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4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科学与人文素养”边疆民族与文明对话系列——中国历史疆域形成中的联系与互动”系列讲座第四讲在立德楼701教室举行。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曹寅老师主讲，主题为《象道、兽医、骡马与流民：一个亚洲边疆的多物种领土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惠男老师主持，校内外师生踊跃参与，共同探讨19世纪印度东北部至缅甸北部边疆领土化进程中的多物种互动图景。

讲座伊始，曹老师对传统边疆研究范式提出反思。首先，领土化概念基于西方国家的模板，倾向于国家层面的单向度政治整合。其次，亚洲的领土化过程反映其自身逻辑的能动性与实践。再次，领土化是由人类、动物、植物、基础设施与技术共同塑造的层累性、开放式过程。基于此，曹老师指出本研究旨在为“土著性”赋予历史与流动维度，打破前人研究侧重“在地静止”的固有认知，为边疆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阐释视角。

随后，曹老师以19世纪英印殖民时期的个案为脉络，逐层剖析多物种在边疆领土化中的作用。

在“象道”维度，曹老师以1871-1872年英印当局的Lushai远征为切入点展开论述。1850年代起英国在阿萨姆扩张茶叶种植园，侵占Lushai人土地并强征廉价劳动力，引发1871年Lushai人对种植园的袭击，掳走英国茶园经理之女。为找回人质、实现领土化，英印军队发起远征，将大象作为重型火炮的核心运力。但在Lushai山区为大象开辟道路异常艰难，加之霍乱在西北籍苦力中大规模传染，后勤体系几近崩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野生亚洲象的季节性迁徙行为塑造并维护了作为基础设施的“象道”，Lushai人则改造利用该网络实现生存与流动，而殖民当局却将象道斥为“不经济、非现代”的不可靠路径。曹老师进一步结合“逃避统治的艺术”“大象的退却”“生态帝国主义”理论指出，象道不仅是野象的生存空间，更是山地族群规避国家统治的关键依托，其形成早于人类介入，构成亚洲边疆领土化的第一波基础。

在“兽医”与“骡马”层面，曹老师梳理了英印殖民的驮运动物转型。19世纪英国对大象存在东方主义想象，既将其视为理性、共情的类人动物，又污名化印度象夫的驯养方式。英印兽医虽尝试将西方放血疗法与印度传统药剂mussaul结合，却始终未能建立有效的大象诊疗体系。1870年英属印度开启“驮运动物革命”，弃用难以掌控的大象，转而依赖骡马。1890年艾藻尔之围与1885年第三次英缅战争中，骡马成为主要运力，但孟买骡马转运至Lushai山区的运费不菲、病死率居高不下，且后勤补给依赖大量苦力，3000名苦力病亡过半、2000头骡马病死率达25%，暴露出殖民领土化的高昂成本。

在“流民”议题上，曹老师聚焦来自云南的潘泰人（Panthay）的跨区域知识流动。英印当局的骡马运输最终需依赖潘泰人的技术支撑，这些群体多为云南杜文秀起义失败后的流民，其军事组织能力与骡马培育技术源自西北苏菲派回民的跨区域传播。潘泰人以雇佣兵身份进入缅北，凭借技术优势征服山地部族，重构马帮基建。最终，英印殖民者依托潘泰人的知识体系，而潘泰人则借助野象与山地族群的基础设施实现扩张，这些现象印证了土著知识的跨区域流动本质。

讲座尾声，曹老师总结道，19世纪亚洲边疆的领土化是三层累过程：野象塑造的迁徙基建为“第一波”，山地部落对其的利用为“第二波”，殖民国家与流民群体的介入为“第三波”。多物种与多元人群的互动，打破了现代与传统、西方与本土的二元对立，为理解边疆形成提供了更具整体性的历史视角。

互动环节中，师生围绕西北苦力调配缘由、野生与驯化象差异、本土知识传播载体等问题提问，曹寅老师结合殖民国防重心、象群繁殖习性、马帮口述传统等方面进行详尽回应，现场讨论氛围热烈。这场讲座从筑牢宏阔认知根基、跨时空文明联结纽带与指向当代的历史支撑层面，深化了对中国历史疆域形成中多元互动本质的理解。

（图/胡镕  文/宋其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