country Tests using Alternative Measure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vol.7, no.3 (Nov., 1995), pp. 207-227.

[38]Timothy Besley, “Property Rights and Investment Incentive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Gha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03, no.5 (Oct., 1995), pp.903-937.

[39]Gary D. Libecap, Contracting for Property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40]Lee J. Alston, Gary D. Libecap, and Robert Schneider, “The Determinants and Impact of Property Rights: Land Titles on the Brazilian Frontier,”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vol.12, no.1 (Apr., 1996), pp.25-61.

[41]Margaret Levi, Of Rule and Revenu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42]John J. Wallis and Douglass C. North, “Measuring the Transaction Sector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1870-1970,” in Long-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Edited by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NBER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vol.51, 1986, pp.95-148

[43]格拉斯•C•诺思、张五常等：《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罗仲伟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

[44]分析其中的原因，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国内史学界开展经济史研究往往持有相对稳定和成熟的理论、观点和研究套路。而经济理论的发展相对而言比较迅速，并常常伴以颠覆以往理论、观点和结论的所谓“创新”，甚至选取不同的数据范围和案例类型就有可能得到完全相左的研究结论。在经济史研究中，对待经济学家们经常“翻来覆去”的观点和结论，史学家往往“嗤之以鼻”。二是，经济学家进行历史计量学研究时，往往并不注重对史料权威性的考证，给史学家留下了无法完全把握史料却胡乱简单套用理论的印象。三是，与新制度经济学结合的历史计量学，本身也受到了新制度经济学一些不足的影响，在其研究范式上造成了部分分裂，具体分析可见下文。这些问题和不足，特别是最后一条新制度经济学本身的不足，使原本就对历史计量学抱有怀疑态度的国内史学家，在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开展历史计量学研究时更加望而却步。与新制度经济学结合的历史计量学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明显小于作为经济史学分支的历史计量学。这一点可以从下面得到佐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经济史的论文，在国内投稿时受到了史学界审稿人的严厉批评，这些论文最终多发表在经济类的期刊上。与新制度经济学结合的历史计量学受到的待遇，远不如作为经济史学分支的历史计量学，至少后者这类性质的论文还可以在相对“灵活”的史学类期刊上出现。

[45]参见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页。

[46]盛洪在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过渡经济学的发展有一个早期的划分，参见盛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经济研究》1996年第1期。

[47]这时众多国内学者并未有意识地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的过渡问题，他们更多地参与到如何推进改革的理论和对策研究中。有关的文献主要发表在《经济研究》、《中青年经济论坛》、《中国：发展与改革》等公开刊物上。《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报告》、《发展研究报告》等内部刊物也收录了部分研究成果。

[48]部分经济学者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一些论文，开始涉及中国的过渡经济学问题。这些文献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中。参见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2006年。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49]相关文献集中在北京天则研究所出版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系列丛书中，部分文献也发表在《经济研究》等权威杂志上。参见张曙光主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一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张曙光主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2002年，2005年。张曙光、金祥荣主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浙江卷)(第五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

[50]相关文献有：黄少安结合中国和其他一些转型国家市场化改革的经验事实，提出并验证了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新的理论假说。参见黄少安：《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及其验证》，《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杨瑞龙考察地方政府在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的特殊作用，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参见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化的三阶段论》，《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杨瑞龙、杨其静：《阶梯式的渐进制度变迁模型¬¬¬――¬¬¬¬¬¬¬¬¬¬再论地方政府在我国制度变迁之中的作用》，《经济研究》2000年第3期。黄少安对此观点表示了质疑并提出了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参见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兼评杨瑞龙的中间扩散型假说和三阶段论》，《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51]相关文献参见周业安：《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与绩效研究的批判性回顾》，《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张宇：《过渡经济学的回顾与反思》，《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5期。盛洪：《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管理世界》2002年第6期。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学研究的反思》，《经济研究》2001年第7期。

[52]相关文献参见林岗等：《诺斯与马克思：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本质的两种解释的比较》，《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诺斯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动力的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诺斯与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道路理论的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53]于金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讨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转轨问题，参见于金富：《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经济研究》2006年第12期。张建伟尝试从法经济学视角解释中国制度变迁，参见张建伟：《‘变法’模式与政治稳定性――¬¬中国经验及其法律学含义》，《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邓宏图、周业安、张旭昆运用演化经济学的观点对中国制度变迁的解释。分别参见邓宏图：《转轨期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周业安：《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经济研究》2000年第5期；张旭昆：《制度系统的性质及其对于演化的影响》，《经济研究》2004年第12期。

[54]许多国内外学者，利用华丽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虽然分析过程看似完美，但得到的结论却往往让人感觉“隔靴搔痒”，甚至“略显幼稚”。有将西方思维“生搬硬套”到中国问题上的嫌疑。他们的结论往往与国人的常识和直觉“背道而驰”，更谈不上其政策建议的可行性。在分析中不顾及中国问题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承是这类研究的“通病”。

[55]除上述文献表达的不同观点外，陈平还提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转型实践中的解释力十分有限。他认为无论是斯大林时代定型的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都不足以指导中国当代的改革和发展。参见陈平：《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转型实验中的作用有限》，《经济研究》2006年第10期。

[56]典型化事实，也可以称为典型化特征，是一种能够反映经济运行的真实性和基本特征的具有代表性的关键性事实。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研究的过程大致上包括从零散事实到典型化事实，再到一般理论模型和真实模型，最后到发现经济规律和发展经济理论等环节。参见王诚：《从零散事实到典型化事实再到规律发现》，《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

[57]自我实施制度的观点来自格雷夫，他认为诺斯“国家是制度的唯一来源”的观点并不正确。格雷夫将制度定义为自我实施的对行为的非技术性约束。参见Avner Greif, “Micro Theory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Through Economic History,” in David M. Kerps and Kenneth F. Wallis, eds., Advances in Economic Theory,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79-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