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留学生人数考辨

周一川

原文出处：《文史哲》2008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0年3月20

摘要：日本文部省档案和日华学会对中国留学生数量的统计，无疑是最具权威性的原始资料，通过对这两类材料的充分发掘，不仅完整的1906—1926年，1927—1944年间各年度的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统计表得以完成，也订正了由于统计机关不同标准不同和时期不同所造成的诸多相关问题。

关键词：留日学生；文部省；外务省档案；日华学会

近代中国留学生中，留日学生人数居各国之首虽无争议，但由于留学生可以无需护照，自由赴日，中国政府无法掌握众多自费留学生的去向；而且日中关系险恶，留日学界频繁的反日回国活动，也加剧了留日学生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因此，具体到各年度总人数的层面上，相关的统计数字往往出入颇大，特别是1906年至19鸲年的39年间，多数年度仍处于以推测为主的状态，存在诸多亟须填补的研究空白。通过广泛查阅对比分散在中日两国的大量留学生统计资料，笔者断定：日本文部省和日华学会”的资料，其数据来源是接收留学生各学校所汇总上来的详细的留学生名单和近况调查，因而可信度最高，史料价值也最为重要，但目前相关研究对其的利用十分薄弱。本文在充分发掘这两类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经过整合、确认和订误，首次完成了1906年至1944年间的39年间，多数年度仍处于以推测为主的状态，存在诸多补填的研究空白。通过广泛查阅，对比分散在中日两国的大量留学生统计资料，笔者断定；日本文部省和日华学会的1】[1]的资料，其数据来源是接受留学生名单和近况调查，因而可信度最高，史料价值也最为重要，但目前相关研究对其的利用十分薄弱。本文在充分发掘这两类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经过整合，确认和订误，首次完成了1906年至1944年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的准确考订。

一

1906-1921年的中国留学生统计，学术界目前仍主要使用二见钢史和佐藤尚子《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关系统计》一文[2]，文中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外务省档案中有关中国留学生统计的各类重要统计，归类整理成《明治末-大正期的留日学生数（1906-1921）》（见表1）：

表1  明治末-大正时期的留日学生数（1906-1921年）[3]

此表至今为止，一直是中日留学史研究者参照和引用率最高的资料之一。但是，笔者在重新考证留学生各类数据的过程中，发现了其中的学校统计数其实也存在着明显的错误。以1921(大正10)年为例，(锿1撕列接受中国学生的直辖学校数为44所，但笔者通过查阅外务省档案《直辖学校在学中国和朝鲜留学生人数调查(大正10年5月末统计)》中对各直辖学校中朝留学生人数的记载，发现1921(大正10)年接受中国和朝鲜留学生的44所直辖学校里，并不是有朝鲜学生的学校必定有中国学生，如上田蚕系专门学校、京都蚕业高等学校和山口高等学校，就只有朝鲜学生而无中国学生。因此，此年度接受中国留学生的直辖学校数就不是<锿1晰说的44所，而是41所。问题在于，20世纪20年代初日本文部省对留学生的统计，大都是中国和朝鲜同表，进行中国留学生的统计时，就必须把原始资料里朝鲜留学生的数据删除。而《表1的统计错误是，仅仅简单地将朝鲜学生人数从合计部分删除，学校部分却未经过相应的修改，没有除去只招收朝鲜学生的学校。此类统计错误不仅出现在(表1》中，当时的原始资料中也多有类似问题。因此，对《表1》接受中国留学生学校统计数字的使用需要十分的慎重。

1922—1926年的相关统计数字，则基本上届于研究空白。笔者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中多次查阅外务省档案，终于在留学生关系各类史料中发现了5册文部省有关中国留学生的统计资料。其中的两册是1923—1924年度《官公私立大学专门学校中国留学生现状调查》(《官公私立大学专门学校支那留学生现状调查功；还有3册是1924—1926年度惦关中国学生的调查》

这两类调查资料内容有别，前者慨状调查帜有官公私立大学专门学校留学生名单，没有综合统计；后者《调查蹦计范围广，除大学、专门学校外，还有中小学校等其他学校的统计，并有各类(总人数，专业睦别、学费历年人数变动等)综合统计。此外，对留学预备教育学校的学生也有统计，但此类学生并未被列入留学生总数，而是另行统计，分别制表。

附带说明的是，外务省档案中有关中国留学生的资料，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迅速增多，很多调查附有详细的留学生名单。这一现象与1924年日本开始的“对华文化事业”相关，资料应是为“对华文化事业”补助留学生一项内容作准备的。此前文部省有关留学生的综合调查表。大都是中国和鲜一起统计，只有综合数字，没有名单。20年代后期，除庚款补助学生之外，文部省的对中国留学生的综合统计资料又迅速减少，这应该与日华学会开始协助文部省外务省对留学生进行各类调查，并从1927年开始每年出版中国留学生名簿有关。

