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自然与文化”系列讲座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特邀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候选人蔡学鑫主讲《“无象之国”?——从云南出发重思共和国环境史》，以云南亚洲象为线索，讲述热带边疆生态与国家建设交织共生的历史。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生态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吴羚靖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夏明方教授与校内外师生共同参与，围绕人象关系、环境史叙事、边疆生态治理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一、从大象北上：被边缘化的多物种历史

2020—2021年，云南“短鼻家族”象群北上南归的迁移引发了国内外广泛关注。这群亚洲象历时一年多、行程约1300公里，被认为是中国境内有记录以来距离最长的象群迁移之一。至于其北上的原因，目前仍存在不同解释：一方面，有观点认为经济作物扩张导致栖息地碎片化，加之气候干旱，迫使象群离开原有栖息地；另一方面，长期研究西双版纳亚洲象的学者则强调，在过去三十多年种群持续增长、保护区内森林愈发郁闭的背景下，大象走出保护区是一种自然扩散。

然而，在媒体塑造的温情、可爱形象之外，对于长期与象为邻的当地居民而言，大象是深刻影响其日常生活乃至生命安全的真实存在。当地社会与大象的关系是复杂而多面的，远非“人象冲突”所能概括。蔡学鑫指出，要理解当下西双版纳的生态现实，需要将视野从近三十年进一步拉长：一方面，大象“走出保护区”的现象早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就已出现；另一方面，大象栖息地和人类空间，或者说自然与社会，从来都未曾、也不可能被完全分隔。

二、环境史叙事：走出衰败论的新路径

在传统中国环境史研究中，伊懋可的《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描绘了一个跨越数千年的“人进象退”过程：大象的分布从黄河、长江流域不断向南收缩，最终仅存于云南西南一隅，成为中国自然生态长时段衰退的象征。而共和国时期的环境史，也长期受到衰败叙事的主导。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前的环境实践，往往被简化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征服自然”，从而遮蔽了基层社会的能动性，以及环境实践本身的复杂与多样。

蔡学鑫在讲座中指出，共和国环境史研究有必要走出这种过于简单的衰败叙事。这并不意味着否认生态问题的存在，而是强调通过对史料的细致分析，去理解环境变化的多重机制，以及不同人群如何理解、使用并争夺所谓的“自然资源”。此外，从云南南部这样的边疆地区出发，我们或许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国家建设乃至跨国关系，在改造边疆生态的同时，也持续地被边疆多物种关系所塑造。

三、象与国家：热带边疆的生态与政治纠缠

云南作为中国亚洲象的核心栖息地，自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便成为自然保护的重要前沿。毗邻老挝、缅甸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在人员、动物、信息与武器的多向流动中，一度被想象为“天然动物园”。从20世纪50年代最后一头驯养大象作为“西双版纳人民的礼物”被送往上海，到中苏合作下橡胶开发与自然科考并行推进，对自然的利用和保护从一开始便与国家战略深度绑定。在这一过程中，科研人员和林业工作者推动了保护区构想的落地，而大象多次在其中发挥了出人意料的作用。

国家一方面逐步确立对部分自然资源的界定与管控，另一方面也开始面临新的生态治理困境。六七十年代，禁猎政策与边防护粮带来的枪支下放形成冲突，而地方精英以及动物园等外部机构对大象等“珍稀动物”的猎捕与流转，也影响了保护区政策的执行。到了七八十年代，大象进入农田取食、走出保护区，甚至在冲突中伤人的事件逐渐增多，而随着自然保护在政治与生态层面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围绕对这些大象行为的解释权，不同群体之间展开了激烈竞争。

蔡学鑫指出，大象不仅是中国热带生态保护的重要象征，更是具有能动性的历史行动者。在过去七十多年里，它们随着生境变化不断调整活动范围，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跨越国家边界并影响保护区界限的划定。大象及其所处的生态，并非被动的历史背景，而是与人类社会的权力运作、责任划分与利益分配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了这一边疆地区的历史进程。

四、提问与回应：边疆、生计与历史反思

在互动环节中，现场师生围绕多个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包括边疆村民的生计现状、大象保护的特殊历史地位、多物种共生生态、跨境人员与野生动物制品的历史流动，以及生态保护与民生权利之间的关系。有听众关注保护地内原住村民的生计转型，也有学者比较大象与其他保护动物在治理逻辑上的差异，还有研究者从多物种叙事与跨境生态协作的角度提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