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8日，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10讲在公教1605教室举行。此次讲座由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杰出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兼职讲座教授王晴佳(Q. Edward Wang)主讲，主题为“全球史的兴起：近代民族史学的关系：理论和方法”，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王建伟教授主持，历史学院2024级博士研究生及部分校内外师生参加此次讲座。

王晴佳教授以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为切入点，通过“番薯的全球史”等案例，引出全球史超越民族国家疆域的独特视角。他指出，全球史的兴起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根植于源于世界范围内悠久的历史写作传统。全球史之所以具有全球性的吸引力，是因其驱动力长期以来深深根植于历史实践之中，而这种实践不仅限于西方，更远远超越了西方的范畴。

全球史的书写传统可追溯至古代文明的宏大叙事。从希罗多德到司马迁，不同文明的史家均试图通过比较和互动构建普遍史。王老师引用柯娇燕在《什么是全球史？》中提出的观点，认为早期历史写作中的“宏大叙事冲动”为全球史的起源提供了深远的史学背景。

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对历史演变进程进行了反思，但宏大叙事的冲动仍然存在。如伏尔泰对于以往的史学传统，持有全面否定的态度。他既反对用神意来附会、解释历史事件的中世纪史学，又不满修昔底德式的政治、军事史，亦不主张轻易地接受、转述古人的著作而不加批判。伏尔泰的反传统立场，在其所著《历史的皮浪主义》一书中可见端倪。他指出，历史著述必须搜集并删选可靠的史实，不能人云亦云。伏尔泰深受博古学、历史文献学等学科的影响，希望历史著述成为一门研究的学问。

19世纪兰克学派的兴起标志着民族史学的崛起。曾受过良好的古典学术和文字学的训练的利奥波德·冯·兰克提出用科学的方法重写近代史。他不满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马基雅维利等人的著作，指出历史书写可以做到“如实直书”，强调档案的权威性，将文献视为“回到历史现场”的桥梁。这种史学方法推动了历史学的职业化，进而催生了专业学会和档案系统，奠定现代史学的实证基础。然而，兰克学派过度依赖文字史料导致口述传统与物质文化的边缘化。总而言之，这一史学上的突破或革新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暂时性。它既得益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发展，同时也反过来推动了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

20世纪以降，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摧毁了历史主义的“一致性”或历史发展的规律，史学家开始对历史演变的进程进行重新探索。法国年鉴学派、美国“新史学”等史学流派先后兴起，一系列有别于纯粹民族史学的历史理论为新一代史学家提出，如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提出“长时段”理论、埃曼纽尔·瓦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提出“依附”理论，艾瑞克·沃尔夫则在《欧洲和没有历史的民族》中书写了欧洲称霸之前的世界各地史，展示出历史的多重时间尺度和非西方主体的能动性，开始打破民族史学的线性叙事。

20世纪末的全球化进程重新激活了全球史。2000年，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首次将全球史列为主要议题之一，这一事件可以被视为全球史正逐渐成为历史学家新兴趣的重要标志。王教授相继举出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类》、阿尔弗瑞德·克劳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等著作作为案例，指出这些研究成果通过环境史和生态视角，揭示了跨大陆联系的动态过程。彭慕兰的《大分流》挑战欧洲中心论，指出殖民地的资源攫取是西方崛起的偶然因素。全球史在方法论上摒弃以民族国家为“容器”的范式，转而关注物质流动（如土豆、咖啡）、思想传播（如马克思主义的全球接受）和跨区域网络（如丝绸之路）。例如，“筷子的文化圈”研究揭示同一器物在不同文明中的差异化演变，民族史学难以解释此类现象。全球史将贸易网络、物种传播和思想流动纳入分析框架，展现全球互动的复杂性。

王晴佳教授引用贝克特和夏多明的研究进行总结：“对于全球史而言，正如历史的其他领域一样，地方塑造了全球：全球史的世界并非一马平川。”全球史从宏观层面着眼于全球的交流与模式，但个体与地方也重新成为关注的焦点，推动对世界范围内跨文化联系的深入研究。对全球史的兴趣如今已不再局限于全球史学家的研究实践，而是扩展到了整个史学领域，这表明全球史已成为当代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重新定义历史研究、扬弃民族史学的传统开辟了新路径。

讲座最后，王晴佳教授与现场师生就全球史与微观史的结合、全球史与碎片化的关系、全球史未来发展的方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讲座在热烈讨论中落下帷幕。

文|吕振宇 孙霄 梁昕月

图|孙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