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4日下午，主题为《重省“大一统”：清代黄河溯源、地理知识与政治话语》的讲座在立德楼407教室举行。讲座由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研究员孔令伟老师主讲，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萧凌波、惠男老师主持，众多校内外师生参与。本次讲座聚焦于清代黄河溯源问题，从地理知识的演变切入，揭示这一自然知识如何被纳入国家政治话语的建构之中，并与“大一统”理念相互嵌套与交织。

讲座伊始，孔令伟老师指出，“大一统”并非一个静态词汇，而是在历史的政治语境中不断浮动，过去历朝不同时期的“大一统”背后体现着对中国边疆、民族构成与文化正统性的不同理解。由此，他主张研究清史不应该局限于传统的宫廷政治或断代史论述，这样势必会遮蔽其复杂特征，而应借助多语种、多材料与多学科的交汇，开掘清代政权如何在地理、文化、知识等层面对前代中国进行重新诠释。

孔令伟老师强调，黄河源头的定位问题在清代地理知识建构与国家正统性塑造中有着重要作用。黄河不仅是一条自然河流，更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象征载体。从大禹治水的神话，到历朝对黄河治理的工程实践，黄河始终被视为国家治理能力与皇权合法性的指针。

在他看来，黄河源头的认知与政治想象之间的互动需要放置于长时段的视野中。他首先从汉代张骞“凿空西域”的历史事件讲起。汉武帝据张骞之言认定黄河发源于今新疆罗布泊，这一判断成为官方知识传统，被写入《水经注》等著作中。直到唐代军队深入青海藏区，才重新认知黄河源头位于青海的巴颜喀拉山脉。至宋代，版图的收缩与对青藏地区的控制力不足，使得“新旧两说”并存成为可能。而蒙元凭借其前所未有的疆域整合与技术治理需求，确立了黄河地理知识的权威版本。忽必烈出于建设运河系统、治理中原水患、打通西藏物资补给线等多重考虑，派遣探勘队深入黄河上游地区，并据此绘制系列地图，形成三源交汇的“葫芦状”源头图像。明朝延续了元代在青海巴颜喀拉山定位河源的实测成果。以明代地图为例，孔令伟老师认为在绘图实践中，明人采用了“三湖葫芦形”的图像模式表达黄河源头的三支主流汇合之状，而这些地图图式通过耶稣会士之手传入欧洲，成为17-18世纪西方认知中国空间的一个重要构件。

进入清代，孔令伟老师指出清朝对黄河源头的重视，其背后包含着深层次的政治考量。康熙帝高度重视黄河溯源问题，不仅因为其治国理政需要重塑“圣王治水”的政治象征，也因为其个人学术修养使其对地图学与知识建构深感兴趣。在此背景下，1704年拉锡被派遣实地考察黄河源头。此次实地考察最终确定黄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一带，证实元明传统的图像形态。这种由清廷主导的实地测绘与地图制作，并非单纯的科学行为，而是一种政治建构的过程。通过地图的重新编绘与黄河源流的再确立，清朝不仅接续了前朝地理知识，更将其纳入“大一统”叙事之中，从而在汉满蒙藏等多元社群之间建立权威话语。这一地理行动也体现在《皇舆全览图》中，该图将西藏与青海以精确经纬度纳入国家图像，象征着地理上的“可知性”与政治上的“统一性”。

随后，孔令伟老师进一步指出，清朝对黄河源头的测绘并不仅是对水文地理的关心，更是与国家合法性建构密切相关的文化行动。清朝在康雍乾时期逐步确立其“大一统”版图，而地理知识的系统编制正是这一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一系列地图工程映射出清代治理知识的基本原则：通过地理测绘、语言同化、文献整合，建构对边疆与“中心”的新认知结构。黄河，不再只是自然地貌，而成为国家认同与空间政治的一部分。这种知识整合并不意味着单一化，恰恰相反，它依靠满文、藏文、蒙古文与汉文之间的互动，以及多种地图风格的并存，实现了大一统叙事的多语性与多元性。

讲座最后，孔令伟老师点明了如何承接历史传统、如何将自身“外来少数”的华夏边缘身份，转化为正统王朝的统治者，是清朝政治策略的核心问题之一。黄河源头的重新测定，成为其合法性建构的重要一环。黄河从来就不仅是一条自然之河，它是国家集想象、文化、与政治为一体之河。从汉唐到清代，从地图到地理知识，从工程治理到皇权象征，黄河承载着中国历史关于何谓“中国”这一问题的持续讨论。其溯源问题的历史演变，正是一部中国地理政治知识形成与变迁的宏大叙事。在此意义上，黄河治理的技术逻辑与其作为国家象征的文化逻辑是相互依赖的。

讲座结束后，孔令伟老师和在场师生就乾隆满文书法代笔、清人对罗布泊的认知等问题展开讨论，现场交流气氛活跃。

文案|胡镕 图片|宋其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