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8讲在公教1605教室举行。此次讲座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长聘教授、政治学系双聘教授应星主讲，主题为“在实证史学与社科史学之间的新拓展”，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王建伟教授主持，历史学院2024级博士研究生及部分校内外师生参加此次讲座。

应老师以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交汇的三种境界：交界（见山是山）、交叉（见山不是山）、交融（见山还是山），开始了讲座报告。之后应老师敏锐地指出西方社会科学处理历史问题的两种主流路径：一是建构普适性的理论模型。主要运用一般模型来解释历史规律，这种路径的特点是理论建构性强，历史只是这种模型或框架的例子而已，难以让人信服。二是比较历史分析的路径。应老师以查尔斯·蒂利《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西达·斯考克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两本著作为例，认为聚焦问题导向、建构概念、将历史放宽、运用比较的方法，这些都有助于研究者加深对问题特别是长时段宏大问题的理解，克服实证史学的碎片化。但这种路径对历史的处理一般来说也是非常粗疏的。

历史学向社会科学靠拢的常见方式有：一是理论概念的借用。我们对于西方理论的盲目追捧，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如同史学研究的碎片化一样，理论也有碎片化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受到美国社会科学主流研究方式的影响，即受“中层理论”的吸引。应老师批评了中层理论的三个问题：“经典理论的功能性使用”；“历史复杂性的化约”；“方法主义的凸显”。

而关于实证史学和社科史学各自的问题，应老师引用了两位史学大家的说法。一是陈寅恪所谓“以往研究文化史的有二失：旧派失之滞，新派失之诬”。一是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的：“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较近；博洽有所不逮, 而精密时或过之。”“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绾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虽然，‘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智识，而怠于问材料”。

谈及历史与社科交融的经典例证，应老师以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福柯《规训与惩罚》、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为例，指出这些经典文本的特点就是问题意识非常明显，将理论完全融合在史料中去提问题展开分析。

谈到中国现代政治史研究和党史研究，应老师强调了要通过以史解经的方式做真正重要的党史研究。在第一手史料之间，其重要性也各不相同。这种重要性是由史料在通史中的位置所决定的。在已正式出版或内部发行的党史文献中，哪些是特别重要的史料呢? 应老师借用中国古代思想中的“经史”概念来加以说明：那些对理解整个中国共产主义文明以及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思想、路线和方针具有总体性、规范性意义的文献，堪称“经学”，这些文献的重要性是远超其他第一手党史文献的。应老师以列宁的《怎么办》、中国共产党六大和七大党章的对比、古田会议决议为示例。

应老师接着谈到从概念的发明到发现的转向。应老师认为，党史学人对理论创造的理解往往限于概念的“发明”，而忽略了理论还有另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概念的“发现”。后者指的是，凭借着理论的洞察力，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独具慧眼地“发现”某个说法或做法的理论意义。相比概念的“发明”，概念的“发现”对熟悉史料的学人来说更具亲和性, 往往也能更贴切地找到理论和历史的相通之处。应老师以韩丁的“翻身”为例，说明概念发现的重要性。

应老师指出，比较的方法对克服碎片化的问题非常重要。如果说个案研究是“点”的研究，那么，比较研究就是“线”的研究，是由“点”通向“面”(一般性结论)的关键桥梁。以党史为例，如果研究者不是仅仅意在填补地方苏区史研究的空白，而是要在总体史意义上重新发现川陕苏区的地位，那么就需要通过比较的眼光找到川陕苏区那些比较独特的政治发明。比如，在红军政治工作史中，战斗团体荣誉称号的授予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

革命地理学的引入，是空间比较的一种理论探索。应老师从中国共产党最初兴起的四大区域：上海、北京、广州、两湖地区谈起，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这些地区兴起，这与地理环境的构成是有密切关系的。除了空间比较之外，应老师还从机构比较、制度比较、话语比较等分析，丰富了党史研究的内容，拓宽了新的领域。

谈到社会科学与历史学如何相互学习。应老师认为，首先，两者的学科传统与问题意识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不应刻意渲染学科的差别和界限，要耐心地相互学习。其次，需要历史和社会科学克服各自的“软肋”。对历史学来说，要突破“中层理论”的诱惑，进入对经典社会理论深入、系统的学习，对社会科学来说，要突破对二手研究的依靠或对史料的零碎征引，以实证史学的方法，直面历史的复杂性。最后，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都需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既要消化理论，又要消化史料。要从一手史料重新提问——这个提问不再是实证史学通常所说的问题从史料中来，但也不是社科史学通常所做的问题先行，而是将理论和史料完全打碎后的重新提问，提出马克思、福柯、陈寅恪那样的问题。“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

王建伟老师对讲座进行总结。应老师具有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学术背景，在这三方面进行“自由切换”，同时相互借鉴，对于治学研究有所帮助。尤其是“交界”“交叉”“交融”与王国维的治学三重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

最后，应老师与现场师生就近代革命军事地方化、政治学对于历史学的借鉴、社会学对于新闻学的影响、党史研究的理论、福柯与后现代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讲座在听者意犹未尽中落下帷幕。

文 | 郭飞、张戈  图 | 张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