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2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名家系列讲座”在中关村校区立德楼803教室举行。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彭凯翔以“信息、科层制与基层治理——清代财政体制的形成路径”为专题带来一场精彩的讲座。本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林展主持，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清华大学卓越访问教授马德斌担任评议人，校内外师生踊跃参与，现场讨论热烈。

讲座伊始，彭教授指出，清代的财政体制是一种“双轨制”结构，呈现出正式财政与非正式财政并存的特点。其中，正式财政存在着“原额主义”倾向，相对保守；非正式财政在地方治理实践中不断生成，具有更强的弹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正式财政的不足。针对这种现象，学界已有如“观念说”“考成制度说”“路径依赖说”“不可信承诺说”等解释框架。然而，这些解释往往难以说明清代财政信息传递机制本身的制度变迁，也较少触及地方非正式财政的生成逻辑及其治理意义。

为说明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的博弈问题，彭教授在马德斌等学者提出的“石头-剪刀-布”模型基础上，做进一步地扩展和阐释。现有的理论讨论认为，由于地方政府一旦实现增收，往往会被中央据此调高定额，地方官员也缺乏主动增收的动力，从而加剧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这一情境下，单纯依靠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传递难以破解困局。然而，彭教授进一步指出，王朝财政博弈至少有“皇帝及中央-地方官员-民众”三方，当皇帝向民众公开征税政策时，民众作为纳税人便具有了监督地方官员是否滥征的能力。而在原额财政下，民众与委托人（皇帝及中央）利益相对一致，又具有了实际的激励向委托人反馈信息。

基于这一理论框架，彭教授详细分析了不同税种在信息机制上的差异及其影响。在田赋征收中，清政府采取的正是原额和公开应征信息的组合，通过一系列赋役文书的革新来使纳税人掌握更多的信息，从而为纳税人制约地方官员提供条件。这时，尽管地方存在各种附加税，但它们并非地方官员简单地滥征，而是在民众掌握应征和实征信息下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的结果，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开化”与“制度化”的。关税征收则呈现出不同特征。商人是有能力的纳税者，国家也希望增加从商人的汲取，所以它们之间的利益并不一致。这时，中央倾向于既不设原额，也不依赖纳税人监督，而是尽可能进行直接监督，“尽收尽解”。特别是对于粤海关等重要榷关，中央通过审查簿记等征税信息进行监管，实现了18世纪关税收入的成倍增长。但直接监督对统治者的能力与精力有较高要求，在能力与精力不及的情况下，统治者无法充分行使直接监督的职能，而转向历年比较之法。这是与晚清专业化的税务司不同之处。

最后，彭教授将视角进一步下移，系统阐释了非正式财政的形成机制及其与基层治理结构的关系。他指出，非正式财政并非游离于制度之外的“灰色地带”，它有多方面的来源，其中之一是原额为基础的正式财政上派生出来的各种附加，更复杂的则是机动性财政运作的产物。无论是城市中的商人捐输被转化为专项基金，还是农村地区以公费基金形式用于差徭及义仓、水利等公共事业，这些实践都显示出地方社会在财政资源动员方面的高度能动性。至清末，这类专项基金逐渐成为省、县层级财政的重要支柱，推动地方财政从临时性、事务性安排向相对稳定的制度形态转变，并在事实上重塑了清代基层治理的运行结构。

讲座结束后，评议人马德斌教授围绕科层体系内的博弈逻辑、不同类型赋税的监管差异以及非正式财政的制度边界等问题提出深入评论。与会师生亦积极参与讨论，就清代财政的透明度、地方治理能力以及近代财政转型的历史连续性等议题展开交流。彭教授逐一回应，论述深入而富有启发性。讲座在热烈而充实的学术氛围中圆满结束。

文案：高越

图片：宋其芳

审核：扎克拉·吾布尔 胡镕 宋其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