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宏伟：论清代前期满文出版传播的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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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3/09/24 |
[英文标题]Characters of the Publ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bout Manchu Books in Early Qing Period
[中文摘要]清代前期官方积极推动满文典籍的翻译，各种汉籍的满文译本不断完成，促进了满文出版传播的开展。顺治年间，宫内刻书还利用明朝的刻书机构经厂。康熙十年(1671)左右，因翻“书”的需要而设立“内翻书房”，康熙十九年(1680)又设立了武英殿修书处，专门负责编纂和刊印宫内编纂的各种图书，也成为满文出版传播的中心。顺康雍三朝满文出版传播在满族社会历史发展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反映了满族的文化发展及其与汉文化的互动，为乾隆朝满文出版的鼎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关 键 词]清代前期/满文/出版/传播
[作者简介]章宏伟(1964-)，男，浙江温岭人，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研究员。
随着清政治势力的扩张，入关以后满文一跃而为清朝“国语”，处于极为优越的地位。满文通过教育的手段向民众普及，教育为满文出版活动的展开提供了需求空间，满文出版又反过来作用于满文教育，促进、推动满文教育向前发展，在清代前期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气象。满文使用范围日益广泛，不但促进了满族文化的繁荣，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满族文化人才，而且还留下了大批的满文文献，在满族社会历史发展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于清代前期满文出版传播研究，现在尚属于开创期，只有黄润华[1-5]、滋阳[6]、王汝梅[7]、季永海[8-9]、武亚民[10]、[意]斯达理[11]、吴修琴[12]、李士娟[13]曾有过不多的论述，本文试图再做进一步探讨。
一、顺治朝满文图书出版的兴起
关外时期，皇太极“谕金、汉之人都要读书”。[14]13为改善“无书”的窘况，皇太极除向朝鲜索求《春秋》、《周易》、《礼记》、《通鉴》、《史略》诸书，[15]38，61-62①还命达海继续进行翻译汉籍的工作。惟达海于天聪六年(1632)完成“详定国书字体”工作未久即病故，“时方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未竣而卒”。[16]189对于翻译汉籍的内容，汉官们建议：“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载在《四书》，显明者详诸史籍”，[14]24“如要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道理，则有《孝经》、《学》、《庸》、《论》、《孟》等书，如要益聪明智识，选练战攻的权机，则有《三略》、《六韬》、《孙吴》、《素书》等书。如要知古来兴废的事迹，则有《通鉴》一书。此等书实为最紧要大有益之书，汗与贝勒及国中大人所当习闻明知，身体而力行者也”，[14]71因此，“宜于八固山读书之笔帖式内，选一二伶俐通文者，更于秀才内选一二老成明察者，讲解翻写，日进《四书》两段，《通鉴》一章，汗于听政之暇，观览默会，日知月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更可造练人才以需后用”，[14]24-25或“宜选汉人通经史者二三人，金人知字法者三四人，将各经史通鉴，择其精要有俾君道者，集为一部，日日讲明”，“此举约该博、执要贯烦之法，工夫极简明便易”。[14]115皇太极指出：“朕观汉文史书，殊多饰辞，虽全览无益也。今宜于辽、宋、金、元四史内，择其勤于求治而国祚昌隆，或所行悖道而统绪废堕，与夫用兵行师之方略，以及佐理之忠良，乱国之奸佞，有关政要者，汇纂翻译成书，用备观览。至汉文正史之外，野史所载，如交战几合，逞施法术之语，皆系妄诞。此等书籍，传之国中，恐无知之人信以为真，当停其翻译。”[17]第2册，303当时应是流行翻译野史，太宗特申禁译之令，“命文馆译宋、辽、金、元四史”。[18]第2册，50四史的翻译，是有选择的，并非全貌。
“顺治元年译辽、金、元三史成，奏进，世祖恩赍有加。”[18]第31册，9348顺治三年(1646)，祁充格等人将满文辽、金、元三史刊刻成帙，这是清入关后首次刊印的满文图书，也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满文刻本。三部书分别为8、9、14册，书框高26.5厘米，宽19厘米，每面8行，包背装。顺治年间的宫内刻书，应该是利用明朝的刻书机构经厂。经厂设在西安门内，明代归司礼监掌管，嘉靖年间刻字、刷印等各类工匠已达1200多人，是一座规模宏大的皇家印刷厂。顺治年间官方正式刊行的辽金元三史、《三国演义》以及新译的书籍《洪武宝训》、《诗经》、《表忠录》等，可能是由经厂主持刊印的。这些书仿明经厂本式样，均是大开本，包背装。从满文文字看，顺治年间刻本的字体刚劲古朴，字里行间尚有老满文的残存风韵，与康熙刻本的字体有较明显的区别。
顺治三年(1646)刊印的满文图书《洪武宝训》(一名《洪武要训》)，是内国史院大学士刚林奉敕译的。辽金元三史在关外已经译讫，《洪武宝训》是入关后翻译的第一部汉籍。借用刚刚被推翻的明朝开国皇帝的训词来教训满洲贵族，本身就颇为耐人寻味。刚林，满洲正黄旗人，瓜尔佳氏，字公度。早年在郡王阿达礼下任笔帖式，掌翻译汉文事。天聪八年(1634)，以汉文应试中举。崇德元年(1636)任国史院大学士。顺治五年(1648)，赐号“巴克什”。他曾负责校对《辽史》、《金史》、《元史》和《三国志》的满文译本。《宝训》一书，“彝宪格言，深裨治理”，[19]第3册，209顺治帝并据其形式编纂《太祖圣训》、《太宗圣训》。
《三国演义》的权谋、战略深受满族统治阶层的喜爱。[20]441-456努尔哈赤“稍长，读书识字，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2]721天聪朝汉族降臣王文奎，在天聪六年(1633)九月的一份奏文中提到皇太极喜读《三国演义》的情况。其奏曰：“汗虽睿智天成，举动暗与古合，而聪明有限，安能事事无差？且汗尝喜阅三国志传，臣谓此一隅之见，偏而不全。其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载在四书，显明者详诸史籍。”[14]24王文奎似乎觉得皇太极太偏爱《三国演义》了，劝他要读一读《四书》及史籍之类的书。其实，也正是皇太极对《三国演义》的偏爱，在天聪朝就命达海开始翻译《三国演义》。《啸亭续录》“翻书房”记载：“崇德初，文皇帝患国人不识汉字，罔知治体，乃命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22]397②昭梿所记恐有误，因为《清史稿·达海传》说达海38岁卒，“时方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皆未竟”。