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翁连溪：乾隆版满文《大藏经》刊刻述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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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4/0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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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6期
61～65页
【内容提要】清代，乾隆皇帝视满文《大藏经》的刊刻与《四库全书》的纂修、“十全武功”之记述为同样重大之事，译刻满文《大藏经》在佛教译经史乃至清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以相关的档案与实物资料为依据，对满文《大藏经》刊刻的起因、年代、刷印部数及佛经中的插图版画、经卷装潢作了简要的论述。工程浩大的满文《大藏经》从翻译到雕版印刷、经函的装潢，无一不代表了清代书籍的最高水平。
【关 键 词】清代内府/满文《大藏经》译刻/装潢/版画插图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经过历代的传布、翻译、汇集、编次，久已成为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宝藏。《大藏经》是一切佛教经典的总汇，汉文《大藏经》分为经、律、论三部，佛的教法称为经，佛的教诫称为律，佛弟子研习经律之著述称为论，统称三藏。藏文《大藏经》则分为《甘珠尔》、《丹珠尔》两部，前者为汉文《大藏经》的经藏、律藏，后者为论藏部分。
满文《大藏经》译于清乾隆三十七年至五十九年（1772-1794年），是以汉文、藏文、蒙文、梵文《大藏经》为底本翻译刊刻而成，清代又称《国语大藏经》。共108函（夹），收佛教经典699种，计2466卷。今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76函（夹），605种（33750页）；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32函（夹），800余卷。较其目录、装帧形式及版框尺寸，均为清内府“清字经馆”原刻朱色初印本。庋藏两地的满文《大藏经》非常珍贵。“自一八五四年俄国汉学家瓦西里首先言及此书，自此后穆璘、劳费尔、伯希和、内滕虎次郎、福克思等东方学家对于满文《大藏经》的有无及是否还存在问题进行了长期讨论，嗣后故宫博物院成立，满文《大藏经》又复显于世”（注：韩儒林：《穹庐集》页41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据载，1932年日本人多田等观（原东北大学讲师）在承德避暑山庄调查时又发现珠像寺珍藏一部，但今已不知去向。另有记载称西藏布达拉宫收藏一部（注：《卫藏通志》附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浙西村舍丛书本。），法国巴黎图书馆收藏一部，但未见《世界满文文献目录》（注：富丽编：《世界满文文献目录》，中国民族文字研究会出版，1983年。）著录。此外再无存世的记载。据清礼亲王《啸亭杂录续录》云，为刷印该书所雕刻的几万块梨木经版尚存，“初储经版于馆中，后改为实录馆，乃移其版于五凤楼中存储焉”（注：清昭梿：《啸亭杂录·续录》页348，中华书局，1980年。）。外界鲜为人知。目前故宫博物院正在整理重印的满文《大藏经》即利用了这批资料。
一 满文《大藏经》译刻的起因及年代
满文《大藏经》的译刻是一项大规模的文化活动，如此大规模文化活动的出现，往往有其深层的历史文化背景。清王朝进入乾隆时期，政权稳定，经济繁荣，文化高度发展。美国学者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曾在《世界文明史》中概况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十八世纪，中国不仅在疆域和人口方面冠于全球，同时也是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最文明的国家之一。”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开馆纂修，满文《大藏经》是与《四库全书》几乎同步推出的又一项浩繁艰巨的文化工程，乾隆视它与《四库全书》、“十全武功”之记述同等重要，它也是满族文化史乃至整个清代文化史中的大事。
