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6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科学与人文素养“边疆、民族与文明对话系列——中国历史疆域形成中的联系与互动”系列讲座第五讲在立德楼305教室举行。本次讲座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研究员扎洛老师主讲，主题为《清代的喜马拉雅宗藩体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孙喆教授主持，校内外师生踊跃参与，共同探析清代中央王朝与喜马拉雅周边藩属的互动关系及历史镜鉴。

讲座伊始，扎洛老师深入探讨了清代宗藩体制的理论渊源及其核心框架。中国古代的宗藩理念可追溯至《禹贡》中的“五服”制度，该制度以王畿为中心，由近及远构建了差序格局，奠定了“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及“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的边疆治理基础。清代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权责分明的宗藩体制：中央王朝需履行封赐、厚赏、靖乱、御侮、存祀等“以大字小”的义务；而藩属则需承担朝觐、奉正朔、出兵勤王、藩卫中央、献纳人质及户籍等臣服责任。这一制度框架为喜马拉雅宗藩关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蓝本。

随后，扎洛老师结合布鲁克巴（今不丹）、哲孟雄（今锡金）、廓尔喀（今尼泊尔）、拉达克四个典型个案，系统梳理了清代喜马拉雅宗藩体制的实践脉络。

在布鲁克巴个案中，扎洛老师重点阐释了宗藩关系的建立与深化。雍正八年，西藏地方首领颇罗鼐平息布鲁克巴内乱，促成双方达成停战、遣送人质、赴藏请安等协议。雍正十二年，布鲁克巴使臣进京请封，清廷按例承担其沿途食宿，最终册封当地宗教与行政首领，确立宗藩关系。从布鲁克巴“通国甘结”举荐人选，到西藏派员考察、驻藏大臣上奏、朝廷颁赐敕书，形成了一套严密的补放德布王体系。在晚清英国殖民扩张压力下，清廷通过赏赐三品顶戴、“布坦邻长诺门罕”名号等方式，强化了对布鲁克巴的宗藩联结。

针对哲孟雄，扎洛老师着重指出其与西藏在文化和政治层面的深厚联系。五世达赖喇嘛曾赐封彭措南杰为南方圣地护持之主，第二任法王丹松南杰赴藏学习《十六法》，第三任法王恰多南杰内乱后投效西藏，获封台吉并得赐多宗封地。在近代抗英浪潮中，哲孟雄国王图道南杰坚决拒绝为英军提供援助，大臣卓南杰积极投身抗英斗争，王母敏吉夫人甚至主动请求将国土献给清朝，表示王族只需担任帕里宗本一职即可，这充分展现了宗藩之间的强大政治向心力。此外，持续不断的政治联姻也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的联系。

在关于廓尔喀与拉达克的研究中，扎洛教授揭示了宗藩关系的多样化形态。雍正十年，巴勒布三汗首次派遣使者进贡，清廷以“天寒路远”为由将使者遣返，并给予丰厚的赏赐。乾隆五十四年，第一次清廓战争结束后，清廷册封其首领为额尔德尼王等职衔，此后廓尔喀使团共19次进京朝贡。同治至光绪年间，随着廓尔喀首相掌权，清廷授予其“兵马果敢王”等称号，进一步巩固了宗藩关系。对于拉达克，1679至1683年间，拉达克与西藏战争后签订的“丁莫岗协议”，明确了边界维持、贸易限制及三年一贡等条款。雍正二年，拉达克协助平定罗布藏丹津叛乱；道光八年，拉达克部落头目敦诺普纳莫扎尔因捕获张格尔叛军被赐予五品顶戴。直至晚清时期，拉达克的“洛恰”使团仍向西藏缴纳贡物。

讲座尾声，扎洛老师总结道，清代喜马拉雅宗藩体制以西藏与周边地区的种族文化经济联系为基础，依托清朝强大实力构建了等级制区域秩序，以较低成本维护了西南边疆安全，但其也随清朝国力衰弱而崩溃。反思这一体制的理念与局限，对当下大变局中的边疆治理与区域秩序构建具有特殊意义。

互动环节中，师生围绕格鲁派对宗藩体制的影响、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绘制等问题提问，扎洛老师逐一细致回应，现场讨论氛围浓厚。此次讲座从多维度还原了清代喜马拉雅宗藩体制，为理解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与边疆治理智慧提供了重要的藏学视角。

（图/扎克拉·吾布尔 文/宋其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