[18]第31册，9257《三国演义》满文译本的完成者当是满洲学士查布海等人，他们是遵多尔衮之命翻译的，并于顺治七年(1650)完成。《顺治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记载：“(顺治七年四月)十八日。以翻译《三国志》③告成，赏赐內翰林院大臣。赏予大学士范文成巴克什、刚林巴克什、祁充格、宁完我、洪承畴、冯铨、宋权七大臣带彩鞍、雕辔、后鞦、攀胸、缇胸、翠蓝布制鞍龙、红毡马韂之头等马各一匹、银各五十两。赏学士查布海、苏纳海、王文奎、伊图、胡理、清泰、来衮、马迩都、赫德④九人无鞍二等马各一匹、银各四十两。赏内弘文院主事能图、叶成格、曹皮、铿特依、杜当、布尔凯、侍讲学士吕宗烈、侍读学士张皮机、典籍官王丛庞九人银各四十两。赏博士科尔科岱、霍斯霍利、尼曼、苏和、奇同格、芒色、霍托、穆成格、周有德、必利科图、国史院博士图巴海、秘书院秦达浑臣十二人银各三十两。赏笔帖式翁国顺、额斯黑、高利、马齐兰、乌勒扈、穆成格、必利科图、严楚兰、阿希图、国史院笔帖式朱臣十人银各二十两。”[23]80顺治七年满文《三国演义》前面载有摄政王多尔衮的谕旨：“皇父摄政王旨。谕内三院：着译《三国演义》，刊刻颁行。此书可以忠臣、义贤、孝子、节妇之懿行为鉴，又可以奸臣误国、恶政敌朝为戒。文虽粗糙，然甚有益处，应使国人知此兴衰安乱之理也。钦此。”[24]还有大学士祁充格⑤等给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奏章：“内弘文院大学士祁充格等谨奏：我等恭承皇父摄政王谕旨，校勘《三国演义》，学士查布海、索那海、伊图、霍力、庆泰、何德翻译，主事能图、叶成额等恭抄缮写，主事更泰等与博士科尔科泰等恭抄，成二十四册，分为六函，颁行于众，为此谨奏。总校：大学士祁充格、范文程巴克什、刚林巴克什、冯铨、洪承畴、宁完我、宋权。顺治七年正月十七日谨奏。”[24]这个奏章与《顺治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中的记载略有不同。《八旗艺文志》中还有和素译《三国演义》的记载。
《三国演义》虽然是第一本翻译的满文小说，但由于朝廷的重视和译校者翻译技巧的高超，“译文通达优美，准确易懂，朗读上口，颇得原书神韵，至今锡伯族谚云：‘通读三国，可为贤人。’”[24]前言“国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25]514⑥清入关前后这么重视译印《三国演义》，显然不是因为文学的原因，而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可以此书为兵略，作为兵书战策的典范，与汉文古典军事名著《六韬》、《三略》、《黄石公素书》一体看待，从中汲取作战谋略，通过阅读此书译本来学习兵法。关羽成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凡是满族统治地区，都普遍建起关帝庙。顺治九年(1652)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时，追封关羽父祖三代为公爵，命“天下府州县卫等地文武守土官，春秋二祭如文庙仪制，牲用太宰(牢)”。[26]400乾隆三十三年(1768)，以“关帝历代尊崇，迨经国朝尤昭灵贶”，故又加封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27]10887
顺治帝“览《四书》、《五经》、《通鉴》等编，得其梗概”，“乃采集诸书中之关于政事者为三十篇”，辑为《资政要览》。[28]2-3顺治帝还御纂了一批宣扬儒家思想的书籍，并往往以满汉两种文本同时刊印，如《劝学文》(顺治十年)、《御制人臣儆心录》、《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顺治十二年)、《御纂内政辑要》、《太上感应篇》(顺治十四年)，以及《范行恒言》、《内则衍义》等。颁行满文本于八旗之中，令满族官民学习，加强伦理道德教育。顺治帝认为：“朕思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制。前准宗人府、礼部所请，设立宗学，令宗室子弟读书其内，因派员教习满书，其愿习汉书者，各听其便。今思既习满书，即可将翻译各样汉书观玩，著永停其习汉字诸书，专习满书。”[19]第3册，658-659宗室子弟在不学汉文的情况下，犹能对汉文化有所了解。顺治一朝所刻满文图书现存有18部。
顺治十三年(1656)内府刻满文本《表忠录》，所辑为明嘉靖年间杨继盛《请罢马市疏》、《请诛贼臣疏》两篇著名奏疏的全文，劝勉官员学做忠谏之臣。[29]254—255
顺治二年(1645)，清政府根据明律参稽满族的旧法编修清律。次年三月，修成刊布，名为《大清律集解附例》。顺治帝的序文说是“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基本上是明律的重刊，加进了满族旧制的内容。
顺治十一年(1654)同时出了两个《诗经》满文译本，一个是内府刻满文本，另一个是听松楼刻满汉合璧本。有关翻译者的资料不多，杨钟义撰《雪桥诗话续集》记载，鄂貌图曾译过《诗经》。鄂貌图“幼善骑射，稍长，即嗜经史，崇德戊寅，拔一等秀才，赐布帛。太宗不时召见，讲译经史。辛巳，初译制科，应举居第一，赐顶带，入内院，校译会典。世祖入关，与扈从，授秘书院侍读，奉命编纂两朝实录，译通鉴及诗、礼二经。卒于顺治十八年，葬卢沟桥西之太平桥”。[30]78鄂貌图的诗歌在满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一生从事诗歌创作，有诗集《北海集》，满洲学士铁保所集《白山诗介》[31]中曾收入他的诗多首，清初王士祯评论说：“满族文学之开，实自公始。”作为清初的翻译举人，作为酷爱诗歌的诗人，翻译《诗经》应是顺理成章的。鄂貌图所译的《诗经》当是顺治十一年(1654)内府刻满文本，共10册20卷，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央民族大学所藏顺治十一年(1654)听松楼刻本，为满汉合璧本，共6册6卷，是最早出现的满汉合璧本。版框高22.8厘米，宽14.6厘米，上半面是满文，9行，版框高13厘米，下半面是汉文，也是9行，版框高9.8厘米。扉页有牌记“新刻满汉字诗经”，满汉文分别左右，中间署“听松楼藏板”，首页为满文御制序。中缝汉字题“满汉诗经”。像这样满汉文分别上下刻印的图书仅见于清初，以后都是间行刻印。南京听松楼刊印的《诗经》，是现在有明确年款的最早的满文坊刻本。
“阿什坦，字海龙，满洲正黄旗人，姓完颜氏，金宗室之苗裔也……世祖章皇帝顺治二年，以通满汉文，选授内院六品他敕哈哈番。时天下初定，满汉人文渐盛，凡公事兼用满汉文。阿什坦翻译《大学》、《中庸》、《孝经》，及《通鉴总论》、《太公家教》等书，刊行之。当时翻译者咸奉为准则。即止通满文者，亦得藉为考古资。九年壬辰科初设满洲科，遂中进士。廷试第二甲第三名。是年升授刑科给事中。”康熙帝誉之为“我朝之大儒”。[32]5338—5340阿什坦一生译著多为经史，并受汉族儒家思想影响很大，对于小说等文学作品不大感兴趣。特别是当清入关后的顺治初年，“时稗官小说盛行于世，满洲人亦纷纷翻译”，他曾上奏皇上禁止翻译此类书籍：“近见满洲译书内，多有小说秽言。非惟无益，恐流行渐染，则人心易致于邪慝。况圣贤古训，日详究之，犹恐不及，何暇费日时于无用之地？臣请皇上谕八旗读书人等，凡关圣贤义理、古今治乱之书，仍许翻译，此外杂书秽言概为禁饬，不许翻译。”[32]5339
据《东华录》卷五及《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七记载，宛平汉人王熙“精通满文”，译有《人臣儆心录》等书，以其“习满书拔前列”受到顺治帝的重用。
二、翻书房、武英殿与康熙朝满文图书的出版
