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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纪要|第三届武夷论坛·平行分论坛“千年之变:近代知识的转型与新诠”

发布:2026-04-01 来源:

2026322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南平市委、南平市人民政府、武夷学院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乡土中国研究中心、中共邵武市委、邵武市政府承办的第三届武夷论坛·平行分论坛“千年之变:近代知识的转型与新诠”在福建省邵武市武夷竹立方生态科创馆成功举办。

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项旋主持。邵武市委副书记米古月,邵武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晟,邵武市文体和旅游局、文联主要领导,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同志出席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林存阳,巴西巴西利亚大学教授罗德里戈·皮雷斯·德坎波斯(Rodrigo Pires de Campos),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曹刚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仲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剑利,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林辉锋,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陈忠纯围绕“千年之变:近代知识的转型与新诠”这一主题展开深入阐述和交流。

林存阳以《儒家文明与东亚世界:基于文明网络与谱系化传承的秩序建构研究》为题,提出“文明网络—谱系传承—调适转化”三位一体框架,重新阐释儒家文明与东亚传统秩序。他指出,儒家文明依托儒林群体与谱系化的历史书写,实现自我建构。通过比较中、日、韩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儒家文明在东亚的调适性转化。儒家内部传承的时间纵轴,与“天下—朝贡”秩序的空间横轴,共同构成了稳定的文明架构,其中蕴含的“谱系化思维”“和而不同”等理念,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东方智慧。

德坎波斯以《知识的交汇点:融合东西方范式,构建新型合作框架》为题,指出:从博弈论到制度分析,西方经典的合作理论虽然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是难以解释当下的全球合作危机,人们应该从根本上重新构想“合作”概念,通过东西方思想传统的积极融合,构建更为坚实的合作科学。他建议发起一项跨学科、跨国界的研究计划,通过来自多元文化与学科背景的学者持续对话,为21世纪打造具有变革性、实践性、包容性的合作科学。

曹刚华以《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全球文明互鉴共生的重要基石》为题,提出中华文明凭借深厚的包容性特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推动全球文明互鉴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历史上,中华文明持续融合多民族文化,吸收外来思想,形成了连贯而开放的文明结构,展现出强大的文化调适能力;在全球史视野下,中华文明通过物质交流、文化在地化调适等形式,实现了文明的多元流动与情感认同。面向未来,应该在理论建构、方法论创新、国际合作、文化自信“四维”实践中激活这一包容智慧,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全球文明新秩序。

张仲民以《试论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代笔”问题》为题,聚焦于近代中国学术史上长期被忽视的“代笔”现象。他指出,学人日记、书信等私密性材料揭示了大量代笔信息,牵涉诸多重要著作与学术公案。既有研究往往过度公开文献,容易将公开表达等同于具体实践,忽略了私密材料中呈现的思想矛盾、人事纠葛。因此,系统研究代笔问题,不仅有助于纠正既有学术与人物研究中的误区,更能深入揭示文化和学术生产的复杂机制,以及背后的权势结构与利益关系,为拓展学术史研究开辟新的路径。

杨剑利以《京都市政公所与民国初期北京市政改革的制度创新》为题,梳理了从清代到民国初期北京城市管理的变化历程。在清代,北京长期处于多机构交叉管辖之下,难以适应近代都市建设的需求。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的设立,实现了从多部门统管向专门市政体制的突破,标志着北京近代市政制度的正式确立。在实践中,这一制度创新推动了城市交通的改善,公共空间观念的重构,以及城市规划知识的现代转型。这些实践既验证了制度创新的实效性,也为后续城市治理积累了经验。

林辉锋以《伪史料的真价值:〈石达开日记〉的创作、流传及其影响》为题,通过民国前期风靡一时的《石达开日记》为个案,探讨伪史料的独特价值。他指出,该书是许指严出于经济利益、而非政治诉求,仿照清末革命党人伪造石达开遗诗的形式而创作的。这一现象反映了清末民初文化生产逻辑的隐性变化。该书迎合了都市消费主义与印刷资本主义的潮流,几经翻印,流传甚广,在学术界、文艺界、政治界产生了重要社会影响。这一案例的价值不止于辨伪本身,而且揭示了伪书承载的时代信息、社会心理与文化生产机制,为理解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提供了典型样本。

陈忠纯以《日据时期台湾民众“台湾意识”的历史考察再思》为题,指出“台湾意识”本质上是“中国意识”框架下的地域认同,但在长期的日本殖民统治中,形成了独特的自我认知。这种特殊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祖国认同”的想象性与现实偏差。由于信息封锁,台湾民众对祖国的依恋,更多建立在传统文化与历史记忆的“观念”之上,在光复后与国民政府的腐败现实产生碰撞。二是“主体意识”的强化与异化。在反抗日本统治的活动中,台湾民众形成了强烈的身份边界,面对光复后国民党当局的压抑性治理,这种自我意识进一步强化。分析“台湾意识”形成的历史心理机制,对于理解当前两岸认同问题具有重要启示。

 

图文:陈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