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22日，“灾害史研究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人民大学“近代中国灾荒研究团队”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在江苏常熟隆重开幕。本次会议由苏州工学院中国清史南方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暨生态史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山西大学环境人文与灾害治理研究院、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此次会议旨在展示灾害史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系统梳理灾害史学科建设与知识体系构建，全面总结灾害史研究的经验和面临的问题，共同展望灾害史研究的未来发展路向，努力为中国与世界防灾减灾救灾事业提供历史的经验和智慧。

会议开幕式由苏州工学院人文社科处处长马军伟主持。苏州工学院校长姜建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小虎、山西大学副校长郝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朱浒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近百名学者围绕灾害史的重要理论和前沿问题展开热烈而深入的研讨。

姜建明校长对此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强调了灾害对全球文明发展的重要影响，以及灾害史研究面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时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他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灾害史研究要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借助新理念新方法，推动学科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的灾害史学科体系，为新时代灾害史研究作出新贡献。

王小虎副校长向为灾害史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前辈学者，特别是著名历史学家李文海老校长表示崇高敬意与深切怀念。他指出，新时代的灾害史研究要紧密服务国家战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特别是在加强实验室建设与交叉学科研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灾害史研究不仅要继承前辈学者的学术精神，还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全球灾害治理接轨，推动学科发展，服务国家战略。

郝平副校长对中国人民大学“近代中国灾荒研究团队”四十年来的辛勤耕耘与卓越贡献，致以崇高敬意。认为该团队自创立以来，通过深入研究灾荒问题，打开了中国灾害史研究的新局面，取得丰硕学术成果。当前全球灾害和极端灾害频发，要结合现代技术与全球视野，推动灾害史研究的范式革命，为全球防灾减灾事业贡献智慧与力量。

朱浒副所长回忆在李文海先生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的经历，指出李文海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史学危机之际，毅然决定投身灾荒史这一新兴领域，体现了老辈学者对历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担当。“近代中国灾荒研究团队”历经四十年的发展，已成长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科的重要品牌。我们应传承好灾荒史研究的学术事业，推动中国历史学科繁荣发展。

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州立大学艾志端教授以视频形式发表致辞，表示她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期间，得到李文海先生的热情帮助与悉心指导。认为李文海先生以前瞻性的学术眼光、谦和的态度和广阔的国际视野，取得了卓越学术成就，促进了国内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暨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夏明方教授作了题为“为天灾立传，为哀鸿立命，为世界谋太平——纪念李文海先生暨中国人民大学‘近代中国灾荒研究团队’成立四十周年”的报告。他回顾了李文海先生对灾荒史的深邃思考，指出李文海先生不仅开创了灾荒史研究的新境界，还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强调灾害史不仅是学术研究，也是服务社会的“灾害公共史学”。夏明方教授依据《李文海日记》、笔记、信函、资料卡片等，详细展示了李文海先生的研究理念与工作方式，介绍了团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呼吁青年学者继承以李文海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学者的学术精神，深入探索，推动灾害史学科进一步发展。

会议设置主旨报告环节，由八位专家学者作报告。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行龙教授作题为《蓦然回首：李文海先生的“有组织科研”》的报告，指出李文海先生通过组织系统性的研究，推动灾荒史、荒政史、灾害社会史及环境史等相关领域深入发展；强调学术要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关注百姓疾苦，并将学术成果转化为社会公共文化产品和咨政建议。李文海先生不仅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灾荒史研究的开创者，也是“有组织科研”的实践者，值得我们铭记和传承。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王日根教授的报告《李文海灾荒史研究团队的学路拓展》，详细介绍了李文海先生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团队的学术贡献和发展历程，认为李文海先生通过扎实的资料整理与学术领导，推动了灾荒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李先生及其学术团队提倡跨学科研究方法，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不仅关注灾荒对社会的影响，还强调灾害对民族力量的凝聚作用。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高建国研究员的《灾害是什么模样的？——数字历史应用五例》，深入探讨了数字历史、数字灾害以及灾害量化的应用，通过具体案例展示灾害地理学的重要性与应用方法。他指出，灾害地理学的研究应聚焦于灾害形成机制和人地关系视角，强调“原创性”和“交叉融合”的重要性；通过不同时期灾害数据的比对，为深化对灾害研究的理解与思考提供有益启示。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李华瑞教授的报告《宋代灾害防治中的国家与社会》，着重探讨宋代自然灾害的统计与防治体系，认为宋代国家在救灾中的主导作用不容忽视，尤其是“抄劄”制度通过户口统计有效保障灾民的救济，为后代国家灾害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值得深入研究和借鉴。

