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12讲在公教1605教室举行。此次讲座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杜华教授主讲，主题为“海地革命与19世纪上半叶美国国家认同的建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2024级博士研究生及部分校内外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杜华教授以“为什么关注海地”为切入点，指出海地在当今是“失败国家”的代表，但是18世纪末，海地却是美洲地区最富庶的殖民地，是大西洋奴隶制经济的中心和法兰西殖民帝国的“明珠”。海地的经济繁荣依赖于以大规模的奴隶种植园为基础的甘蔗和咖啡生产。1791年，法属殖民地圣多明各发生大规模叛乱，后来演变为一场争取独立的革命。1804年，起义者取得事实上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黑人共和国——海地。杜教授强调，在欧美学术界的历史书写中，海地革命曾长期是一个“缺席者”。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成为历史学家极为关注的“革命的年代”，相关的研究汗牛充栋。但这些研究绝大多数都是关于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19世纪上半期欧洲革命的，海地革命则很少被提及。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大西洋史的发展，海地革命逐渐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到2000年左右，在跨国史和新资本主义史这两股学术潮流的推动下，海地革命成为“显学”，相关研究呈井喷之势。海地革命与美国早期历史的关系，也得到关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与海地之间外交关系的演变。二是海地革命美国早期的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所引发的反应，以及其所导致的诸多影响。杜教授指出，尝试从海地革命入手，从跨国视角重新解读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埃德蒙·摩根提出的经典命题——“自由与奴役的悖论”。

随后，杜教授梳理了海地革命对美国国家认同建构的影响。他首先分析了奴隶制与美国早期国家认同的关系。在美国革命和建国初期，美国社会逐渐形成一种以自由和自治核心的国家认同，为美利坚人所享有的自由和建立的共和体制而自豪。构成该认同的是两个叙事：一是美国革命叙事，认为美国革命是“自由的事业”、“有秩序的革命”、“节制的革命”；二是共和实验叙事，宣扬美国人创建了共和制这一独一无二的美利坚政体，但是又对该政体能否成功充满焦虑。虽然奴隶制与共和制度和自由精神存在根本性的对立，但是革命和建国初期的政治精英们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将这一矛盾隐藏起来。在意识形态上面，他们构建出一套自由主义——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将自由理解为自治，认为只有奋不顾身捍卫自由的人，才配真正享有自由，以此来消解奴隶制与自由体制的矛盾。在制度设计方面，他们故意把奴隶制这一词语从宪法中隐去，对奴隶制与宪法的关系进行模糊化处理。在政治运作方面，他们采取对奴隶制去政治化的策略，尽力避开奴隶制引发的政治纷争。如此一来，他们就成功地把奴隶制从美国的主流政治话语中隐藏起来，宣扬美国是“人类解放的棋手”。

接下来，杜教授从历史叙事的角度分析了海地革命对美国早期国家认同带来的挑战。海地革命爆发后，大西洋世界的白人群体普遍认为，这起事件并不是一场追求自由和自治的“真正”的革命，而是野蛮的黑人发动的针对白人的暴力复仇事件，是对自由和秩序的巨大威胁。美国南部的奴隶主群体分享了这一理念，并建构了一种关于海地革命的历史叙事。他们认为，海地革命并不是一场追求自由和自治的“真正”的革命，而是野蛮的黑人发动的针对白人的暴力复仇事件，是对自由和秩序的巨大威胁；海地发生的事件表明，任何大规模的奴隶解放行为，都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即诱发黑人野兽般的暴力冲动，引发针对白人的大屠杀，最终导致社会经济的崩溃，摧毁白人的自由。以此为基础，他们提出了一套以捍卫奴隶制为基础的国家认同理念。首先，他们强调自由与奴隶制的高度一致，认为自由的核心是财产权、财产权、地方自治和白人的平等。其次，他们将奴隶制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安全和使命联系起来，认为大规模解放奴隶制会导致“种族战争”，国家崩溃，让共和实验毁于一旦。

杜教授指出，19世纪30年代以来，废奴主义者开始挑战这一历史叙事。黑人废奴主义者不断强调海地革命的解放性和历史意义。加里森派白人废奴主义者则把海地革命与英国在1834年废奴置于同一个历史叙事之中，强调在海地革命中，暴力不是源自奴隶解放，相反，如果迟迟不解放奴隶，才会导致奴隶的暴力反抗。他们强调海地革命与美国革命高度一致：都基于同样的原则：追求自由；都是“克制的革命”：在多数情况下保持了秩序，只有在必需的情况在诉诸暴力；都是“共和的革命”：为了普遍自由和个人权利，遵循《独立宣言的原则》。总之，海地革命与美国一样，也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在此基础上，废奴主义者构建了另一种国家认同理念。首先，他们强调自由的“自然性”和权利属性，认为所有人应享有基本的自由权。其次，他们强调共和制存在的最高价值是捍卫自由，如果以牺牲自由为代价来维系体制，那么这个体制就不再是共和制了。

杜教授进一步指出，关于海地革命的两种历史叙事的争夺，使得奴隶制与共和制之间的矛盾变得难以协调，也导致美国社会对自由观念和共和制的理解产生了分歧。自由到底是英勇无畏地抵抗暴政，还是财产权和人身自由权等“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人是否拥奴役他人（将他人当作财产）的自由？共和制的基础到底是“人人平等的原则”，还是白人至上主义？共和国的第一原则到底是自由还是安全？奴隶制到底是一种地方性制度，还是一种全国性制度？在这些根本问题的分歧和辩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国家认同的分裂，推动了内战的到来。

杜教授强调，海地革命从一个方面充分体现了跨国因素对美国早期奴隶制政治的深刻影响。美国早期奴隶制政治的变动，并不是在狭隘的美利坚国内空间之内展开的；当时的美国人对奴隶制政治的理解，深受以英国废奴为代表的大西洋世界废奴潮流的影响。当大西洋世界都在废除奴隶制，走向自由的进步之路时，以“自由的最后的避难所”自居的美国，有什么理由不废除奴隶制呢？大西洋世界废奴潮流的兴起，使得奴隶制与共和体制和自由精神的矛盾无处遁形，因而南部的奴隶主、北部的废奴主义者、全国性政治的政治精英等革命群体开始重新思考奴隶制与美国政治制度的关系，并就此产生诸多政治辩论，这些尖锐的论争导致美国的国家认同出现重大危机，推动奴隶制政治走向极化。

讲座尾声，杜华教授提出，海地革命不仅是一段被忽视的历史，更是一面照见美国制度矛盾与身份焦虑的镜子。美国关于“自由之邦”与“奴隶制产物”的争论至今未息。对中国学界而言，重估海地革命意义，既是实现全球史视野转型的重要举措，也反映出史学自主性的努力——学者可以在充分了解西方学术的前提下，从中国的问题意识出发，探索多元历史的可能性。

在随后的提问互动环节中，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恒指出，要深入研究叙事话语方式及其对历史理解的影响，尤其是面对西方主导叙事陷阱时中国史学研究应采取何种主体性策略。杜华教授还与师生就“世界史研究的去国家化趋势与帝国视角的价值”“中国及美国当代社会对海地革命和族群认同的认知”“美国废奴运动与英美比较”“废奴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历史交汇”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杜教授结合具体史实与全球史视角，深入浅出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深化了听众对海地革命与美国国家认同问题的理解。讲座在热烈的学术氛围中圆满结束。

图|陈志臻 文|陈志臻、吴浩菡、付园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