康熙二十年（1681年），《圣祖重刻〈番藏经〉序》称：“祝颂两宫之景福，延万姓之鸿庥，番藏旧文，爰加镌刻”。经过十多年，藏文《甘珠尔经》刊刻完成。世宗雍正皇帝又续刻藏文《丹珠尔经》。乾隆二年（1737年），宫中将《甘珠尔经》和《丹珠尔经》重新整理出版，藏文《大藏经》成，史称乾隆修补版，又因刻于北京称北京版藏文《大藏经》。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康熙帝颁谕制作蒙文《甘珠尔经》，经版历三年寒暑告竣，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帝下令以明代汉文《北藏》为底本刊刻汉文《大藏经》，乾隆十三年（1739年）完成，又称《龙藏》。乾隆六年至十四年（1741-1749年）又将藏文《丹珠尔经》译成蒙文，与雍正初年译刻的蒙文《甘珠尔经》合成为一部完整的蒙文《大藏经》。至此，清宫中刊刻的《大藏经》已有藏文、蒙文和汉文三种。据《乾隆朝上谕档》记载，文殊大皇帝（乾隆）认为，自己出身的满族人口众多，信仰佛教者也为数不少，但是语言文字与别族不同，以前也没有译为满文之佛教经典。若将佛说《甘珠尔》译成满文实是造福于后代之善举。遂命章嘉国师将《甘珠尔》译成满文，从学府中成绩优异人员和在京喇嘛中选择通晓语言文字者与几名学识精深的和尚一起开始翻译经卷。乾隆帝于三十八年降旨：“《大藏》汉字经函刊行已久，而蒙古字经亦具翻译付镌，惟清字经尚未办及……”（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页281-283，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档案出版社，1991年。）又下旨：“以汉文《大藏经》中咒语及诸佛秘密心印非可以文义强求，是以概不翻译，惟是咒中字样，当时译经者仅依中华字母约略对音，与竺乾梵韵不啻毫厘千里之谬，甚至同一汉字亦彼此参差……”（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页281-283，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十日。）。针对“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乾隆皇帝认为开国至今未能刊刻国语《大藏经》，“揆之阐教同文之义，实为阙略，因特开清字经馆”（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页281-283，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十日。），翻译刊刻满文《大藏经》。
清字经馆位于宫中西华门内。设置之始，乾隆皇帝谕旨：“简派皇子、大臣于满洲、蒙古人员内，择其通晓翻译者，将藏所有蒙古文字、汉字两种悉心校喝，按部翻作清文。并命章嘉国师董其事，每得一卷，即令审正进呈，候朕裁定”。今据章嘉国师奏称：“唐古忒《甘珠尔经》一百八部，俱系佛经。其《甘珠尔经》内有厄纳特珂克得道大喇嘛等所传经二百二十五部。至汉字《甘珠尔经》，则西方喇嘛及中国僧人所撰，全行列入。今拟将大般若、大宝积、大集华严、大般涅盘、中阿含经等及大乘律全部翻译。其五大部支派等经八种并小乘律，皆西士圣贤撰集，但内多重复，似应删繁就简。若大乘论、小乘论共三千六百七十六卷，乃后代祖师在此土撰述，本非佛旨，无庸翻译等语。所奏甚合体要，自应照拟办理……”（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页281-283，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十日。）并选派人员包括总裁4人，副总裁3人，提调官5人，纂修官9人，收掌官18人，阅经总裁1人，阅经副总裁4人，办理经咒喇嘛4人，校对喇嘛4人，总校僧人2人，诸经僧4人，共96人。其中总裁有和硕质亲王永榕、多罗义郡王永璇、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和珅，副总裁为吏部尚书金简及西藏著名高僧章嘉呼图克图国师等，他们皆精通经史，博学多闻，这使满文《大藏经》的翻译、刊刻在人力上有了可靠的保障。为使译经顺利进行，乾隆又下旨：“兹清字经馆正当发凡起例之始，如不立定规条，致禅和唾余剽窃，亦得因缘贝夹，淆乱经函，转乘敷场内典之指，可将章嘉国师奏定条例清单，交馆详晰办理……”（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页281-283，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十日。）