 这5册文部省统计资料的发现，使至今为止学术界一直处于未知状态的1923—1926年度的留日学生人数清晰起来，主要统计数字见《表2  1923—1926年留日学生总人数》

表2  1923—1926年留日学生总人数   

引人注意的是，1924—1926年度文部省的《有关中国学生的调查》共3册，格式相同，各年度都是按概要、综合统计备校留学生名单，各年度公私立学校数及人数、留学预备学校等几大类的顺序制成。其中1926(大正15年)年度末尾附有大正3年至大正15年期间的各年度公私立学校数及留学人数的统计表，此表为大正最后一年的统计，从而使大正时期的留学生数量一目了然，显然是研究留学生问题的一份重要资料。见《资料1》：

(①资料来源：文部省普通学务局《支那留学生=关  调查》大正15年5月末。外务省档案《在本邦留学生关系杂件》第3卷收录。②黑体字属抄录错字，正确数字为2742.)

笔者在以文部省统计资料为基准制成了《表2》1923—1926年留日学生总人数”之后，又与同为文部省统计资料的《资料1))相比，发现二者之间多处文字和数字出入很大，出现了下面三个疑问：

其一，文部省的统计为什么要把自己管辖下的官立学校数字排除在外?《资料1》的标题中写的是“公(地方政府)私立学校”，即统计不包括被称为“官立”的文部省直辖校。前面提到的1921(大正10)年的统计是将官立学校(值辖学校在学中国和朝鲜留学生人数调查(大正10年5月末统计)劝和公私立学校(《招收中国和朝鲜留学生公私立学校数和学生数调查(每年5月末统计大正10年12日印刷)幼分开统计的，共有两表。1924-1926年度文部省的《有关中国学生的调查》的留学生名单部分自然含直辖学校，是按官公私立学校的顺序排列的。但是，名单后各年度招收留学生学校和人数统计的附表的标题，却是“公私立”，而不是“官公私立”。其二，不包括官立学校的《资料1》的学校数为什么比包括官立学校<钹2>赶要多?其三，为什么无官立学校统计的《资料1》包括官立学校《表2》中1925—1926年度的总人数相同?

笔者在发现了《资料1》的前身1925(大正14)年度文部省《有关中国学生的调查》的附表‘‘接收中国朝鲜留学生公私立学校数及人数调查表(每年5月末现在)”(见《资料2幼后，使部分疑问有了答案：

对比《资料1》与《资料2》两表，可以发现：1926年的《资料1显然是将1925=年统计中的各年度的朝鲜学生统计部分去掉，再加入当年度(1926)的统计数字而成，但是，只将朝鲜学生数字去掉，并没有把接受学校中只招收朝鲜人的学校数除去，就使学校数字超出了实际招收中国学生学校数，属单纯的统计错误。这应该是学校数出入大的原因之一。

此外，《表2》是根据文部省附有名单的详细统计制成，可信度高。是否可以推测，1925年度和1926年度《表2》官公私立学校人数和《资料1松私立人数相同的原因，与负责制表的相关人员在制表过程中，未能认真确认统计表标题，将当年度的官(直辖)公私立学校留学生数加在了公私立学校统计表的最后，从而出现了内容和题目不符等差错。

至于为什么文部省《有关中国学生的调查》附表中无直辖(官)学校的统计表，仍难得其解。在前所提及的1921(大正10)年统计的两表中除公私立学校的统计外，另有直辖学校的统计，而这一项统计并没有在文部省各年度(<有关中国学生的调查腥存续下去，只可见到公私立学校统计的延续。直辖学校的统计表的消失，也很有可能与当时汇总调查材料制作过程中的疏漏有关。 至于1922年度，外务省档案里保存的文部省资料中没能见到相关的统计，但却有一份警视厅的调查资料可以帮助了解此年的留学生情况。此文件是警视厅外事课的《大正11年  中国关系事务概要》。此概要中对1922年留学生的统计为总数1530人，其中男生1455人，女生75人。此调查与文部省不同的是留学预备学校的学生也在统计范围之内。总人数里不含军校学生，注释里有“本表中虽不包括军事学校学生，但现有42名军校生”的说明。

至此，1906—1926年间的留学生人数基本查清，可据之制成表3：

1927—1944年各年度留日学生的统计，目前的研究同样是付之阙如，笔者通过对日本日华学会各年度的《中国留学生名簿》以及1940年后驻日本伪满洲国“大使馆”出版的姗洲国留日学生录))等相关原始史料的首次发掘，初步完成了对1927—1944年留日学生的统计，详见表4：