康熙帝本人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留意典籍，编定群书”，[33]第6册，400融满汉两种文化于一体。凡在经筵日讲时讨论过的经书，如库勒纳、叶方蔼等撰《日讲书经解义》，牛纽、孙在丰等撰《日讲易经解义》，库勒纳、李光地等撰《日讲春秋解义》，喇沙里、陈廷敬等撰《日讲四书解义》诸书，都是以汉文撰写，再译为满文，且将原典逐句译出。这些汉文经书讲义及满文译本，均令刊刻颁赐。此举不仅有利于满人学习汉文典籍，也有利于西洋传教士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康熙朝除按例编修《实录》、《圣训》，还组织编纂翻译经、史、文等方面的图书。
康熙十年(1671)左右，设立了“内翻书房”(dorgi bithe ubaliyambure boo)，职掌翻译谕旨、起居注、御论、讲章、册文、敕文、祝文、祭文、碑文，以及“凡经史有旨翻清者，则纂辑以候钦定，御制诗文之敕翻者亦如之”，“凡清文音义，各准以定式，名物象数以时增益者，得旨则拟进”等业务，成为负责翻译的专职机构。⑦内翻书房，简称翻书房、内书房、书房。其地初在隆宗门内之北。其编制，初无定员。⑧由“翻书房”的名称来看，此机构当因翻“书”的需要而设立，所谓“书”者，主要系指汉文典籍，亦即“凡经史有旨翻清者，则纂辑以候钦定”，是内翻书房最重要的工作。是以《啸亭续录》曰：“及定鼎后，设翻书房于太和门西廊下，拣择旗员中谙习清文者充之，无定员。凡《资治通鉴》、《性理精义》、《古文渊鉴》诸书，皆翻译清文以行。其深文奥义，无烦注释，自能明晰，以为一时之盛。”[22]397和素在康熙时曾兼武英殿翻书房总管。[34]335⑨
康熙十九年(1680)，设立了武英殿修书处，隶属于内务府，专门负责编纂和刊印宫内编纂的各种图书。武英殿修书处从建立到清末，共整理，校注、辑佚、汇编古籍和编纂新书达700余种，其中半数刊刻成书。[35]在刊行汉文本的同时，又刊印有满文本。这些书籍均颁发至全国。武英殿修书处成为内府满文出版中心。康熙时期满文殿刻本更加规范，字体典雅，有些图书用开化纸大字印刷，纸张洁白细腻，字体黑色匀润，装帧精美考究，有着明显的宫廷特色。
康熙年间满族社会急剧变化，满语言超常发展，以满文翻译的汉文典籍已达到了“凡四书五经已经翻译之外，如纲目讲义等有关于治道者，靡不译尽”⑩的地步。与此相适应，康熙朝出现了十几部语言图书，既有满汉双语的，也有满语单语词典，而且有几部本身规模宏大，对后世的影响也很深远。
康熙二十二年(1683)京都宛羽斋刊刻出版的汉人沈启亮编的《大清全书daicing gurun i yooni bithe》，是第一部大型满汉对照的词典，(11)共14卷，收词12000余，以十二字头排列，部分词有例句，保存着早期满语吸收汉语的借助词和少量满文古字和释义。作者虽为汉人，两遭谪贬，然“生平笃好清书”，“就教于满洲诸儒”，学成满文。先是为“解说虚字总要，使学者易明翻译之理”，成《清书指南》。而后，内了更进一步对满文“一览了然，博涉无遗”，又“照《字汇》之法，编集诸清字，汇成一书，名曰《大清全书》”。[36]18康熙二十九年(1690)，《满汉同文全书》刊印成册。这两部词典都按“字母法”编排，即按满文字母音序编排，简便科学，查询使用方便，是词典编纂方法的创举，也成为清代词典编纂的典范。
后来康熙帝意识到“后生子弟渐习汉语，竟忘满语”的危机，康熙十二年(1673)四月十二日，“上谓侍臣曰：‘此时满洲，朕不虑其不知满语，但恐后生子弟渐习汉语，竟忘满语，亦未可知。且满汉文义照字翻译，可通用者甚多。今之翻译者尚知辞意，酌而用之，后生子弟未必知此，不特差失大意，抑且言语欠当，关系不小。’因顾谓翰林院学士傅达礼曰：‘尔任翰苑之职，可体朕此意，将满语照汉文《字汇》发明，某字应如何用，某字当某处用，集成一书，使有益于后学。’傅达礼奏曰：‘皇上此旨，诚立教善后之盛心也。臣等虽不才，当祗遵谕旨，编辑成书，敬呈御览。’上谕曰：‘此书不必太急，宜详慎为之，务致永远可传，方为善也。’”[37]第1册，第93-94(12)康熙十二年正是三藩发动叛乱之年，然而“国书关系重大……虽经用兵出巡，亦一日未尝或辍”。[36]193《清文鉴》前后有68名殿、阁大学士、学士、中央各部、院、司、寺大臣参与纂修，(13)“儒臣分类排纂，日以缮稿进呈”，康熙帝则“逐一审订。解诂之疑似者，必晰同异于毫芒；引据之阙遗者，必援经史以互证。或博咨于故老，或参考于旧编”，(14)最后“朱笔改定，日阅数册，勤耕不辍，数年之间，全部卒业”，[36]205历经35年，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始告完成，名曰《御制清文鉴》。这是清代第一部由皇帝钦定的满文词典，也是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满文分类词典。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包括军事、礼乐、饮食、器物等共280类，12000余条，(15)附有总纲(即索引)，为满文译学中第一部纲领性巨著。“特别是它将所收词语进行种、属类编排的动议，和它在选词、释义上的百科性，对满语乃至满族发展的历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当时满、蒙、汉等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对满族文化的飞速发展和新社会秩序的建立、完善并发展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36]3惟待书成之时，满文的发展却已面临了“老成耆旧，渐就凋谢。因而微文奥旨久而弗彰，承讹袭舛习而不察，字句偶有失落，语音或有不正”[33]第6册，229的困境。这部辞书开了清代编纂官修辞书的先河，乾隆时期编纂的各类清文鉴无不以此为楷模。
康熙四十九年(1710)正月，谕大学士等曰：“满字既有《清文鉴》，蒙古字书亦应纂辑，著交与教习唐古特书之官员阿尔必特祜、乾清门侍卫拉锡等翻译，会同蒙古侍读学士、中书等修成《满洲蒙古合璧清文鉴》一部，一边写满洲字，一边写蒙古字，其引经处俱行裁去。若有伊等不知之处，著问八旗年老通晓蒙古书之人，于朕起行之前，酌量缮写数篇呈览。”[33]第6册，397这部满蒙合璧本在分类、选词上没有任何改动，只是删去了《清文鉴》解词中引经据典的例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寻访八旗旧故，而且利用札萨克蒙古四十九旗和喀尔喀札萨克蒙古五十七旗王、贝勒等来京叩拜之机多方求教，康熙帝本人也不放过任何机会过问此事，并亲自审阅，[36]157—159历时7载余，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完成并由武英殿刊刻，书名《御制满洲蒙古合璧清文鉴》。(16)这是《御制清文鉴》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双语合璧本，而且以蒙文的形式出现，自与“满蒙联盟”的国策有相当的关系。
康熙年间还出版有桑额《满汉类书全集》(康熙四十年)、戴谷《清文备考》(康熙六十一年)等教材。[38]李延基的《清文汇书》也有康熙年间京都四合堂刻本。[39]107
清代太宗、世祖均尊孔崇儒，康熙帝更把崇儒尊道作为文化国策，亲至曲阜祭孔并写下“万世师表”四个大字作为匾额，令悬额孔庙大成殿中，“以垂示将来”。[33]第5册，233康熙帝的尊孔祭孔活动影响极大，读四书五经，尊崇孔子儒家学说，蔚成风气。
康熙十一年(1672)正月，傅达礼“教习庶吉士。先是，上命儒臣翻译《大学衍义》。是年七月告成。傅达礼奏请刊颁，得旨允行”。[16]第2册，376康熙帝亲政后，延请宿儒大臣进行日讲，从康熙十六年(1677)开始陆续刊印了《日讲四书解义》、《日讲书经解义》、《日讲易经解义》等书，康熙帝亲自为之撰写序言。他本人提倡经学、理学，晚年命李光地编《性理精义》十二卷，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译成满文刊印。
