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2026年春季“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六讲在公教一楼1605教室举行。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未教授主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胡恒教授主持，主题为“考古调查与历史研究”。历史学院2025级全体博士研究生及部分校内外师生参加了讲座。

本次讲座的主旨，是在考古学与历史学跨学科语境下开放性地讨论，考古学家为什么要在田野中进行调查工作？以及做田野调查可以支持考古学家开展什么样的历史研究？

第一个方面：基于问题的预设，在考古学与历史学相关范围考量田野的意义，自然就涉及到讨论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尤其是比较物质材料和文献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不同作用。主要强调：对两类材料和两个学科的态度应从同质互补转向异质互动。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有关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物质材料与文献材料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几经变动的过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西学界都很强调考古与文献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互补作用，更倾向于将考古与文献材料加以结合而非对立。传统的理念在文化历史考古学流派下兼容性尚好，但当考古学有所发展，理论范式向前推进，尤其是过程主义考古学的影响波及至历史考古学领域时，不满的声音集中迸发出来，出现了一股反文献材料、反历史学的潮流。随着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兴起，强调考古学独立性之余也注重向历史学吸取经验，提出需要重新把握和历史学的传统纽带。于是，在材料的综合运用方面，倾向于不再僵化地强调考古与文献材料之间的区别，而是提倡取向的多样性，既需要对考古材料进行文本分析，也需要注重文献材料的物质性，两者都需要置身于特定的语境之中予以理解。

据此理念，考古学的田野工作，其价值的重要方面实际便在于反思历史学研究在文献分析中所形成的经验认识，也在于从物质材料角度推动对历史议题研究的再出发。

第二个方面：考古学的田野手段除了调查之外还有发掘，那么就需要讨论考古发掘与考古调查的关系，重点分析地下埋藏和地面景观在历史形成中的不同作用。主要强调：应从古今重叠的角度剖析物质景观在历史塑造方面的积极作用。

考古学家常见的工作是，通过发掘区分地层和遗迹单位，对文化堆积进行分期——从而将该地历史上的人类活动区分为彼此不相交叉的几个时间段落。这样的遗址，即便是在我们生活的城市，也会存在于地面之下。如故宫隆宗门外区域考古发掘显示，这里埋藏有明代早期与元代建筑基础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也有的地方，由于后期没有受到太多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干扰，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在地表仍有明显的存留，如代表了考古学研究里程碑式变化的秘鲁维鲁河谷史前遗址。尽管存留于地面之上，考古学家同样需要以历时性的年代学研究为前提进行遗址共时性分析，根据时间标尺揭开重叠的图层，揭示空间变动的历史过程。另以作为景观的紫禁城为例，俯瞰秩序严整、风格划一的建筑，使用的是求同视角，是时间扁平化、空间一体化的结果。转而使用更为精细的年代尺度和多元的物理单位来对这些建筑进行考察的时候，就会发现：大到建筑布局的变更，中到单体建筑的修建，小到建筑构件的替换，紫禁城建筑其实可以展现出一个极为复杂的变动过程。以往在分析古今重叠型城市时，研究者通常更强调借助时间透视性投影式的“遗痕”，达成对“重叠”范围的追寻，从而展开城市空间溯源之旅。紫禁城考古对这种研究思路构成了明确的挑战。研究者观察的视角如果由晚及早，重叠便是追溯前人在特定时间节点创建何种客观空间形态的分析工具；转而由早及晚，重叠则有助于体察后人在空间沿用过程中陆续从何处出发驱动利用与改造的主观意图。

地下埋藏的遗址，表现为同一空间下时间叠压关系，代表死去的、封闭的历史过程，体现的是单一时间性。地上存留的景观，为表现空间和时间交错重叠关系，代表活着的、开放的历史过程，体现的是多重时间性。明白了这层道理，在田野考古调查中，我们就可以根据调查对象属于遗址或是景观的差异，选择不同的切入路径，从不同的时间性出发，开展不同类型的历史研究。

第三个方面：既然是调查，就涉及到一定的工作区域范围，如何选择区域的大小，以及如何衡量区域意义的大小，这就涉及到讨论大历史与小历史的关系。主要强调：历史研究应采用多尺度、跨尺度的方式，而不是优选何种尺度。

研究者进入田野，都要思考如何处理自己正在面对的“局部”与所要研究的“整体”之间的关系？就考古学而言，无论发掘还是调查，在操作空间上、在操作对象上，这些田野工作可以说都是在小的、局部的、乃至碎片的层面上展开的。那么，从这类工作当中所得出的究竟是何种性质的认识？能否以及如何将这类工作与大的、整体的、系统的研究问题相联系？在这方面，历史学领域的经验显然更为丰富，讨论也更为成熟。

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早期年鉴学派，受到人类学结构主义的影响，较之个体性、事件性因素更青睐长时段的结构性因素；微观史学、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等流派兴起，与年鉴学派的研究取向形成鲜明对比，其核心诉求是证明小尺度、例外性的研究对象价值并不亚于大历史，且无法被大历史完全涵盖与支配。考古学方面，人类学化的过程主义考古重视探索人类文化的普适性通则，至后过程主义考古兴起，研究重点从结构转向个体，强调考察个体有意义的事件与长时段结构之间的关系，这一转变和历史学的变化趋势高度契合。随着全球史的兴起、大历史的复兴引发了研究者对尺度问题新一轮的反思。尺度乃至范式的选择陷入了二元对立的选择困难之中。研究者试图跳出二元对立，拒绝在结构与个人、宏观与微观、大尺度与小尺度之间作优先性的选择，而是从关系的角度重新界定历史研究主体。

回到考古调查的主题上来，不管是调查的空间、时间范围，还是调查的对象种类，并不因其本身的大小而指向特定的研究尺度，而是均有可能对历史的多元解释产生意义。要做的是从不同尺度出发，寻求新的历史阐释。

最后，刘未以景德镇窑址调查和晋东南村落调查两个亲身实践而又差异显著的考古调查实例，进一步探讨了考古材料的研究价值，也展望了考古学与历史学交叉研究的可能性。

作为总结，刘未指出：“田野”既可以是工作场域，也可以是研究方法，还能作为材料的语境，更可成为经验反思的载体。考古田野调查的意义不仅体现在技术与方法层面，更集中体现了考古学的研究理念。在学科交叉融合的大趋势下，考古学与历史学应共同探索发展方向——无论是田野工作的场景与方法，还是材料解读的角度与经验，都需要在跨学科对话中不断完善。

讲座结束后，主持人胡恒高度评价了讲座内容的学术深度与启发性，并对刘未老师莅临讲学表示衷心感谢。随后，现场同学们就“晋东南石窟寺在后世被赋予的层累的文化意义”背后“物的生命史”问题、“田野调查中如何复现和重构现场感”与刘未老师展开交流；历史学院王子奇老师就考古学研究中的“分期”和“编年”问题与刘未老师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