华中师范大学龚胜生教授的报告，基于《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等史料，系统阐述了中国三千年气候变迁与疫灾流行的内在关联。他通过对十年尺度气候序列与疫灾序列的量化分析，指出气温距平与疫灾频度呈显著负相关，寒冷等级与疫灾严重程度呈正相关，极端寒冷事件通过粮食减产、啮齿动物南迁、社会秩序崩溃等途径诱发大规模瘟疫，从而为理解气候变迁与公共卫生安全的历史经验提供重要学术参照。

南京大学马俊亚教授以《清代荒政实践及其误区》为题，反思清代黄淮地区的荒政实践。他指出，尽管康乾时期蠲免赈济力度空前，但政策红利多被大地产者垄断，底层民众实际受惠有限，官僚系统的贪渎枉法更使善政成效大打折扣。因此，清代荒政存在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治标性赈济成为君主彰显仁德的表演舞台，另一方面违背市场规律的行政干预加剧粮荒。他认为，解决饥荒的关键在于尊重经济规律、保障商业流通，而非延续“重农抑商”的治理逻辑。

南开大学余新忠教授以清代以来“塘栖痧药”的形成与演变为案例，探讨市场与医药知识生产传播的互动关系，指出痧药由民间药方发展为标准化商品，再到成为全国知名药品，是社会需求、市场网络、医学知识和炮制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痧药既满足了市场对标准化救急药品的需求，又保留了中医药的个性化治疗特色。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吕娟研究员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抗旱减灾救灾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通过文献研究、历史分析和案例解读，全面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抗旱工作的历史演进：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水利工程建设为主，到逐步引入科技手段和完善政策体系，再到当前数字孪生等智慧水利技术的创新应用。其中，特别分析了气候变化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新挑战，并提出应对策略，为防洪抗旱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现实参考。

此次会议设置了八个分会场，与会学者围绕“灾害治理与社会韧性”“仓储备荒与粮食安全”“数字人文与灾害史研究”“全球视野下的疾病与公共卫生”“中国共产党救灾与新中国灾害治理”“财政史视野下的灾害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和评议。