康熙帝认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治法”，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下令编撰《清会典》，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完成。全书共162卷，所载内容自崇德元年(1636)起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修纂的目的是“用以昭示臣民，垂宪万世”。[33]第5册，195《清会典》是清朝行政法规的大纲，它的编纂反映了清政权的巩固和成熟，为以后的修典奠定了基础。康熙年间修纂的重要满文政书还有《大清律集解附例》(康熙九年)、《刑部新定现行例》(康熙十九年)、《太祖圣训》(康熙二十五年)、《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康熙四十八年)等。这些政书在当时有很强的实用性，并为康熙后各朝提供了典范。如《太祖圣训》，斯达理指出，人们从未对问世于1740年的满汉合璧的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圣训》进行过详细分析，仅欧洲学者概括地将其判定为：一部以中国哲学为基础，旨在揭示努尔哈赤高尚品格和人性的宝贵历史资料(此论断源于B.劳弗)；一部由于3次修正而已经失去大部分原有语言特点及实际观点的作品(此论断源于W.富克斯)。努尔哈赤是否真说过在其《圣训》中所记载的话语，是否那些所记载的话语只是其编纂者为了塑造一个符合中国人思想观念的皇帝形象，对其进行多年的精挑细琢而得来的结果，是否内含了许多省略和修正之处？通过对比研究，进一步证明《圣训》几乎一字不差地与乾隆时期的修订本正文一致，而并不尊重只在旧满洲档中发现的努尔哈赤真正(或者更真实)的圣训。[11]
由康熙帝御选、内阁学士徐乾学等奉敕编注的《御选古文渊鉴》，分64卷，是一部古代散文汇集，“上起左传，下迄宋人。风教攸关者，咸著录焉。”[40]7-8也是清代大规模翻译汉族古代散文的第一部集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武英殿刻本，有汉、满两种文本。汉文本用彩色套印，美轮美奂，体现了当时最高印刷水平。满文本虽无彩色印刷，但印制相当精美，书长24.2厘米，宽16.1厘米，开化纸绵白细软，字体端庄，墨色鲜亮，装帧考究，是康熙时代皇家满文刻本的典范。据嵇穆研究，《古文渊鉴》的满文翻译可能还是在和素(1652-1718)的参与下完成的，其翻译质量是优秀的。[41]204—224
《御制避暑山庄诗》(han i araha i tokso halhun be jailaha si)又称“三十六景诗”，是康熙帝选定避暑山庄三十六处风景点为题所作，现有满文刻本和满汉合璧刻本。康熙帝精通满汉文化，在日理万机之暇多有诗作，现存诗1100余首，[42]大多以汉语作诗。《避暑山庄诗》是现存康熙帝唯一的一部满文诗集。全书共录诗36首，上卷16首，下卷20首。“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并图一部：圣祖仁皇帝岁举秋，以肄武习劳。康熙四十五年始造避暑山庄于热河，以为先期驻跸之所。御制记一篇，并标举胜概为三十六景，分绘成图，各系以御制诗词。掌院学士臣揆叙等恭注。康熙五十一年校刊。”[43]521有关这部“三十六景诗”，在《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中找到10份相关的和素、李国屏的奏折与谕旨，时间从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二十二日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九月初三日，从中可知该书刊刻的全过程，从最初的“交五十名工匠作速套板镌刻”，(17)到“刻完恭请钦定所刷进览之避暑山庄诗样子”得到康熙帝“进览之书样所刻甚佳”的朱批，(18)再到“已刷之避暑山庄诗上下二卷内，奉旨改正五字”，及请示“现避暑山庄诗用哪种纸，刷多少部”，(19)热河三十六景每景详图刊刻时需用枣木板，长宽尺寸，潮湿晾干，以及“纸发绉之处多，如垫起来，墨到不了，笔画恐又易断”(20)等等，事无巨细，一一请示，务求完美，符合上意。
《西厢记》满文译本，据《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初编》，[44]有康熙四十五年(1706)刊四卷本，康熙四十七年(1708)寄畅斋刊一函四册四卷本，康熙四十九年(1710)刊四册四卷本。此外，还有一种只有词曲而无科白的刻本一册，名为《六十种曲子》。康熙四十九年刻本，每册一卷，每卷四章(折)，共十六章(折)，这个刻本与现在通行的汉文本五本二十折校注本不同，只有其前四本十六折，且每本第一折前面的楔子也并入第一折中；词曲和对白也多有不同，显然是根据金圣叹批本翻译的。[45]卷前有一篇译者序，其文曰：“龙图既启，缥缃成千古之奇观；鸟迹初分，翰墨继百年之胜事。文称汉魏，乃渐及乎风谣；诗备晋唐，爰递通于词曲。潘江、陆海，笔有余研；宋艳、班香，事传奇态。遂以儿女之微情，写崔张之故事，或离或合，结构成左谷文章；为抑为扬，鼓吹比庙堂清奏。既出风而入雅，亦领异而标新。锦绣横陈，脍炙骚人之口；珠玑错落，流连学士之里。而传刻之文只从汉本，讴歌之子，未睹清书。谨将邺架之陈编，翻作熙朝之别本。根柢于八法六书，字工而意尽；变化乎蝌文鸟篆，词显而意扬。此曲诚可谓银钩铁画见龙虎于毫端，蜀纸麝煤走鸳鸯于笔底。付之剞劂，以寿枣梨。既使三韩才子尽卷情怡，亦知海内名流开函色喜云尔。康熙四十九年五月吉旦。”序言引古论今，写得洋洋洒洒，颇具四六骈俪之风，充分表现了满族文人驾驭汉语的能力。《西厢记》的语言，文辞优美，诗意浓郁，是一部出色的韵文作品；其译本语言流畅生动，贴切精当，生动传神，比较好地表达了原著的风格，与原著相映成趣。而且，同翻译小说相比，戏曲中的唱词更加难译，不仅要将唱词的意思翻译出来，还要照顾到词曲的韵律。从《西厢记》的译本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译者对古汉语、汉族古典文学的深刻理解及在造词入韵过程中的良苦用心。从该书翻译的水平和技巧来看，译稿出自大手笔，是肯定无疑的。关于《西厢记》的满译作者，因为译本没有署名，所以一直是个谜。昭《啸亭续录》说：“有户曹郎中和素者，翻译绝精，其翻《西厢记》、《金瓶梅》诸书，疏栉字句，咸中肯綮，人皆争诵焉。”[22]397徐珂《清稗类钞》载：“京师琉璃厂书肆有满文之《金瓶梅》，人名旁注汉字，盖为内务府刻本，户部郎中和泰所译者也。此书而外，尚有《西厢记》。盖国初虽有翻书房之设，此或当时在事诸人以游戏出之，未必奉敕也。”[46]第8册，4031和泰或为和素之误。和素是“我朝之大儒”[32]5340阿什坦之子，子承父业，弘扬“家学”，精通翻译，在康熙年间即以“翻译绝精”，满文造诣精深，为时论所美。据《八旗艺文编目》记载：“和素，字存斋，氏完颜，隶内务府镶黄旗，累官内阁侍读学士。御试清文第一，赐巴克什号，充皇子师傅，翻书房总裁。”[47]4和素一生译著较多，《八旗艺文编目》载有5种：《左传》、《黄石公素经》、《菜根谈》、《琴谱合璧十八卷》、《三国志》(《三国演义》)。所以由他翻译《金瓶梅》、《西厢记》等名著也是可能的。
康熙四十七年(1708)刊行的《金瓶梅》满文译本，现在学界一般认为是依据康熙三十四年(1695)的张竹坡评刻本《第一奇书〈金瓶梅〉》来翻译的，虽然其回目未采用张评本的简目，而是基本上采用明崇祯本的回目。满文本《金瓶梅》将汉文本原序及各种评语尽行删去，写一满文序冠首。在译文中有些人名、地名、官名及俗语、曲文等处，为阅读方便，在旁边都加注汉字，形成了一部很独特的满译本。译本水平极高。译本中对话多用口语，语言简洁、明快、生动、活泼，堪称满译汉籍中之精品。有学者推此书为满语文的“百科全书”，是研究满汉文化相互影响、满族语言文字的珍贵材料。