并降旨规定：“除现在刊定藏经毋庸再为删削外，嗣后凡别种语录著述，只许自行存留，尚有无识僧徒妄想衰辑汇录，诡称续藏名目，凯欲窜淆正典者，俱一概永行禁止”（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页281-283，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十日。）。在乾隆皇帝的严格要求下，译经工作顺利展开，“每译完一函由章嘉国师详加校审，逐卷进呈皇上审阅。皇上在审阅中又更正其中一些有疑惑及不妥当之处。皇上悉心审阅后，还要作译记。因此经过多年，始告全部译成。”（注：土观·洛桑却吉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页331，民族出版社，1988年。）
经过18年的努力，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满文《大藏经》翻译工作全部完成，部分经卷印刷成帙。同年二月高宗亲撰《清文翻译全藏经序》云：“为事在人，成事在天，天而不佑，事何能成？人而不为，天何从佑？然而为事又在循理，为不循理之事，天不佑也！予所举之大事多矣，皆赖昊乾默佑，以致有成。则予之所感贶奉行之忱，故不能以言语形容。而方寸自审，实不知其当何如也？武功之事，向屡言之，若夫订《四库全书》，及以国语译汉全藏经二事，胥举于癸巳年六旬之后，既而悔之，恐难观其成，越十余载而全书成，兹未逮二十载而所译汉全藏经又毕蒇。夫耳顺古希已为人生所限制，而况八旬哉！兹以六旬后所为之典，逮八旬而观国语大藏之全成，非昊乾嘉庇，其孰能与于斯，而予之所以增惕钦承者更不知其当何如矣！至于国语大藏，恐人以为惑于祸福之说，则不可不明示其义。夫以祸福趋避教人，非佛之第一义谛也。第一义谛，佛且本无，而况于祸福乎！但众生不可以第一义训之，故以因缘福祸引之，由渐入深而已。然予之意仍并不在此，盖梵经一译而为番，在译而为汉，三译而为蒙古，我皇清主中国百余年，彼三方久属臣仆而独缺国语之大藏，可乎！以汉译国语，俾中外胥习国语，既不解佛之第一义谛，而皆知尊君亲上，去恶从善，不亦可乎！是则朕以国语译大藏之本意，在此不再彼也。兹以耄耄观蒇事，实为大幸，非溺于求福之说，然亦即蒙天福佑，如愿臻成所为，益深畏满忧惕儆戒而已耳，是为序。”（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页281-283，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档案出版社，1991年。）此外，出于统治需要，乾隆皇帝必须致力于保存弘扬满族的文化习俗，他在位期间曾编辑翻译了大量的满文书籍，如《钦定清汉对音字式》、《新旧清语汇书》、《御制五体清文鉴》、《五体字书》、《满蒙文鉴》、《满蒙汉三和切音清文鉴》、《御制增订清文鉴》等。这些书籍的编辑出版，为当时满族文化的发展，也为满文《大藏经》的翻译、刊刻和使用奠定了基础。鉴于佛教文化尤其是藏传佛教文化对清帝国的影响，为争取控制西藏并收服蒙古各部，乾隆朝还修建了众多的寺庙，在部分寺庙中由满族人出家做喇嘛、任主持，颂满文佛经，从而加大了满文佛经的需要，促进了满文《大藏经》的译刻。
在满文《大藏经》翻译告竣且部分经卷刷印完成的同年十二月，译经处清字经馆遭遇大火，损失严重。据《乾隆朝上谕档》记载：“西华门茶房外果房失火，延烧房屋及乐器，经卷间被焚烧……。至此项经虽未全行焚毁，但一经搬损必致残缺失次。其版片俱系梨木，不但经刊刻者徒费工料，即未经刊刻字者亦觉可惜，所有被烧刻字版是否存有印刷底稿，若竟连底稿焚毁不全，岂不更为费事！此经内如《大般若》、《二般若》等经，曾经各印刷十分，颁发盛京前、后殿等处供奉，如现在经馆内所存放版片、卷页多有不全，尚可从容缓办。其未经颁发各经最关紧要，其中每部经文，有已经刊刻完竣刷印成部，版片、卷页多被烧毁者；有版片虽经烧毁，而有刷印卷页尚存者；有刷印卷页烧毁，而版片尚存者；有版片未经刊刻完竣即被烧毁者，均不可不详细检查，将所有版片、卷页逐一校对，以便互相补辑，俾臻完善。”由此可知，乾隆五十五年满文《大藏经》只是完成了翻译，尚未能全部付梓，刊刻完成者也有部分被焚。现存的满文《大藏经》中，部分经页经板为五十五年后重新雕版印刷的。另乾隆五十九年清内府《活计档》记载：“所有本馆办理颁发大般若、阿含等经统计一百零八套，每套十二分，陆续实收过此处装函共壹千贰佰玖拾陆套，相应付覆查明，可也。等同回明。”（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五十九年二月《活计档》。）
据上所述，清字经馆陆续收过装函佛经1296套，每部满文大藏经108函12部。全部满文《大藏经》刷印装潢的完成应为五十九年，共刷印12部，五十九年后未见重新刷印的记载。
二 满文《大藏经》的装潢与版画插图
