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2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海外学者系列讲座”第9讲在中关村校区立德楼803教室举行。本次讲座主题为“重写晋商史：山西商人与清代边疆贸易的开拓与发展”，由美国阿默斯特学院历史系与亚洲语言文化系助理教授乔志健主讲，香港大学教授曹树基评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萧凌波主持，校内外师生踊跃参与。讲座旨在共同探析晋商开拓北疆贸易的历史过程与市场逻辑，并分析他们与清帝国及蒙古社会之间既合作又充满张力的三角关系。

讲座伊始，乔老师系统梳理了晋商研究的学术背景。他指出，传统晋商研究存在明显断层，民国时期聚焦票号研究，日本学界则侧重明代开中制与山西盐商崛起的关联，却忽视了晋商从盐商到票号的发展衔接。2010年后，晋商研究进入“史料井喷期”，北京与台北所藏的满汉文档案、外蒙古藏库仑办事大臣档案、呼和浩特藏归化城副都统档案等档案文件得以广泛利用，刘建民《晋商史料集成》88卷等地方史料与民间文献的出版，以及波茨德涅夫游历记录等目击及亲历者史料的系统整理，为重写晋商史提供了可能。

随后，乔老师系统梳理了明清晋商地域结构的转变。明代山西商人主要集中于晋南、晋东南，辐射至陕西地区，其商业网络呈现横向分布特征。而清代，晋中商人却得以迅速崛起，成为北部边疆贸易的主导力量。乔老师认为，这一转变并非偶然，而是与清代北部边疆的开拓密切相关。

由此，乔老师提出了三大核心论断。第一，清代晋中商人的主要市场是蒙古、东北与新疆等北部边疆地区，其在清代商业中的作用在于将北部边疆与内地勾连起来，北部边疆市场是晋商全国性扩张的原动力。第二，晋商的边疆贸易引起了一场深刻的商业革命：北部边疆贸易在深度、广度和难度上都史无前例，迫使商人在运输方式、信用制度与组织形态上进行持续创新。第三，大量商人的外出经营及巨额财富回流，深刻重塑了清代晋中地方社会，提升了社会流动性，改变了精英构成，重新定义了家庭关系与女性的社会角色，但同时也引发了新的冲突和矛盾。

在讲座后半段，乔老师系统梳理了晋商拓展至北部边疆的过程及其生存空间。明代隆庆和议后，汉蒙边境市场形成，晋中商人凭借地缘优势涉足边疆贸易；明清鼎革后，长城成为通衢，晋商深入前后套、察哈尔等地开展垦殖贸易；喀尔喀内附后，晋商以多伦淖尔为据点向外蒙渗透；清廷平准战争中，以介休范氏为代表的皇商为清廷提供军需补给，带动民间商人参与，旅蒙大商号纷纷兴起，并在中俄恰克图贸易体系中称为主导；1756年平定准噶尔后，新疆市场全面开拓，北部边疆贸易进入全盛期，归化城、张家口、多伦等城市成为北部边疆贸易枢纽。这一过程中，晋商构建了以蒙古草原为中心，连接东北、新疆与内地的庞大贸易网络，并占据统治地位。

乔老师指出，晋商的崛起本质上是清朝边疆开拓催生的商业移民潮产物。北部边疆贸易的兴盛得益于多重条件：内地与边疆的经济互补性、清代大一统的和平局面、清廷边疆军政需求、盟旗制下蒙古人的在地化局限、藏传佛教的发展以及中俄条约贸易体系的确立。

关于清廷对边疆商贸的管控，乔老师重点解析了部票制度的实施与实效。1720年始行的部票制度限制商队规模、货物与目的地，1756年后进一步制度化，还配套路引、小票等规定，禁止商人与蒙古人通婚或长期定居。但这一制度违背市场规律，实际操作中漏洞百出，导致大量贸易转入灰色地带，腐败常态化与执法运动化成为普遍现象。虽增加贸易风险，却客观上促进了大商号凭借资源优势规避限制、集中资本。

乔老师强调，信贷在草原贸易中起到了中心作用。由于草原贸易中物物交换与赊购模式并存，牧民、蒙古王公及盟旗均依赖晋商信贷：牧民赊购商品后以牲畜、皮张抵债，王公个人消费与盟旗公共事务开支常向商号借款，由此形成通事行制度。19世纪中期后，蒙古债务问题日渐突出，甚至成为后来边疆局势动荡的诱因之一。

讲座尾声，乔老师总结道，清代晋商的崛起并非依赖官方特权，而是源于其在国家权力缝隙中灵活协商的适应性与创新力。晋商以北部边疆贸易为起点，从长途贸易延伸至金融领域，最终创建票号，成为清代边疆治理中重要的经济纽带。其贸易活动不仅实现了边疆与内地的经济整合，更深刻影响了边疆社会结构与国家治理格局。

讲座最后，评议人曹树基教授充分肯定了乔老师的研究，并与其他师生一齐围绕部票制度影响、恰克图贸易与票号的关系、晋商衰落的原因等问题展开讨论。乔老师结合晋商经营、货币流通特点及晚清边疆局势变化逐一回应，现场讨论氛围热烈。整场讲座以宏观视野与细致史料相结合，为理解清代北部边疆治理与晋商历史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文案：齐乐遥

图片：扎克拉·吾布尔

审核：扎克拉·吾布尔 胡镕 宋其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