之前学者研究，基于《金瓶梅》向被列为“诲淫”之作，而顺治、康熙两朝又屡有上谕明令严禁“淫词小说”，在这种氛围下，《金瓶梅》居然能译成满文并刻板印行，在文网盘结的当时，如果不得到特别允准是不可能的。又根据《金瓶梅》满译本有一篇序，其中说道：“因其立意为戒昭明，是以令其译之，余于几暇参订焉。”可见此书的翻译是序作者之意，其地位又高于译者，故曰“令其译之”。尽管序作者与译者一样未留名，但无疑是当权的满洲贵族中人。由此可以推断，《金瓶梅》满译本最有可能是官刻本。[1-2]季永海据《满文本〈金瓶梅〉序言》称：“因此书之立意惩戒明显，故命人译出，吾于闲暇修订而成。”认为：“满文本《金瓶梅》的译者和序作者是两个人”，“序者是令他人译为满文，他只是做了一些修改。二者的满文水平均为一流，对《金瓶梅》一书的评价是序者的意见。至于序者是何许人，很难断定。但是，可以肯定，序者是个财力雄厚而且地位高于译者的人”。[9]
这里实际上有两个问题：一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金瓶梅》译为满文时是否是禁书，民间不得译印；二是翻译《金瓶梅》为满文的译者与撰《满文译本金瓶梅序》的作者是否两人。
先说第一个问题，我们通过梳理清前期有关禁书的文献，还没有找到康熙时期已列《金瓶梅》为禁书的依据，现在的认识大有先入为主之见，因此不能作为我们判断将《金瓶梅》译满非得是“当权的满洲贵族中人”的依据。而且从现存的《金瓶梅》三个系统的本子：词话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有欣欣子序、廿公跋、万历丁巳(四十五年，1617)东吴弄珠客序；崇祯本《新刻绣像金瓶梅》，书前或仅有东吴弄珠客序，或又多廿公跋，均无欣欣子序；张竹坡评本《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首有谢颐序，末署“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秦中觉天者谢颇题于皋鹤堂”。在80年内出现三个系统的版本，加上满文译本的时间，也不过百年，这还仅仅限于考察《金瓶梅》本身，因而我们断断不能想当然地将以后的教化思想归为此时禁书的依据。顺治、康熙两朝虽然屡有上谕明令严禁“淫词小说”，如顺治九年(1652)，严禁“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违者从重究治”。康熙二年(1663)又颁令“嗣后如有私刻琐语淫词，有乖风化者，内而科道，外而督抚，访实何书系何人编造，指名题参，交与该部议罪”。[48]584康熙二十六年(1687)，刑科给事中刘楷上疏指出：“自皇上严诛邪教，异端屏息，但淫词小说，犹流布坊间：有从前曾禁而公然复行者，有刻于禁后而诞妄殊甚者。臣见一二书肆刊单出赁小说，上列一百五十余种，多不经之语，诲淫之书，贩卖于一二小店如此，其余尚不知几何。”[49]207康熙四十八年(1709)，御史张莲上疏道：“民间设立香会，千百成群，男女混杂，又或出卖淫词小说及各种秘药，引诱愚民，请敕地方官严行禁止。”[33]第6册，376康熙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康熙五十三年(1714)，康熙帝谕礼部：“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辞，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蛊心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行严禁。其书作何销毁，市卖者作何问罪，著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具奏。寻议，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辞，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与督抚，转行所属文武官弁，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从之。”[33]第6册，552同时，还规定了对“造作刻印者”、“市卖者”、“买者”、“看者”和失察官吏的具体处分。这一规定后来收入了乾隆初年由大学士三泰等制成的《大清律例》卷二十三刑律贼盗上：“凡坊肆市卖一应淫词小说，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督抚等转行所属官弁严禁，务搜板书，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看者杖一百。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交与该部按次数分别议处。仍不准借端出首讹诈。”但乾隆时“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22]427以至乾隆三年(1738)，朝廷再次颁令：“盖淫词秽说，最为风俗人心之害，例禁綦严。但地方官奉行不力，致向存旧刻销毁不尽，甚至收买各种，叠架盈箱，列诸市肆，租赁与人观看。若不严行禁绝，不但旧板仍然刷印，且新板接踵刊行，实非拔本塞源之道。应再通行直省督抚，转饬该地方官，凡民间一应淫词小说，除造作刻印，定例已严，均照旧遵行外，其有收存旧本，限文到三月，悉令销毁。如过期不行销毁者，照买看例治罪。其有开铺租赁者，照市卖例治罪。该管官员任其收存租赁，明知故纵者，照禁止邪教不能察缉例，降二级调用。”[48]584-585乾隆十八年(1753》，乾隆帝下谕禁止《西厢记》、《水浒传》的满文译本，上谕称：“满洲等习俗纯朴，忠义禀乎天性，原不识所谓书籍。自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皇祖圣祖仁皇帝，俾不识汉文之人，令其通晓古事，于品行有益，曾将五经及四子、通鉴等书，翻译刊行。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甚至以满洲单字还音，钞写古词者俱有。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洲等习俗之偷，皆由于此。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满洲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严行禁止。将此交八旗大臣、东三省将军、各驻防将军大臣等，除官行刊刻旧有翻译正书外，其私行翻写并清字古词俱著查核严禁。将现有者查出烧毁，再交提督从严查禁，将原版尽行烧毁。如有私自存留者，一经察出，朕惟该管大臣是问。”[50]第14册，773—774
张竹坡评本书前就有“非淫书论”，《满文译本金瓶梅序》也没有将《金瓶梅》列入淫词秽书，而认为“凡一百回为一百戒”，“此书劝戒之意，确属清楚，故翻译之……观此书者，便知一回一戒，惴惴思惧，笃心而知自省，如是才可谓不悖此书之本意。倘若津津乐道，效法作恶，重者家灭人亡，轻者身残可恶，在所难免，可不慎乎？可不慎乎？至若不惧观污秽淫靡之词者，诚属无禀赋人，不足道也”。[51]558-559
至于第二个问题，刘厚生译汉的《满文译本金瓶梅序》的译文就有所不同：“此书劝戒之意，确属清楚，故翻译之。余趁闲暇之时作了修订。”[51]559据此，就难以得出序文作者与译者是两人，且地位有高下的结论。因笔者对满文翻译无由置喙，故在此录各家之说，以待高明。