表4  1927—1944年留日学生统计表②

日本日华学会成立于1918年，最初是为帮助中国留学生适应留学生活而提供各方面帮助的民间组织，后成为财团法人，曾先后设立了几所中国留学生宿舍，为留学生提供住处，并为留学生入学进行斡旋。自日本政府利用庚子赔款实施“对华文化事业”，开始对中国留学生提供学费资助之后，日华学会逐渐成为协助日本政府对留学生进行调查监管的半官方性组织。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进入美国占领时期，日华学会被解散。

日华学会1927年设置了日华学报部，开始发行《日华学报玖刊登各类与留学有关的消息和报道。同年，日华学会开始对留学生进行各项综合统计，出版留学生名簿，到1944年为止(1945年不明)历时18年，共出版了18册。日华学会的《中国留学生名簿玖根据时局的变化曾先后几次更改书名。第1版到第6版称《留日中华学生名簿众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成立后，第7版到第10版改称《留日学生名簿玖第11版到第13版又改名为《中华民国·满洲国留日学生名簿》。自1935年始，伪满洲国驻日“大使馆”开始进行留学生统计，出版《满洲国留日学生录众因而日华学会从第14版(1940年度)开始只进行中华民国学生的统计，又一次将名簿改名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名簿》。

日华学会留学生名簿的统计形式前后也有若干变化，大部分年度是以文部省直辖校、官公、军、私其习预备学校的顺序排列，各校在学的每个留学生均有年龄、专业、出身地、出身校、官自费等详细的记载，在备注里还有是否回国未归等记录。此外，名簿的各项综合统计为了解当时留学生的状况提供了重要的数据。可以说，日华学会的留学生名簿是研究此时期留日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

日华学会的留学生统计与文部省有很大的不同，不仅是文部省未曾收录的军事、铁道各类学校都在统计范围之内，就是留学生进行实习的林业及工业等各类试验场、讲习所、研究所等，也都收录在名簿中。因此，其统计范围要比文部省宽得多。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

其一，1940年后日华学会只对中华民国留学生进行统计，因此慷4》当中伪“满洲国”留学生的统计，都是依据黼洲国留日学生录》的数据，《满洲国留日学生录》自1935年出版，每年一册，到1943(1944年不明)止共出版了9册。

其二，翻阅日华学会留学生名簿，发现其统计也并不是毫无疏漏，即便是当时名簿的制作人也在不断补充，修改其内容，在印刷后的版面上仍有手写的改动之处。

其三，《表4》在学籍总人数的资料来源，主要是1939年的《第13版  中华民国满洲国留日学生名簿旃n1944年的<<第18回  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名簿》中的《留日学生省别年度别员数表玖1940年后还使用了龋洲国留日学生录》的统计数字，是除去双重学籍人数的“在学籍”的留学生总数，“在学籍”并不意味着在校就读，休学人数也包括在内。1939年的留学生数里，有更细致的分类，即除去休学和回国的人数的实际在学人数(残留实数)的统计。如果统计标准改为实际在学人数统计的的话，总人数的数字将会减少很多。如1939年度，休学和回国的学生数即有415人。

其四，在二战进入最后阶段以及日本战败后，大多数留日学生都陆续回国。但也有因各种原因仍滞留日本的留学生。笔者通过查阅1946年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同学总会出版的《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名簿，也基本掌握了此年度留日学生的具体人数。此名簿是手刻油印版，序言中对1946年4  月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同学总会的成立过程、组织起来的重要性，以及在日留学生的苦恼和将来回到祖国的希望等都有论述。从目次可知，当时在日的留学生就读的学校及部门非常分散，千余名留学生就读的大学次学专门部、专科冲学预科等共有219处。名簿后附有中华民国留日学生省别表，从此表中可知1152名留日学生中，台湾省出身的居多数，为734人。大陆出身的留学生为428人。由于前文1906至1944年的各类中国留学生统计，均未包含当时作为日本殖民地的中国台湾地区的学生数，因此本文未将此名簿的数据并入《表4》之中。 

三

必须指出的是，因统计机关、统计标准的不同和变化，以及各类统计误差的存在，本文各表中“精确”到个位数的一连串的数字，只能作为“概数”宋对待。

第一，统计机关不同。

文部省20年代的《官公私立大学专门学校中国留学生现状调查)>和俯关中国学生的调查》以及  日华学会各年度的名簿中，作为调查对象的学校名一目了然。查阅学校种类可知，文部省不收录军事、铁路等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学校，对留学预备学校的学生作另类统计，人数也未收入留学生总数里。日华学会不同，收录范围广，不仅是军校铁道各学校，就是配置在各兵团，以及各工、农、蚕业试验场的学生也都收录在名簿中。自然留学预备学校的人数也在统计范围之内。东亚高等预备校每年都有数百名学生就读，仅此一项的不同，就会造成两者统计之间统计结果至少有几百人之差。

