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2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名家系列讲座”在中关村校区人文楼400会议室举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韩东育以“朱舜水‘拜官不就’与‘明征君’称号”为主题，开展专题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刘文鹏主持，校内外师生踊跃参与，现场讨论热烈。

讲座伊始，韩东育教授以朱舜水的生平纪录片引入，呈现其思想在日本学界的长久影响力。讲座围绕“深爱大明与拜官不就之间”“关于拜官不就原因”“对明征君称号的活用与利用”三方面展开，完整还原了朱舜水在明清易代之际的政治抉择及其思想路径。

朱舜水（1600-1682），名之瑜，字鲁屿，号舜水，浙江余姚人。1644年明清鼎革之际，他年届四十四岁，自此开启长达十五年的海外流亡生涯。他曾多次赴日“乞师”，最终于1659年定居日本。韩教授指出其活动范围以舟山群岛为中心，往来于长崎、安南等地，形成明确的海外经营路线。朱舜水的海外经营目的清晰，一是为躲避明朝朝廷的征辟，拒绝出仕为官；二是在海外积蓄力量，以资明室恢复；三是赴日本试图为抗清将领王翊借兵，谋求复国；四是坚守气节，以蹈海全节之志，不仕清廷。 

韩教授特别介绍了1654年“监国鲁王敕书”这一关键文物。该敕书以绫布为材质，钤盖“监国之宝”朱印，是南明“监国鲁王”朱以海在危亡之际恳请朱舜水回国辅政的正式文书。朱舜水流亡日本期间始终随身携带，去世后由日本弟子、水户藩二代当主德川光圀郑重珍藏，并装裱为长卷。该真迹于2013年在日本水户市德川博物馆被重新发现，成为证实朱舜水与南明政权关系及其节义立场的关键物证。

结合朱舜水《中原阳九述略》文本，韩教授系统提炼朱舜水拒官的三重原因，即出于自保需要和无力回天的现实、对晚明政治没有认同以及对明朝官学失去信心。朱舜水认为明亡并非仅因清军入关，而是士大夫阶层罪恶贯盈，“莫大之罪，尽在士大夫”，官场腐败至极，因而形成“未有不腐之木，蛀能生之”的判断。正因为如此，朱舜水才有过十二次之多的“拜官不就”的经历。但是，其屡被征辟时所获得的“明征君”称号，却有效地帮助他度过了海外转徙流亡时的劫难。

随后，韩教授阐释了朱舜水对“明征君”称号的活用与利用。一方面，朱舜水不愿做官却又在东亚范围内使用征君身份之便，既体现了他内心的矛盾与纠葛，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前近代东亚各国间千丝万缕的地政结构。首先，在前近代的“华夷秩序圈”中，“征君”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体现了可以超越国界的尊贵和威严；其次，“征君”的权威被日本等国认知后，为朱舜水在海外立足、传播学术、开展活动提供重要保障，甚至起到“起死回生”的现实作用；再次，“征君”名号中的隐蔽价值有利于朱舜水流亡国的地政考量。在后世流转中，各派则根据现实需要对该概念进行二次利用，比如甲午战争时期日方谍报人员宗方小太郎恶意利用朱舜水形象，宣扬日本才是儒家正统；台民政部长、满铁总裁后藤新平则称朱舜水是大明馈赠日本的至宝，推崇其推动的实学浪潮；从浙东学术传承层面，梁启超评价“舜水之学不行于中国，是中国之不幸，然而行于日本，也算人类之幸了”，定位其为东亚文化交流的关键人物。

韩教授进一步结合东亚思想史脉络，分析朱舜水学术的实学取向，区别于晚明空疏学风，这一特质对日本水户学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他对比了“华夷变态”说与朱舜水的华夷观，指出其华夷之辨属于该时代的文化范畴，而非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立场，这也是朱舜水思想能够跨域传播的关键所在。

讲座最后，韩教授总结道，朱舜水“拜官不就”是对晚明政治的清醒批判，也是对故国与气节的坚守，“明征君”称号则是其文化身份与历史价值的体现。朱舜水的生平与思想，既是明清易代之际遗民士大夫的重要个案，也是东亚儒学传播、文化互动与思想流动的关键纽带。互动环节中，师生围绕朱舜水的西学认知、浙东士人群体、近代学术构词渊源等问题提问，韩教授结合史料与学术前沿逐一回应，现场研讨氛围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