《金瓶梅》100回，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本80册。关于这部小说的满译者，有三种说法：一说是和素，昭《啸亭续录》卷一“翻书房”条说：“有户曹郎中和素者，翻译绝精，其翻《西厢记》、《金瓶梅》诸书，疏栉字句，咸中肯綮，人皆争诵焉。”[22]397一说是徐元梦，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指出：“伍某(拉纳子)《批本随园诗话》于原书卷五记徐蝶园事批云：‘翻译《金瓶梅》，即出徐蝶园手，其满汉文为本朝第一。蝶园姓舒穆鲁，满洲正白旗人，然与开国功臣正黄旗之杨古利，虽亦姓舒穆鲁，非一族也。’按袁氏《诗话》谓徐蝶园名元梦，康熙癸丑进士。此谓徐氏所译，与昭说异。”[52]622徐元梦，字善长，一字蝶园，姓舒穆禄氏，满洲正白旗人。康熙十二年(1673)进士，累官礼部侍郎、太子少保。历事三朝，在官垂60余年。徐元梦的满、汉文造诣，康熙帝称之为“徐元梦翻译，现今无能过之”[18]10248、“现今学翻译者，无能过之”。[16]1009但滋阳认为，“到《金瓶梅》满文本序刻的康熙四十七年，徐元梦已是垂暮之年，恐无力译此巨著。其精研理学的兴趣，与译序《金瓶梅》的作为、观点也不相符合。”[6]季永海认为，假如徐氏中进士时是20多岁，到康熙五十二年，已是60岁左右的老人，加之人生坎坷，《金瓶梅》卷帙浩繁，他参与翻译的可能性不大。[9]另一说是康熙帝之子或弟，黄润华《满文翻译小说述略》说：“英国维利在《金瓶梅》英译本序中提出满译者是康熙皇帝之弟……我又见一说是康熙皇帝之子，一时忘记出处。因未见英人维利《金瓶梅》英译本序，不敢断定。”[1]
康熙帝热衷研读《通鉴》，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三月起，“将《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纲目大全》三书以朱笔亲加点定”，“不但错误者悉加改正，即缺失者亦皆增补”。[37]第2册，1339-1340尤其《纲目一书，康熙帝于“朝夕起居之时，循环披览，手未释卷，以是考前代君臣得失之故，世运升降之由，纲纪法度之所以立，人心风俗之所由纯”；其投入之深，并“立有程课，自元旦以至岁除，未尝有一日之间，即巡幸所至，亦必以卷帙自随”，[33]第5册，666故有译为满文之举。康熙三十年(1691)“三月戊子，翻译《通鉴纲目》成，上制序文”，[18]第2册，231由内府刊行。
《太宗皇帝大破明师于松山之战书事文》，是康熙帝依松山之战的史实写成的，作者以纪实的笔法，比较详尽细腻地记录了后金时期的这次重要战役，并且抒发了作者怀古悠思的情怀。
现藏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的《随军纪行》，作者曾寿是一个满族下级官吏，其生平事迹不详。这本书是作者参加平定三藩之乱时所记，主要记述了由粤入滇这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以及由滇返京的经过，时间为康熙十九至二十一年(1680-1682)。
康熙一朝刊印的满文图书现存有20多部。在这些满文刻本中，有一些书的官刻特征不很明显，但根据种种迹象，可以判断不是坊刻而是官刻，甚至是内府刻本。如和素辑译的“七本头”，是包括《黄石公素书》、《菜根谭》、《孝经》、《御制三角形论》、《性理一则》、《醒世要言》、《潘氏总论》七书合函的丛书。这部书开本较小，用纸普通，也没有用“御制”作为总书名，但从内容看，《黄石公素书》是达海在关外所译，经和素校后刊印的，《御制三角形论》更是康熙帝的数学论文。康熙四十一年(1702)，和素编“七本头”时的官衔是“供奉皇太子讲读、领翻书处、武备院员外郎”，康熙五十一年(1712)官至“武英殿总监造、掌翻书房，原内阁侍读学士、今佐领加二级”。由这位直接掌管皇家翻译出版机构的官员亲自编译、又有“御制”文章的书，很难想象会到坊间去刊印。而且小开本的“七本头”每册书脊两端均有黄绫装裱，足证其为内府装帧无疑。
康熙年间，刊印满文书的书坊多了起来，除了南京听松楼仍在刻印外，北京先后出现了十家刊印满文书的书坊，它们是宛羽斋、秘书阁、玉树堂、尚德堂、寄畅斋、天绘阁、文盛堂、四合堂、三义堂、尊古堂等。宛羽斋在前门外，康熙二十二年(1683)刊印了《大清全书》，天绘阁、尊古堂都在西河沿，清初这一带是书籍的刊印中心。南京的听松楼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刻印了《清书全集》，康熙四十一年(1702)刻了《同文广汇全书》，康熙四十五年(1706)刻了《满汉类书全集》，另有满文本《孙吴子兵法》，未有明确年款。其余几家书坊各只刊印了一种满文书。
三、雍正朝满文图书出版的发展
雍正年间，满文图书的翻译出版继续发展，只是满文刻本的种类与数量都显得较为单调、稀少，但在内容上也反映出雍正年间政治上的一些特点。如胤禛即位之初颁布的满汉文《朋党论》(雍正二年)、《雍正上谕》(雍正二年、三年)反映了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争斗；《上谕八旗》、《上谕旗务议复》等，反映了削弱王公旗主权势，加强皇权统治的一个侧面。《圣谕广训》为清圣祖玄烨撰，世宗胤禛释。顺治九年(1653)，顺治帝就颁布有《六谕》：“孝敬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焉”。共计24字。要求八旗官员每月朔望召集兵民加以“申明诫谕”。康熙帝自幼习经史，接受汉族文化传统，推行尊孔崇儒的文化政策，大力倡导理学，他仿效明太祖，力图将理学普及于全社会，变为足以“教化人心”的百姓日用之学。康熙九年(1670)，康熙帝颁谕说：“朕维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其时人心醇良，风俗朴厚”。于是将顺治六谕扩展为“圣训十六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33]第4册，461将其“通行晓谕八旗包衣佐领”，“切实遵行”。平定三藩之乱后，为稳定社会人心，更加广为宣传“圣训十六条”，先在各省文职官员中月吉宣讲，后又及于武臣。世宗胤禛又推绎十六条作《广训》1万余言，合成《圣谕广训》一书，于雍正二年(1724)由武英殿刊刻，颁行天下，这是对上谕十六条的演绎与注解，使伦理道德教育更加明确和具体。并且规定：凡在学读书者，由教官教之，“未曾读书者，不可竟无教训。于每月朔望，传集该旗公署，宣讲《圣谕广训》”，“每旗派觉罗二人，以为督教之长”。[32]948(21)康熙的“圣谕十六条”以及雍正的《圣谕广训》是清一代统治者颁布的一项重要的文化政策，也是维护统治稳定，对老百姓进行思想、法制教育的重要手段。《圣谕广训》颁行之后，满族伦理道德教育内容便定型化了。[53]
政书译本有《大清律集解附例》、《吏部铨选官员则例》、《吏部处分则例》(以上均为雍正三年刻本)、《大清会典》(雍正十年刻本)等。
研究满语、满文的著作和满汉辞书继续在出版，而且水平很高。如雍正二年(1724)尚玉年撰写的《清文虚字讲约》(又名《凝华集》)、雍正二年(1724)李延基的《清文汇书》、雍正八年(1730)三槐堂序刊本、舞梧寿平著作的《清文启蒙》，是最早研究满语、满文的书，也是教材，[33]都是很有价值的辞书。李延基在《御制清文鉴》等官修分类词典基础上增订词语，并进一步考订注解，依《大清全书》体例，以满文字母顺序编排满文词语而成的《清文汇书》，于雍正二年(1724)刻本。该词典是满文音序词典中最重要的“注解词典”之一，正文首列满文词语，下列汉文译词和汉文注解，约收20000余组满汉文对照词语条目，是一部收录词汇量大、内容充实、查用方便、满文字母较规范的大型满汉合璧的音序词典，并成为清代编纂音序词典最直接的依据。