满文《大藏经》共108函（夹），每函经叶数量不等。多者，《大集经》第一卷728叶，最少者《华严经》第四卷173叶，每函由经叶、内层护经板、内经衣、外层护经板和外层经被组成，经叶朱色双面印刷，长73厘米，宽24.5厘米，由内层上、下护经板、外层上、下护经板保护。内层上、下护经板皆为木质外包金黄色织锦面制成，长73.7厘米，宽24.6厘米，厚2.3厘米，其中内上层经板装饰最为庄严华丽，板面分别由金、黄、红三层精制的织锦覆盖。中间凹进部分正中呈现泥金满文书顶礼佛、顶礼法、顶礼僧的敬语，及本函（夹）第一部经名、卷数，两侧各彩绘图像鲜明独具风格的佛菩萨像一尊，每尊佛像右下角书藏文、左下角书满文书佛菩萨名号，又在两尊佛像的框边由右至左以汉、蒙、藏、满四体文字用直书方式恭题该函（夹）第一部经名及经叶数。内下层经板的板面绘四至五尊护法神图像，每尊像的右下角以藏文、左下角以满文直书该佛名号，右框边以汉文、左框边以满文恭题该函（夹）的第一部经名。整函经叶全部依顺序码放整齐，经叶的四周呈现出八吉祥图案，两端一拼成喷焰摩尼图，一拼成火焰图，火焰图中又拼成该函第一部经名字样，这样不但美丽整齐，而且利于经叶码放，经叶一旦码放错乱或丢失，四周图案即错乱，利于发现及保管。外层上护经板长77.5厘米，宽27.5厘米，高3.7厘米，底平，上为弧形，为木质红漆描金制成。版面凸起，四框正中由左至右以泥金绘出胜利幢、金鱼、宝瓶、妙莲、右旋海螺、磐肠、宝伞、金轮八吉祥图案。为便于搬运及收藏保护，内层经叶、经板要用丝质黄色的经衣包囊起来，再用外层经板上下保护，并用长约25米的经带把整部经函捆扎起来，外面再用1.5米见方的绸面黄色丝棉经被包囊，用黄色笺条粘于包囊外，注明该函卷数，就成为一部完整的经函（夹）。
满文《大藏经》中大量精美的插图版画作品，在中国版画史、佛教版画史及清内府版刻研究中都未曾提到。这批版画为整版独幅版画，据笔者观察，不同内容的版画不下几十幅。每幅版框纵16.5厘米，横59厘米，为每函（夹）经的扉页画和末页画。扉页画为每函（夹）经的第一页，图版四周饰有匀称、连续不断的云纹，左、右为佛菩萨像各一尊，每尊佛像的右下角以藏文、左下角以满文恭书佛的名号，用直书的形式恭题该函（夹）第一部经名及经页版数，中间文字为恭书顶礼佛、顶礼法、顶礼僧的敬语，及以梵文音译的本函第一部经名、卷数等字句。末页插图版画中有四至五尊佛像，为护法神、龙王、天王、大梵天阿修罗王等，佛像四周同样为云纹，每尊佛像的背后布置了炽盛光环，每尊佛像的右下角以藏文、左下角以满文恭书本尊佛名号，又在佛右边以汉文，左边以满文恭书该经函（夹）第一部经名。
这批佛教版画中，有一些形象奇特、怪异的图像，在一些著名的佛像学著作中未见著录，如《喇嘛神像集》收录喇嘛教先圣及诸天等300幅，《诸佛菩萨圣像赞》收录画像360幅，并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标出各像名号，在佛像学上极富有价值。其中又有一些菩萨、观音、度母、佛陀等佛像，在形象的绘刻上都十分严格地按照《造像度量经》的标准定制，如佛像的手势、姿态，佩戴的饰物及刻板的法度，均依规定作画、镌板，形象非常规整，给人以庄严肃穆的美感。
造型奇诡怪异是满文《大藏经》佛教版画的最大特点，如四臂勇保护法、四面勇保护法、黄勇保护法、毗沙门天王等等，造型夸张，对人物变幻莫测的神态描绘得相当生动。其中女神如日神、月神、地神母等等，有的头戴宝冠，稳坐莲台，有的手持**、莲花、宝剑、绢素、钺斧，有的长带绕肩飘舞，面容慈祥，每尊像后佛光环绕，浮云流动，给人以美的享受。这些佛教版画作品造型独特，镌刻线条流畅圆润，具有较高的绘刻水准，为佛像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满文《大藏经》经版中有大量的佛教版画插图，而故宫所藏硃印《满文大藏经》中无此版画插图。经考察，故宫收藏的ｚｈū＠④印《满文大藏经》为宫中陈设御览的呈览本，装潢最为华丽，每函（夹）佛经中的首、末页为上述所谓彩绘佛像，其内容与木版镌刻者相同。总之，清宫对外颁赐盛京、承德等各大寺院的满文大藏经函（夹）的扉叶、末叶版画应为木板镌刻，不同于宫廷所藏。
满文《大藏经》及经版的存世不但为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在翻译时又创出许多新的满语词汇，进一步深化了满语的语义。“满文与汉文是两种不同的语文，难分优劣”（注：李学智：《满文台湾史料译文的商榷》，《食货》（月刊），民国六年（1917年）第8卷第11期。），但汉文佛经文字深奥难懂，而满文翻译多以白话体对译，文义清晰，浅显易解，有助于了解汉文佛经的文义。另一方面，《大藏经》又是清代“盛世”的产物，代表着清内府书籍雕版印刷及装潢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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