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2014年7月14日），应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满文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乌云毕力格教授邀请，美国耶鲁大学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教授来中心进行了题为“军机处的制度史考察”的讲座。乌云毕力格教授因事未到，由本中心宋瞳老师代为主持，此外，清史所董建中副教授、安海燕老师，以及硕博研究生共20余人到场聆听，并与白彬菊教授进行了互动交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白教授以英语演讲，由来自台湾的孔令伟同学协助同步翻译，使得在座人员得以精确领会。

白彬菊教授

白彬菊教授是美国清史学界研究军机处问题的先行者，其于1980年写就的博士论文：《朱笔：清代军机处奏折制度和中央政府的决策过程》（"The Vermilion Brush: The Grand Council Communications System and Central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in Mid-Ch'ing China"），是英语学界首部研究清代军机处制度的重要文章，该文后以《君与臣：清朝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之名，于1991年出版。目前该书由董建中副教授翻译为汉语，即将于国内出版。借此良机，中心特延请白教授莅临，与本所师生畅谈关于军机处，以及清史学习和论文写作中的相关问题。

负责翻译的孔令伟同学

白教授在讲座中以三个问题为中心进行展开。首先是军机处的成立时间。白教授特意提出，至今为止，军机处的成立时间仍是悬而未决，争论不休，但她个人并不赞同军机处成立于某个具体时间的简单看法。她认为，雍正时期，雍正皇帝成立了诸如总理事务王大臣、会考府、军需房等一系列各有专责的松散机构，由皇帝本人总责其成。及至乾隆继位之初，这些机构所负责的所有职务被总括入军机处，至此，军机处才完成了作为中央最高权力机构的变化。如果硬要加上具体时间，她认为当在雍正驾崩到乾隆二年之间。另外，白教授还将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做了比较，在她看来，雍正经历九子夺嫡的争斗后，对权力有强烈的危机感，这决定了雍正皇帝不可能成立任何权力非常集中的政治机构。而乾隆皇帝则没有对权力的紧迫感，敢于放手将事务处理交给大臣。

其次，白教授介绍了关于军机处发展的问题。军机处自雍正至嘉庆朝，经历了一个自秘密机构到政府权力中心的过程。白教授认为，军机处出现时作为内廷咨议机构，逐渐发展为管辖范围无所不包的权力中心，其间大概经历了几个阶段。在雍正时期，军机处更类似临时设置的秘书处，最被皇帝看重的是其秘密性。在军机处，事务处理是一个内廷与外朝的沟通过程，这种特性也让随后的皇帝乐于继承这个机构。雍正末年到乾隆初期，军机处规模迅速扩大，白教授认为，张廷玉其人居功甚伟。他不但将相关事务处理的井井有条，还逐渐将汉大臣更多引入军机处。白教授表示这是她今后的研究重点之一。经过长期铺垫，军机处在乾嘉时期最终定型。

最后，白教授提到了军机处与皇帝的关系。她认为，军机处在成为权力中心的同时，也反过来对皇权产生了制约，因为在处理事务的过程中，通过向皇帝提供不同资讯，可以对皇帝的决策施加影响。另外，随着时代发展，军机处逐渐扩展了自己的职权范围，与六部、翰林院等机构的职务发生了冲突重叠。

另外，白教授还以自己人生、治学经历为例，向在场师生们介绍了自己的治学、写作经验。白教授特意提出，她求学时，美国学界普遍认为满文资料都有相应汉文本，故不需学习满文也可进行研究。但她自己通过对比档案，发现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和丝纶簿之间存在内容差别。之后又发现满文档案中大批并未相应汉文档案，因此遍访台北、北京等地档案馆查阅比对，历经十年时间写就博士论文。白教授介绍，耶鲁大学并不要求清史学生必须学习满文，视其个人研究方向而定，如若研究边疆民族、旗务、军事则必须学习。而哈佛大学则要求清史专业学生必须学习满文。在学习方法上，耶鲁大学要求学生从档案入手，尽量阅读已经出版的各种档案。

整个讲座持续时间一个半小时，白教授通过自己的研究与经历，与在座师生进行了深入的互动交流。本次中心讲座活动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暑假期间仍吸引了大量师生慕名而来，提供了国际学术交流的良好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