雍正年间坊间还刻印了满汉合璧的罗贯中《三国志》(《三国演义》)。雍正年间北京知名的刊印满文图书书坊有13家，它们是鸣皋阁、敬修堂、宏文阁、中和堂、文盛堂、三槐堂、鸿远堂、墨华堂、精一斋、老二酉堂、文瑞堂、英华堂、二槐堂等。其中老二酉堂是个老字号，在琉璃厂，这家书铺在雍正十一年(1733)刻了《满汉全字十二头》一书，这是一部学习满文的基础书。乾隆年间老二酉堂还刻过满文书，后未见有满文书问世。三槐堂是出版满文书较多的一家书坊，从雍正到光绪，绵延近200年，以三槐堂的名义刊印图书持续不绝。
四、结论
清代前期官方积极推动满文教育、实施翻译考试，是保持与发扬“国语骑射”政策而采取的重要措施。为通晓满、汉文翻译的八旗子弟增加一条晋升之路，为国家选拔出一批翻译人才，培养出不少兼通满、汉文的专家，带动并促进了满文典籍的翻译，各种汉籍的满文译本不断完成。各学校入读的旗员需要有标准的满文教本，还有各种政令要以满汉文颁行各地，单靠手写传抄已不能满足文献的流传及人们的需求，这就促进了满文出版的开展，相辅相成、同步发展，反映了满族的文化发展及其与汉文化的互动。
马丁·嵇穆说：清朝早期的翻译工作主要以了解和透视中国文化为目的，入关渐久之后，则与考试制度和事业心思想有关。[54]195—208论断是相当精当的。清内府及各部院在北京设有较大的官办印刷厂，满、汉、蒙等各族的印刷良工集中于此。由于北京是满族新的聚居地区，自然也是满文著作最大的印刷出版中心。顺治年间，宫内刻书还利用明朝的刻书机构经厂。康熙十年(1671)左右，因翻“书”的需要而设立“内翻书房”，康熙十九年(1680)又设立了武英殿修书处，专门负责编纂和刊印宫内编纂的各种图书，也成为满文出版中心。清代满文及满汉合璧刊本不但用纸考究，而且刻工精良。特别是内府刻本，满文刻得十分精美，字画清楚，校对严谨。直到乾隆朝，出现了满文出版的鼎盛情景。
注释：
①《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二十，仁祖七年十月甲戌。皇太极于天聪二年(1628)曾致书朝鲜，曰：“闻贵国有金、元所译《书》、《诗》等经及《四书》，欲求一览，惟冀慨然。”(第38页)卷十九，仁祖六年十二月庚寅；朝鲜方面回函，云：“见索《诗》、《书》、《四书》等书籍，此意甚善，深嘉贵国尊信圣贤，慕悦礼义之盛意。第国中所有，只是天下通行本，而金、元所译，则曾未得见，兹未能奉副，无任愧歉。”(第61页)卷十九，仁祖六年十二月壬辰。(第62页)
②该点校本把“国语”点为书名，误甚，今改正。
③有明一代，《三国演义》的版本颇多，书名也很不一致。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卷二“明清讲史部”著录《三国志通俗演义》：“此书版本甚多。今所知见明本已不下二十余种。书贾刻书时，屡易名色，极不一致，今各依其本称，诠次如左”，明代版本计有：明嘉靖壬午(元年)刊大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明万历辛卯(十九年)金陵周曰校刊本《(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明夏振宇刊本《(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明郑以桢刊本《(新镌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三国志演义》、《(古今演义)三国志》、明万历壬辰(二十年)余氏双峰堂刊本《(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明万历间余象斗刊本《(新刻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明万历丙申(二十四年)书林熊清波刊本《(新刻京本补遗通俗演义)三国全传》、明万历乙巳(三十三年)闽建郑少垣联辉堂三垣馆刊本《(新镌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明万历辛亥(三十年)闽书林郑世容刊本《(新镌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明万历庚戌(三十八年)闽建杨起元闽斋刊本《(重刻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明万历间笈邮斋刊本《(新镌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明闽书林刘龙田刊本《(新锓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明闽书林杨美生刊本《(新刻按鉴演义全像)三国英雄志传》、明刊本《(新刻音释旁训评林演义)三国志传》、明刊本《(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天德堂刊本李卓吾先生评)三国志》、明天启间闽芝城潭邑黄正甫刊本《(新刻京本按鉴考订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明崇祯间雄飞馆合刻《英雄谱》本《三国志》、烟水散人编次本《(李卓吾批)三国志传》、清三馀堂覆明本《(新刻按鉴演义京本)三国英雄志传》、明建阳吴观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吴郡宝翰楼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清初吴郡绿荫堂覆明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
④《清史稿》“蒋赫德传”：“蒋赫德，初名元恒，遵化人。天聪三年，大宗伐明，克遵化，选儒生俊秀者入文馆，元恒与焉，赐名赫德。……顺治二年四月，擢国史馆学士。……以翻译《三国志》成，赐鞍马。”第32册，第9489-9490页。
⑤祁充格，姓乌苏氏，世居瓦尔喀。初隶满洲正白旗，后隶镶白旗。太宗时曾掌书记，任礼部启心郎、佐领。崇德元年(1636)随宗室巩阿岱征明义州大捷，后被革职。顺治时起为弘文院大学士，为《明史》、《太宗实录》总裁官之一。
⑥《郎潜纪闻二笔》卷十“国初满洲武将得力于三国演义”还载：“嘉庆间，忠毅公额勒登保初以侍卫从海超勇公帐下，每战辄陷阵，超勇曰：‘尔将材可造，须略识古兵法。’以翻清《三国演义》授之，卒为经略……盖超勇亦追溯旧闻也。”第514页。
⑦有关内翻书房设立时间、人员编制、职掌演变等问题的考证，参见赵志强《论清代的内翻书房》，《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
⑧《钦定大清会典(光绪朝》卷三，“内翻书房”记载，乾隆朝中期以后始定为：“管理大臣，以满洲军机大臣兼管，掌翻清译汉之事，“提调官，二人；协办提调官，二人；收掌官，四人；掌档官，四人，皆由管理大臣于翻书房行走官内酌委，掌文移档案。兼行走官，翰林院官二人，内阁中书各部院司官笔帖式无定额，各以通于翻译者兼充。翻译官，四十人，掌翻译之事。”第1册，第0054页。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据清光绪二十五年原刻本景印，1976年10月。
⑨《清宫述闻》引《鸿雪因缘图记》：“康熙间，存斋公和素官内阁侍读学士，兼武英殿翻书房总管。”第335页。
⑩康熙帝：《御制清文鉴序》，见《御制文集》第三集，卷二十，第10页。江桥据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康熙四十七年武英殿刻满文本《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御制清文鉴》)转写《御制序》，见江桥著《康熙《御制清文鉴〉研究》，附录一，第185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版。