第一分会场从社会韧性、明清仓储制度、灾害考古学的维度探讨历史时期中国的灾害防治。慕尼黑大学杨也明分析了茶马古道地区和湄公河三角洲两地社会如何在洪灾频发的环境中，通过自然适应、治理改革和现代科技逐步建立起更为有效的灾害应对机制。慕尼黑大学陈思颖针对崇祯大旱时期苏南与豫北地区的社会韧性进行比较研究。西北大学胡鹏将“社会韧性”分析性概念引入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为测度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水平提供新视角和量化分析工具。安徽大学张崇旺探究江淮地区预备仓的建设与分布情况，指出在明代后期逐渐衰退的预备仓，为今日的灾害应对和粮食安全提供深刻的启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刘少航梳理了清顺治朝国家备荒仓储从明代“预备仓”，到清代“常平仓”的重建与调适过程。河北师范大学杨双利探讨清代社仓制度的“官仓化”对民生保障产生的负面影响，认为其导致社仓的衰退。中国政法大学姜金顺探讨了社仓捐谷与清代中期江南城居地主社会责任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吴四伍分析清代“因灾弛禁”政策，指出其虽系统性地利用了市场机制救灾，但本质仍是受严密管控的“恩赐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逻辑存在根本差异。中国人民大学曹俊阳从灾害考古学出发，将江南视为以稻作为核心、随气候变化与人类适应而动态迁移的“生态板块”，挑战了传统静态区域认知。与会学者围绕“社会韧性”概念的具体内涵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适用性展开深入的讨论和交流，认为应将人文科学研究的理论与现实关怀，同自然科学的量化分析方法结合，推动灾害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第二分会场聚焦于数字人文、生态视角在灾害史研究中的应用和融合。复旦大学杨煜达将水利空间格局复原与农户收益成本模型相结合，深入剖析清代关中水利的衰败，揭示了环境变迁与社会制度、经济逻辑的复杂互动机制。中国人民大学萧凌波利用清代奏折、题本档案中的收成数据，通过约收分数插补实收分数的创新方法，重建1736-1820年直隶分县秋收分数序列，评估清代收成奏报制度的数据可靠性。陕西师范大学李屹凯考察了明清民国时期江汉平原决口事件的时空演变规律、灾害的发生与应对，以及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关联密切，呈现其鲜明的区域特色。复旦大学韩昭庆从地质历史和人类历史双重维度，全面阐述西南地区石漠化问题及其治理，强调应结合现代科技手段与地方知识实现高效治理。中央民族大学周琼深入分析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灾害文化转型的内外动力机制。昆明理工大学苗艳丽运用历史文献与口述史资料，探讨西南少数民族灾害应对机制与特定社会制度、结构和民族文化的紧密关联。中国人民大学杨益通过虫蜡产业兴衰的案例，剖析产业扩张引发的生态重塑与社会影响。这些研究共同指向人地关系这一核心议题，展现了灾害史研究新的学术路径。报告人与评议人就历史数据的处理方法进行探讨，揭示数字人文方法在相关研究中的创新价值。

第三分会场探究中外灾害治理进程中知识流动网络与地方实践的复杂性，彰显了本次研讨会的“世界特色”。清华大学沈宇斌以全球本土化视角，考察1900-1960年中国黑热病防治的演变历程，展现医学知识传播、国家建设与公共卫生实践的复杂互动。中国人民大学吴羚靖通过探析檀香穗状病与20世纪初英属印度檀香贸易资源危机，讨论植物、病菌与人类的多物种互动。山东师范大学毛利霞关注18世纪英国监狱热与监狱卫生改革的因果关联，突出多方合作下的公共卫生改革在疾病防治中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蔡雯娟系统梳理了20世纪以来疾病生态学的发展脉络及其对疾病史研究的启示，勾勒出疾病生态学的知识谱系。中山大学周立红剖析法国旧制度末期国家治水政策的形成过程，探究政府与社会在洪水监测、应急救助和灾后重建等环节中的互动，揭示政策实施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首都师范大学乔瑜以澳大利亚殖民时期的天气周期论为切入点，探讨灾害与气象学发展的互动关系，阐明气象学在转型时期面临的科学规范与公众需求的张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王瓒玮分析日本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海洋战略转型，强调其海洋战略存在的生态隐患。北京交通大学陈静基于1889年英国浸礼会参与山东水灾救助的案例，剖析晚清跨国赈灾中的权力博弈。与会学者围绕环境改造、知识构建与国家治理的多元互动展开讨论，反映出当下中国灾害史学界在全球史视角下重新审视中外灾害治理知识与实践的趋势。