警视厅外事课《大正11年  中国关系事务概要》的调查对象包括东亚高等预备校，但是总人数里不含军校。对军校的人数仅在备注里写有“本表不含陆海军留学生。军校生现为42名”。概要记载大正11年的留学生总数为1530人，此外还列有大正5年到大正10年的总人数。数字如下：

由此可见，不同的统计机关，各自有自己的统计标准。因标准不同，会造成各类统计间产生很大的数差。本文不把以文部省统计为主的《表3》(1906—1926年)和以日华学会统计为主的《表4》(1927—1944年)合成一表，其原因就在于此。

第二，统计标准的不同。

统计机关不同必然统计准则不一，即便是同一统计机关，由于各类原因统计标准也会发生改变。

日华学会从1940年始改变了统计对象，仅对中华民国留学生进行统计，不含伪“满洲国”留学生。此外，日华学会对接收留学生学校和机关的统计，20年代后期是以同一学校为单位，本科生、专科生颀科生都一并进行统计。进入30年代后逐渐开始以教育水平为分类标准，即使是同一所大学，本科、专门部顾科学生都分门别类，同一学校在目录中出现两次，三次的现象很多，所以慷四》中1931年(1930年不明)以后的数字比一般意义上的学校数字要多。在1931年度的统计中，明治大学和明治大学女子部，早稻田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第二高等学院是分别进行统计的。

澳洲国留日学生录加935—1936年度的统计范围广，除一般留学生外，还包含官吏留学生(各机关派遣)的统计，1937年开始仅对一般留学生进行统计。因此，《满洲国留日学生录》1937年前后的统计数据不能不经说明一并使用。黼洲国留日学生录埘接收留学生的学校数的统计，与日华学会的30年代后的统计方法类似。另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峪洲国留日学生录加935和1936年度是按学校类别分类统计的，1938年(因没有找到1937年度《满洲国留日学生录A1937年度不明》)后采用的是先分男生部和女生部两大类．然后再按学校类别进行各项统计的方法。这样就出现了男女共学学校(如东京音乐学校)学校数重复统计的现象。

文部省对中国留学生较详细的调查资料，集中在20年代初，现在已知的是前面已提到的两类统计。一类是1923—1924年度的《官公私立大学专门学校中国留学生现状调查》(2册)；另一类是1924—1926年度的防关中国学生的调查H3册)。此两类调查有不同的调查标准，前者的调查对象仅是大学和专门学校的留学生，后者除大学和专门学校外还包括中小学校。

因此，即便是使用同一机关的调查数据，如不警惕统计标准中途改变现象，也会得出背离事实的结论。

 第三，统计时期不同。

从清末至民国期间国内政局动荡，中日关系恶化，留日学生的人数波动非常大。大多数留日学生都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此外在留学界爆发的几次大规模的反日回国运动也都有大批留学生弃学回国，之后又再度返校复学的也为数不少。如果留学生调查的时间是在这种特殊时期的话，即便是同一年的调查，仅是调查月份的不同，其人数之差将不是几百人，而是数千人。

第四，统计不完全和统计错误。

文部省的1923年度《有关中国学生的调查》中没有收录东京女子医学专门学校，根据日本学者的调查可知，同年此校至少有8名留学生在学。1924年度的调查中增添了此校的内容，由此可知，1923年度的统计并不全面。

《表4》中女留学生的人数(除伪“满洲国”外)，是查阅各年度日华学会名簿汇总而成。1931年后日华学会尽管在各年度的名簿里都有女生的统计数字，但在其备注里还有如下的补充说明：

    1931年：一部分预备学校女生数不明。

    1933年：据推测女生人数在120~130名左右。

    1934年：据推测女生人数为200名左右。

    1935年：据推测女生人数在370~380名左右。

    1936年：据推测女生人数在500~600名左右。

以上推测人数均超出《表4》同年度女生统计人数，由此可见，名簿的统计者和制作人也认为同年度女生人数是不完全的统计数字。又，根据日华学会1928年名簿可知日本大学有177名中国学生在学，而在1929年的名簿中日本大学人数栏目里只有“未调”二字，因此同年总人数也属不完全的统计。

总之，有关中国留学生的日方原始资料中的统计错误并不少见，有单纯的取舍计算错误，还有抄录笔误。核实史料，去伪存真，仍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基础工作。