(11)康熙九年正黄旗教习廖纶玑译自明代张自烈所撰同名词典《正字通》(满汉)，只能算是一部译著。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二年四月十二日辛亥，中华书局1984年8月版，第一册，第93-94页。另，《圣祖仁皇帝实录》卷四十二，《清史列传》卷六傅达礼传均有记载。如《清史列传》记康熙十二年(1673)四月上谕礼部侍郎(翰林院掌院学士)傅达礼：“满、汉文义，照字翻译，可通用者甚多。后生子弟渐致差谬。尔任翰林院掌院，可将满语照汉文字汇，发明某字应如何用，某字当某处用，集成一书，使有益于后学。此书不必太急，宜详慎为之，务期永远可传，方为善也。”(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册，第376页。)
(13)参修官员的详细情况，见江桥著《康熙〈御制清文鉴〉研究》，附录一，2、3(第194页、第206-208页)。聆听并接受康熙皇帝动议的第一人傅达礼因早卒，未能完成斯任，没能列入纂修官员名单。
(14)康熙帝：《御制清文鉴序》，见《御制文集》第三集，卷二十第10页。江桥著《康熙〈御制清文鉴〉研究》据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康熙四十七年武英殿刻满文本《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御制清文鉴》)转写《御制序》，并收录标点汉文《御制清文鉴序》。本文标点系作者所为，与江桥有异。
(15)江桥以为：“因为康熙《御制清文鉴》是一部分类词典，从理论上讲，多义词的每一个词义都会列在相应的类目中，故此词条的数目比实际拥有词的数目要高。”见江桥著《康熙〈御制清文鉴〉研究》，第3页注3。
(16)关于这部书的名称，李德启编、于道泉校《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宮博物院图书馆满文书籍联合目录》著录为《御制满蒙文鉴》，xan i araha manju monggo gisun i buleku bitxe.(北京，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1933年6月，第29页)，富丽编《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初编》著录为《御制满蒙文鉴》(无满文)(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3年，第76页)，黄润华、屈六生主编《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著录为《(御制)满蒙文鉴》，manju monggo gisun i buleku bithe.(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页)，韩国汉城大学成百仁称其为“《御制清文鉴》满蒙文本(1717序)，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韩]成百仁，《〈御制清文鉴〉和〈御制增订清文鉴〉》，载《满学研究》第六辑，民族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23页)。江桥以为该书书签上的满、蒙文义完全相同，满文为han i araha manju monggu gisun i buleku bithe，应直译为《御制满洲蒙古文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康熙五十六年刊本中夹有黄纸签，上书汉字“蒙古字合刻清文鉴”字样。而且《清实录》和《圣训·文教》中记有康熙上谕：“……修成满洲、蒙古合璧清文鉴一部。”《清史稿·本纪》记载：“四十九年庚寅春正月庚寅，命修满蒙合璧清文鉴。”结合此“文鉴”的编纂情况、史料记载、满文原文并照顾到整个御制《清文鉴》系列名称的统一性，似应称为《御制满洲、蒙古合璧清文鉴》或《御制满蒙合璧清文鉴》为宜。见江桥著《康熙〈御制清文鉴〉研究》，第158-160页。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993件“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奏《热河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八月初印完折”(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808页。
(18)《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998件“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奏进览《避暑山庄诗》样子二篇折”(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第810页。
(19)《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001件“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奏请《避暑山庄诗》刷印多少部折”(康熙五十一年八月初一日)，第810页。
(20)《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011件“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奏为刊刻热河三十六景折”(康熙五十一年八月初七日)，第2154件“康熙帝谕将歌咏避暑山庄记等翻译带来”(康熙(帝)五十二年闰五月二十二日)，第2157件“康熙帝谕将《记》一篇作速刊刻”(康熙五十二年闰五月二十四日)，第2165件“康熙帝谕将热河三十六景后部上紧刊刻”(康熙五十二年闰五月二二十七日)，第2228件“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奏请《御制避暑山庄诗》应印几部折”(康熙五十二年七月初八日)，第2229件“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奏呈满文版《御制避暑山庄记》刻样折”(康熙五十二年七月初八日)，第2284件“武英殿总监造和素等奏已装完《御制避暑山庄诗》三十部折”(康熙五十二年九月初三日)，第813页，第863页，第864页，第866页，第889页，第889页，第907页。
(21)[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四“圣谕广训一卷”条说：“俾家弦户诵……迄今朔望宣读，士民肃听，人人易知易从，而皓首不能罄其蕴，诚所谓言而世为天下则矣。”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第7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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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1期，第80～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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