第四分会场围绕中国共产党救灾与新中国灾害治理的实践进行讨论，不仅凸显中国共产党在硝烟烽火中的生存智慧，还呈现了新中国的防灾救灾图景。中国农业大学曹佐燕阐释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救灾的“太行模式”。陕西师范大学程森聚焦陕甘宁边区通常被视为“边缘性”资源的野草，何以在战争环境下转化为支撑根据地生存发展的关键资源。中国政法大学郑清坡以陕西南郑专区为例，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频发灾害所采取的独特救荒模式，认为其体现新生政权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中共中央党校高中华深入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理黄河的政治意蕴，认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治黄取得辉煌成就的关键。北京理工大学王娟、胡婉灵重新审视1979年国家法定植树节的意义，阐明其超越传统植树活动的自发性，被赋予了鲜明的革命性、创新性和务实性。郑州大学武艳敏基于新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梳理了毛泽东的灾害应对思想及实践理路。中国海洋大学蔡勤禹、于娜探究建国初期防灾救灾宣传战略的重要性，说明多元化的宣传方式有效普及了防灾知识、救灾方法，民众的防灾意识和自救能力显著增强。兰州大学范雯晓、张景平剖析新中国初期防旱抗旱运动深刻重塑基层灌溉管理体制，实现了从防洪为主转向抗旱为重，从地方传统水权组织转向民主管理乃至政府管理的转型。山西大学周亚以黄土高原“户包治理小流域”为例，呈现改革开放初期山西河曲县基层生态治理的创新。与会学者围绕灾害治理的实践逻辑、历史背景与当代启示展开深入交流，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灾害治理实践中展现的强大组织力、动员力和制度优越性。

第五分会场聚焦于国家财政和赋役制度、慈善组织与慈善实践等议题。新疆师范大学阿利亚·艾尼瓦尔围绕清代新疆灾害治理与财政政策的关系展开论述。山西大学韩祥以“丁戊奇荒”中山西税赋实征额为中心，分析了灾荒对地方税务结构及其财政运转的重要影响。太原师范学院岳云霄深入探讨了乾隆三年宁夏大地震后渠务经营中缙绅优免制度取缔的动因，揭示了偶然干旱与必然治理转型的深层逻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乙丹梳理了清代前中期灾荒赈贷中的地区特征与战略管理，揭示赈贷制度运行中的历史困局。苏州大学池子华以红十字会的赈灾职责，讨论民国初期红十字会转型期间医赈兼施的复合型赈灾模式。河南大学郭常英围绕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中国戏剧界的赈灾行动展开分析。苏州大学黄鸿山探讨了近代慈善家在扶贫教育以及劝善等方面的地方实践。西安文理学院李喜霞从慈善主体民间化的视角，分析了近代陕西慈善组织的经费来源，揭示了陕西慈善具有的政治网络化、土地依赖的区域特征。与会学者的讨论突破传统灾荒史框架，关注多元救济主体，采取量化分析与案例研究并重的方法，推动了灾荒史与财政史、社会史的交叉融合。

第六分会场围绕“多元视角下的灾害研究”和“水利事业与环境保护”展开深入研讨。云南大学耿金对中国16至20世纪上半叶饥荒时期食土现象进行深入考察。中山大学杜丽红反思学界对晚清卫生实践演变的研究多聚焦于知识传播而忽视实践的局限，提出从文明互鉴视角开展精细化研究。安徽大学朱正业评述灾害史料整理与研究，强调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必要性，认为灾害视角为理解近代淮河流域社会变迁提供重要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左承颖阐述从知识史视角研究近代中国灾害治理的意义，认为其能够打破灾害史的叙述惯性，跨越自然与人文的学科藩篱。复旦大学段伟、段琪展现明清大运河繁荣背后沿线地区付出的沉重环境代价，为理解水利工程与生态环境的复杂互动提供了重要案例。云南大学潘威、刘其恩关注嘉靖时期黄河下游的河道治理，揭示了环境治理中政治决策与自然规律的互动关系。吉林大学范立君考察了1912-1931年松花江流域的环境保护，不仅关注了移民开发导致的生态破坏，更揭示环境变化如何激发人类自发的保护意识与实践。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沈淼以1920年代西北、华北特大旱灾背景下兴建的绥远民生渠工程为案例，探讨水利工程建设与区域生态环境变迁的复杂关系。与会学者从生活史、知识史、生态史等维度探析灾害治理的复杂性，拓展了灾害史研究边界。

