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4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科学与人文素养讲座“边疆、民族与文明对话系列——中国历史疆域形成中的联系与互动”第一讲在立德楼504教室举行。本次讲座由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老师主讲，题目为《不成功的相遇：朝鲜使臣眼中的盛京喇嘛寺庙》，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惠男老师主持，众多校内外师生参与。讲座聚焦朝鲜士人对清代藏传佛教的认知偏差，以《燕行录》文献为核心，揭示跨文化交流中“不成功相遇”的深层成因。

讲座伊始，宋老师明确核心问题意识，从两大学术背景切入：其一，全球史写作强调信息的流动与联通，而早期全球化时代的跨边界联结中，中原、朝鲜与蒙古均为重要的参与者，朝鲜对清朝的信息收集则格外重视；其二，清朝不仅秉持儒家价值观，也以藏传佛教为手段治理蒙藏地带，此为清朝政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由此，宋老师提出关键疑问：藏传佛教既然是清代中国的重要的宗教和地缘政治机制，朝鲜精英又频繁接触清朝，为何多数士人却对藏传佛教缺乏应有的关注与认知？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老师

宋老师依托《燕行录》中朝鲜使臣的记录,来考察朝鲜士人在盛京初次接触藏传佛教的经历。讲座中，宋老师梳理了盛京成为藏传佛教重镇的脉络：1635年，元代八思巴制作的嘛哈噶喇金像送至盛京，清廷随即修建嘛哈噶喇佛堂。莲花净土实胜寺成为清代皇帝修建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庙，其中嘛哈噶喇佛楼虽属实胜寺建筑群，却因宗教象征意义享有独立尊崇地位。

随后，宋老师重点分析朝鲜使臣对盛京及喇嘛寺庙的观察与误读。朝鲜使臣普遍认可盛京的“关外第一大都市”地位，李喆辅在《丁巳燕行日记》中感叹“内外城制整齐坚致，观此而乃知我国城筑真儿戏耳”。但面对藏传佛教寺庙，使臣们却屡屡出现认知偏差。他们将实胜寺错称为“崇德愿堂”“愿堂寺”，误记殿内塑有“老酋崇德像”，对核心建筑玛哈噶喇楼的描述更是无一准确。宋老师认为，这种误读有着复杂而相互交叠的因素。

首先，《燕行录》中记录了朝鲜人对清代多民族语言的关注和陌生感。朝鲜士人对蒙古文和藏文鲜有准确认知，也缺乏深入了解的意愿，没有探究清代实行多语种书写的政治策略。其次是意识形态的对立。朝鲜两班文人对佛教本就反感，18世纪朝鲜“北学派”的代表人物朴趾源直言僧侣“皆下贱无赖”“目不识经”，凸显文化立场的冲突。最后，再叠加上对于蒙古人的偏见。盛京藏传佛教寺庙由蒙古喇嘛主持，在使臣笔下的盛京蒙古僧多为“狞悍可恶”的形象，即便朴趾源记录了朝鲜马头与蒙古人打闹嬉戏的底层互动，也未能改变精英群体长期以来对蒙古人的鄙夷。

讲座现场观众专注听讲

宋老师进一步指出，朝鲜对清代藏传佛教世界的认知匮乏，还与蒙古学在朝鲜的衰微直接相关。早期朝鲜王朝将蒙古学纳入科举，世宗时期其重要性仅次于汉语。但自中宗后，蒙古语学习者锐减，壬辰战争与满洲崛起更使日本语、满语成为学习重点。至18世纪，蒙古语译员几近断层，语言能力的缺失让朝鲜难以获取有关蒙古的准确信息。更进一步，很难以蒙古为媒介深入了解藏传佛教的情况。因此，朝鲜文人对藏传佛教世界的直观记录，也仅仅只有朴趾源基于1780年六世班禅朝觐乾隆帝期间的观察所形成的《热河日记》。

讲座最后，宋老师总结道，这场“不成功的相遇”反映出信息传播中充满选择、遗漏与扭曲，频繁的跨文化互动未必带来深刻认知，反而可能强化偏见。但这种“不成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它提醒全球史研究需关注多元互动中的障碍与偏差，由此才能构建更全面的历史叙事。

讲座结束后踊跃交流环节

讲座结束后，宋念申老师与在场师生就《燕行录》的文献特点、蒙古与朝鲜在不同时期的地缘政治变化等问题展开深入交流，现场讨论氛围活跃。这场围绕“不成功的相遇”展开的探讨，正是对“中国历史疆域形成中的联系与互动”这一宏大命题一次生动而深刻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