第七分场关注灾害防治中的国家、社会与民生，研究涉及的灾害类型丰富，注重小历史与大历史的融通、微观与宏观理论的结合以及历史与现实的观照。中国政法大学赵晓华考察清代省级救灾法规的类型、建设特点及转型，揭示其继承传统与近代化转型的双重特点。上海交通大学陈业新基于对嘉庆《凤台县志》的批判性分析，考察19世纪初淮河流域灾害环境下的民生状况，推进了县域灾害微观史的研究。湖南师范大学曾桂林、李朝玺研究光绪壬辰年罕见的全国性雪灾寒潮，呈现其时空分布、影响及社会应对。上海交通大学李玉尚从生态史角度探讨近代内蒙古草原开发引发的鼠类生态变化与中国鼠疫流行重心北移的关系，指出农业系统与疾病系统相伴相生。辽宁大学焦润明、卢国崇聚焦1910-1911年东北鼠疫大流行中的“中医治疫”功效问题，分析中医的独特优势、局限及其在防疫中的作用。厦门大学佳宏伟基于近代海关文献，梳理台风对沿海商埠的影响，以及海关主导建立的防灾预警与应对体系。杭州师范大学马幸子从长时段角度考察了历史时期灾害治理中的社会动员模式与公信力建设问题，强调国家与社会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这场跨越疫病、生态、制度等多领域的学术对话，展示了从定量模型到文化阐释等不同研究方法的交叉应用，为灾害史研究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

第八分会场讨论灾害文化与灾害信息流动。河南大学闵祥鹏、曹梦晨追踪“鼷鼠食牛”典故从先秦至唐宋的知识流变，揭示经典阐释对医学认知的政治重构。复旦大学冯贤亮以明末雹灾为切入点，梳理明代地方灾荒奏报的行政流程，阐释雹灾对江南赋税重地社会经济的剧烈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财政与地方民生双重困境。复旦大学安介生以民国绥远交通体系为钥，论述基础设施近代化对震灾救援活动的根本性支撑。南开大学贾国静探究清代河神信仰与黄河治理的共生机制，阐明国家如何将民间信仰转化为制度性文化资源。山东师范大学王林梳理了1910年清政府制定《赈务电报免费章程》以后，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对该章程的历次修订过程，论证技术革新与灾害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山西大学郝平以光绪十八年山西灾荒为中心，探讨了清代多元赈灾体系在月季尺度下的变迁与发展，指出官赈、义赈、教赈在时间层面形成动态协同，缓解了单一力量的季节性局限，也折射出国家权力、社会力量与外来宗教在危机应对中的角力与调适。河南大学张秀丽聚焦戏剧团体在七七事变后，通过公演、义演进行广泛社会动员的历程，认为战时戏剧活动在凝聚民族精神、促进民族认同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山东师范大学祝介梅从灾害史学术演进的脉络，剖析历史时期灾害信息的流动及其危机沟通的研究价值。与会学者聚焦灾害认知演变、灾害治理实践与灾害信息真实性展开激烈思想交锋，为深耕灾害史这一学术沃土提供有益启迪。

23日下午的大会闭幕式环节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赵晓华教授主持。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唐豹致闭幕辞，认为本次会议规模大、层次高、议题新，成果丰硕，影响深远；指出以李文海先生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灾荒研究团队”四十年来薪火相传，对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的工作始终给予密切关注和大力支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灾害史学科的体系化、科学化发展。他殷切希望新时代灾害史研究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关注公共卫生事件、科技风险等新兴领域，加强人才培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灾害史学科体系，立足国家战略需求，为防灾减灾实践提供历史智慧和理论支撑；号召与会学者以此次研讨会和纪念会为契机，继承李文海先生等前辈学者的优良学术传统，守正创新，携手共进，共同推动中国灾害史研究迈上新台阶，为全球防灾减灾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吴四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萧凌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吴羚靖、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程森、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韩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淼、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佳宏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贾国静等8位学者作各分会场总结汇报。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副所长李光伟、苏州工学院人文社科处马军伟分别对本次会议作总结发言和致谢，指出选择在江苏常熟举办会议具有特殊意义，这里是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先生的故乡，也邻近李文海先生的家乡无锡。灾害史研究不仅最具学术包容度，更兼具重要的实践与应用价值。学界同仁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在传承李文海先生等前辈学者经世致用学术精神的基础上，推动灾害史研究和学科建设不断迈向新台阶。本次学术研讨会历时两天，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